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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史 同人
按：中国由有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明白先进工具对工作的重大帮助，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进步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产生的先进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自是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紧密结合的，自然不会排斥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电台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对党的工作尤其是秘密工作有着巨大的帮助，自然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建立自己的秘密电台系统？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期间有哪些前辈做出了贡献？……上海隐蔽战线诸多令人着迷的历史秘密就在系列文章中一一呈现！ 往期回读： 第三季  
一、借用国际电台 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借用孙夫人这部电台后，启用了冯雪峰带来的密电码，李云先前的密电码作废，她告别了电台机要员工作，成为驻守机关的联络员并负责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 郑育之成为冯雪峰的交通员，而她的丈夫周文则做了冯雪峰的秘书、译电员，郑育之从艾黎家取回电文交周文译电后，于每天早上七点钟将电文送到李云家，冯雪峰以及之后到上海的潘汉年每天早上来到李云家看电文。 鲁迅曾两次拿出钱来，叫冯雪峰为陕北的毛润之买点东西，冯雪峰交代周文去买了火腿、香烟、围巾等物，周文担任冯雪峰的政治交通员出差去西安时，把这些物品带到西安，再由西安地下党带到陕北。 宋庆龄于1936年6月正式向冯雪峰提出更换联络员的要求，据李云的回忆录和相关史料，主要原因有：董健吾自陕北之行后，经常以各种理由向宋庆龄索要财物，并“在外面用孙夫人的名义胡吹乱说，到处搞钱”，小交通董惠芳也向宋庆龄提出给她买一辆自行车的要求，更让宋庆龄不能接受的是董惠芳“在学校的登记簿上，竟然写上宋庆龄是她的保护人。” 李云于是成为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直到1939年她奉调去延安。 潘汉年于1936年秋到上海后，动员董健吾去根据地，董健吾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竟对潘汉年说：“你开除我党籍我也不去。” 老资格的中央特科成员，往返陕北多次，护送冯雪峰到上海，又护送斯诺、马海德到西安、安排毛氏兄弟安全抵达巴黎，间接使张学良坚定联共抗日决心的董健吾从此“与党疏远”，红色牧师“就此自动脱党而去。” 解放后，董健吾靠在澡堂给人按摩敲背以维持生计，这大概就是与领导作对、不服从组织分配、不坚决跟党走而导致晚景凄凉的最生动写照。 1936年9月，蔡叔厚通知涂作潮，让他即刻启程前往西安，这是周恩来发来的调令，为的是让机务高手涂作潮协助刘鼎在西安建立电台，联通张学良公馆与陕北的无线电台。 差不多在同时，被宋庆龄切断联系的史沫特莱受刘鼎邀请，也到了西安。
几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四面受敌、遭遇重重围堵的工农红军和中共中央再次绝处逢生，避免了“再次长征”，从此在陕北安定下来。 根据李云的回忆录，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深夜，“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上十万万火急”，这份电报除通报西安张杨兵谏事件外，“同时提出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 “大约过了几天，中央又发来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内容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关于后来的这份电报，在《宋庆龄推动二次国共合作的卓越贡献》（作者：张梅玲）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于（1936年）12月19日电告在沪之潘汉年，要其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之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中共中央在几天之内，从拘蒋、杀蒋到释蒋、联蒋，也来了一个急转弯，相信看了此文，你对其中原因已完全了然于胸。 潘汉年按照中央指示，让李云“去宋庆龄那里代他约时间，向她转达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宋庆龄听后非常高兴，于当天下午两点会见了潘汉年，当潘汉年说不知该向谁转达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时，宋庆龄笑笑说，子文刚刚来问计于她，美龄也打来电话要她帮忙，你就去南京找他们兄妹俩吧。 在宋庆龄的鼎力相助和周密安排下，使潘汉年抵达南京后“直趋宋美龄公馆，向她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望她赴西安劝蒋抗日，和平解决，保蒋安全。这进一步促成了宋氏兄妹下决心赴西安救驾。” 这部设在“外国朋友”家中的秘密电台，为中共完成了它最具历史价值的使命。
二、冯雪峰的移交 路易·艾黎的住处遭租界巡捕、包探、电力公司组成的检查小组搜查后，电台即被转移到了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汉斯·希伯、秋迪·卢森堡（裘尔斯）夫妇家里，中共的报务员田宝洪（田保洪）干脆就住在了他们家里。 老王（或许就是田宝洪的化名）自己装配的、不能呼通陕北的收发报机也搬到了这里。 但长久借用挤占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总不是办法，为能修好上海那台无法使用的电台，自然就想到了硬件高手涂作潮。 1937年元旦前夕，在陕北云阳的红军总部，李克农把涂作潮找去谈话，交待说：“你回上海工作吧，你对上海熟悉……” 接着李克农与潘汉年、涂作潮两人当面商妥在上海如何接头等事情后，涂作潮去向周恩来辞别。 周恩来一番嘱咐后交给“木匠”一支自来水笔，告诉他这支自来水笔中藏有一封给张学良的信，要他到上海后把它交给潘汉年，然后由潘汉年转交给张学良。
涂作潮到达上海，仍化名蒋贵庭，住进了新闸路新闸旅馆。 这是涂作潮第四次到大上海，第一次是从长沙木匠铺到上海恒丰纱厂打工，第二次是从莫斯科到中央特科搞电台，第三次是从苏区九路突围后，英雄落难、孤身只影找到了蔡叔厚，这次是受李克农指派到上海继续搞秘密电台，等他第五次到上海的时候，已是接收两大电讯公司的解放军军代表了。 涂作潮抵沪一周后，与后到的潘汉年接上了头，并把水笔交给了潘。 根据指示，涂作潮在新闸路某弄租了一亭子间安顿下来后，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一天，王少春领着田宝洪找到了涂作潮，告诉他需要修理一部电台。 涂作潮按约定日期来到裘尔斯的住处，见到了那部无线电台，经过“木匠”两天时间的修理，电台终于能与延安呼通。 冯雪峰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电台与中央联系，但他在整顿特科和文委的工作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文委书记周扬等人抵制冯雪峰的领导，一定要冯雪峰拿出中央的介绍信来，否则恕难从命。夏衍等人也对冯雪峰先找党外、后找党内表示不满，并认为冯雪峰仅靠拢鲁迅这样塔尖式的大人物，而把作为基层的他们忽略了。 冯雪峰让王学文、周文等人去做工作，也没能做通，于是冯雪峰继周扬解散左联之后，解散了文委，又把王学文调去陕北，成为他到上海后的两大工作失误，得罪人头太多后，冯的工作更难开展。 王学文离沪赴陕前，将手上的特工人员全部移交给徐强，其中就包括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日籍情报员以及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最后一脉骨血，如高原、季明、卢志英、殷扬（扬帆）、郑文道（程和生）、钱明（张友渔、尤迁、景若南）、李德生、刘钊等等。 这些人员成了上海情报科的核心骨干，特别是日籍情报员加入后，与东京的拉姆扎小组声息相通，生死相依，在抗战前期获取了大量诸如日本天皇御前会议纪要、日本大本营会议决议案等最高等级的绝密情报，使上海情报科成为中共当时最牛气的情报机构（详情请参阅《“国宝”级的日籍情报员》）。 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文委的邓洁满肚子委屈到延安后，就向中央反映了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和现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7年4月4日，洛（甫）、毛（泽东）、博（古）联名致电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为建立沪方工作，决调刘晓、刘少文两同志，请即电调并令即日起身来中央，以便随周出去。” 1937年4月下旬，军委中央机要科外交组机要员朱志明接到科长叶子龙的通知，让他即刻从延安赶到西安，向周恩来报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对朱志明说：“现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开通了电台联络，有报务员，但没有密码和译电员。现在派你去上海做机要工作。上海是白色区域，从延安派人去很不容易，你要做长期打算，安心工作……” 几天后，朱志明随刘少文乘上火车，于1937年5月上旬抵达上海。 在指定的接头机关里，朱志明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李克农、王少春、潘汉年、冯雪峰等人，李克农指着徐强对朱志明说：“你以后就住在老金家里。” 朱志明便从浙江路的神州旅社搬到了浦石路杨家弄15号的二楼亭子间里，在这幢二层楼房里，一楼是一个掩护性质的五金店，住着一对夫妻，二楼则住着徐强、李云一家。 住进徐强家后，朱志明立即启用了带来的新密电码，并传达了军委领导的指示：为保密起见，译电员与报务员之间不得自行联络，由交通员负责电文的传递。
冯雪峰之前使用的密电码自此作废，徐强直接受刘少文的领导，李云换下郑育之，再次担任传递电文的交通员，周文也不再担任上海西安之间的政治交通员，改由老交通熊志华担任。 在此期间，周文、郑育之夫妇担任了王稼祥赴苏疗伤前在沪候船期间的掩护工作，也顺利完成了护送丁玲前往陕北的工作。 冯雪峰由此向刘少文完成了情报、电台、交通工作的移交。 6月11日，冯雪峰收到署名洛甫的电文：“刘晓同志将于日内动身来负责党的工作……此事绝对秘密，一切由刘面谈。” 数天后，刘晓、张毅夫妇抵达上海。 不久，刘晓电告延安，要求增派干部，延安派刘长胜来到上海，郑育之的二姐郑玉颜后来成为刘长胜的夫人。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变更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由李克农、潘汉年先后担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刘少文任秘书长。 刘晓专门负责地下党的组织工作，重建了中共江苏省委（辖江浙沪皖等地区），在重建后的江苏省委班子里，已看不见原临时工委三人领导小组之一冯雪峰的名字了。 冯雪峰后又与博古在南京发生争执，认为与国民党的谈判是投降行为，书生意气浓的冯雪峰赌气返回上海，未得潘汉年等人同意，就回义乌老家专门从事创作去了，由此脱离党组织两年，后在家乡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徐市集中营达两年之久。 经同学郭景唐的多方奔走和鼎力营救，冯雪峰终于得以保外就医，于1943年5月到了重庆，六年多的时光一晃而过，他在组织中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 建国后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均受到冲击。 曾做过冯雪峰交通员的郑育之在其回忆录《多年的愿望》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75年的一天，郑育之辗转找到嗓子已经沙哑的冯雪峰，两人谈了许多情况后，冯雪峰高兴的告诉郑育之一件事，并让她绝对保密：“周扬同志一出来（指隔离）就来看我，拥抱着我，握着我的手哭了。” 当郑育之问为什么周扬会来看他时，冯雪峰说：“他现在的处境，了解到他过去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时过境迁四十年，周扬的无言忏悔或许是冯雪峰逝前最感欣慰的事。 1976年的大年三十，当夜幕降临、爆竹声声时，冯雪峰病逝。 曾嫁夫胡也频、冯达、陈明的丁玲，以后每到除夕夜爆竹声响，便会喃喃自语：“雪峰就是在这个时候死的。”
三、李白备胎转正 1937年7月，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找来红军通讯学校二期的学生李白（原名李华初），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博古同志将去南京配合周副主席与国民党谈判，派你随博古同志去南京，按周副主席的指令建立电台。 李白随博古一起到南京，但在南京设立中共公开的通讯电台遭到国民党的阻挠，李白遂被派到上海筹建预备电台。 为给这个预备电台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掩护身份，李克农与同住一处的救命恩人、同乡前辈单志伊进行了商量。 李克农（李泽田）、阿英（钱杏邨）、王少春（宫樵岩）在芜湖大观山民生中学干革命时，单志伊是该校的校董，也是警察局的顾问，某天警察局长喻为樵给单志伊看一份缉捕名单，李克农、阿英、王少春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单志伊一面以烟茶水果稳住喻局长，一面让儿子单惠民急往学校向李克农等人报信，后又向他们接济逃难的盘缠路费，由此李克农等三人皆称单志伊为救命恩人，均对其极为尊重、执礼甚恭。 单志伊一家迁上海后，其子单惠民以开诊所谋生，单家也仍继续接济生活宭迫的王少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李克农任上海八办主任，住法租界福煦路多福里21号（“李公馆”，今延安中路504弄），见单志伊一家住在华界不安全，将其一家老少接到李公馆二楼居住。
住在二楼的还有刘少文以及从徐强家搬来的机要员朱志明，此时的朱志明面黄肌瘦，经单惠民诊断为肺结核，于是天天为他打针治疗。 李白到上海后，化名李霞住进新闸旅社，李克农、刘少文派王少春、涂作潮、田宝洪分头与李白接头。 田宝洪与李白接头时，方知两人还是浏阳同乡，又都是十五六岁就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的老革命，均感到分外亲切。 李克农与单志伊商妥后，派人租下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单志伊一家、李白就都搬了进去。 自此，房子的一楼是“单惠民诊所”，二楼是单志伊一家的住处。李白以单家亲戚的名义住在三楼。白天，他将100瓦的电台拆卸后放在两个皮箱里，与二楼单家的箱子存放在一起，晚上要收报时则将皮箱拎到三楼自己房间。 此时作为备用电台负责人的李白工作很轻松，只是抄收新华社新闻，王少春担任了报务员田宝洪、李白与机要员朱志春的交通员，每天走动于裘尔斯家、单志伊家和李公馆之间。 据朱志明的回忆文章《我的机要工作生涯》记述，这段时间通过他译电上报中央的重要情报有“侵华日军分布各地的部队番号、人数、官员名单、武器装备、作战部署；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反应，上海社会名流思想动向、重要言论；外国对中国抗战的反应；英美法等国政府对我国抗战态度；上海的政治、经济、金融、市场等变化；国民党调往淞沪和其他抗日前线部队的情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勾结日寇进行密谈的情报。” 上海华界沦陷后，租界成为一片“孤岛”，上海八办公开身份的工作人员相继撤离上海，朱志明搬到了贝勒路148号，与李白同住。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全军仅有电台34部，远远不能满足军事和情报工作的需要。
新四军曾花费3500大洋购买了一台15瓦的电台，申光得知此事后，向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建议去香港采购无线电器材后自己进行装配，这样花3000大洋就可以装配10部15瓦的电台。 王诤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批准拨款3万大洋给申光。 申光遂于1937年底启程奔赴香港，在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的协助下，采购了可以装配100部小型电台的器材、40部手摇发电机等设备；又在宋庆龄及其弟弟宋子良的帮助下，顺利免税通过香港海关，经八路军交通运输科王超北、龙飞虎、邱南章等人的承运下，历经艰辛将这批器械设备经越南、广西、四川等地辗转运抵陕北。 装配了这100部电台后，中共开始在各大城市铺设电台，申光奉命在武汉建立电台，因缺少熟练的报务员，田宝洪从上海被调到武汉，并很快升任台长，他后来又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报务员，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时，田宝洪已是军委中央总台台长。 田宝洪调走后，李白的电台成为上海地下组织与延安联系的唯一一部电台，李白短暂的轻松生活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1年的紧张危险的潜伏生活。 四、活跃分子王一知 一天，杨代诚、蒋冰之分别收到了同学挚友王淑璠的信件，约她们一起到上海就读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
1922年2月在上海入学后，三位青春少女凑到一起，商量一起改名字，以示与旧封建、旧社会、旧家庭的决裂。 王淑璠改名王剑虹，取自龚自珍诗“美人如玉剑如虹”，蒋冰之闭上眼睛在字典里摸字，摸到一个“玲”字，随后连姓也改了，大概取“零丁洋里叹零丁”的谐音，改名为丁玲。
学生时代的王剑虹（右）与丁玲（左） 杨代诚认为自己对大上海一无所知，对革命知识一知半解，是王剑虹带自己踏入这一全新的天地，遂像丁玲一样，把姓也改了，改名叫王一知。 杨代诚改名王一知后十五年，东北抗联女战士郭维轩也改名为王一知，因为同名同姓，造成很多文章把抗联女战士王一知的戎装照张冠李戴到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一知身上。
抗联女战士王一知
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一知 王一知后在俞秀松、刘少奇介绍下入党，成为党在平民女校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表现活跃，毛泽东对此印象很深。 后来王剑虹成了瞿秋白的妻子，王一知成了张太雷的妻子，丁玲成了胡也频的妻子，这三位丈夫先后都成为中共著名烈士。 王一知的女儿龚伊红在其回忆文章《听我讲妈妈过去的事情---王一知的故事》中称龚饮冰是她的“继父”，她称呼龚饮冰为“龚伯伯”，她说“龚伯伯”与她妈妈在抗战时期领导上海三部地下电台时，自己是十来岁的年纪。 张太雷与王一知只生育一子名为张知春，龚饮冰与王一知又是在七七事变后于天津结婚，正疑惑间，龚伊红在她的另一篇回忆文章《母亲音容永驻我心中》中，她坦言“我的父亲刘少文……” 这让我们蓦地想起在本文第一季有关黄平的记述中，曾提到黄平在北平视察工作时，曾有几天住在刘少文、王一知家中一事，由此可以推断，龚伊红应是刘少文、王一知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时生育。 龚饮冰和王一知在天津结婚后，两人来到王一知的家乡——湖南芷江，准备在那开一个进步书店，却接到了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调令。 1938年初，龚饮冰将万源湘绣庄开到了上海，一家老少也迁住上海，龚饮冰的公开身份是万源湘绣庄的总经理，王一知则是全职太太。 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职业和身份掩护相当重要，史料没有披露在这段时间李白的公开身份和掩护职业是什么，但从他撤出单志伊家一事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有职业掩护的。 单惠民医生一天上楼时，看见一个身穿长衫的人，手上拎着李白的两个皮箱正从楼梯下来，看他神色慌张的样子，判定他是一个小偷，即上前厉声呵斥，并打了小偷两个耳光，小偷落荒而逃。 单惠民随后打电话给李白，告知小偷进门事，为了安全，让他暂不要回家。等李白被安置到王一知家中后，单惠民雇车把两个皮箱送到王一知家中。 这是王一知在其回忆文章中所说的李白密台第一个台址“因故撤销”的原因。 又据龚伊红的回忆文章，这时候不但李白暂时住在他们家中，译电员朱志明（化名龚志明）及刚刚参加革命、担任朱志明助手的梁毓哲（化名梁一平）也一起住进他们家，朱志明改姓龚后，龚伊红称呼他为“哥哥”，而对梁毓哲则喊他“梁哥哥”。 龚饮冰、王一知夫妇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对各种身份伪装无所不用其极，龚饮冰就曾伪装过一个身披袈裟的居士，建国后毛泽东曾开他玩笑，称他为“和尚部长”。 龚饮冰夫妇对住到他们家里、阔嘴厚唇、身材高挑、剑眉大眼的李白，开始传授文化知识以及如何在白区潜伏的常识。 五、龚、王领导的密台 徐强直接领导的情报科在收集情报的同时，还组织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简称武抗），此举却被人抓了小辫子。 情报科成员、中医李德生为求上位，告发徐强作为情报负责人“手伸得太长，居然抓起武装来，”于是徐强于1939年被调到延安，接受中社部康生的审查。 同年冬，刘少文、王少春也接到返回延安的命令，李德生再次谋求上位，但刘少文最终提拔了北平特科的吴成方为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而让李德生担任了南京情报组的组长。 王少春走后，龚饮冰成为涂作潮、李白、朱志明的直接领导，后来也成为郑执中、杨建生密台的直接领导，这三部电台均直属于军委系统。 为使密台、人员安全，落实报务员、译电员分开的原则，龚饮冰想到了涂作潮。 涂作潮在赫脱路572号租下房子后，开设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还把空余房子低价租给了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宋金朝，又在宋金朝的介绍做媒下，36岁的涂作潮与有过孩子的张小梅结婚。 龚饮冰让涂作潮停办“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同李白合作设立新公司，并教李白学习机务，使之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无线电技术员。 涂作潮卖掉“恒利”后，便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租了一幢临街有两间店面的房子，一楼开设了“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是老板，一家几口住在二楼，李白为账房先生，与裘慧英住三楼，电台即设在三楼，龚饮冰调来顾根生做学徒。 李白的电台是涂作潮改装的10瓦电台，装在两个皮箱里的100瓦电台则安放在龚饮冰家中。 王一知担任译电员朱志明的交通员，何建初（何健础，何孟雄堂兄）担任李白的交通员，王、何两人互换电文的联络点是在何建初的住处。 李白在涂作潮的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装配和修理电台的技能，正合作愉快、工作顺利时，1941年春末，学徒顾根生突然失踪，给涂作潮、李白等秘密工作人员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涂作潮向龚饮冰提议，李、涂应该“分家”，以免被一网打尽，李白赞成涂作潮的建议。 龚饮冰同意后，1941年冬，涂作潮离开了“福声”，在新闸路1720号租了一处房子，开设了“闻远无线电公司”。 原“福声”公司的一楼由地下党员康善贤承租，“也搞修理收音机的行当。”李白仍住“福声”三楼，但电台则迁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的一处房子中。 此时的李白经组织的安排和王一知的撮合，已与裘慧英弄假成真，假扮夫妻成为了正式夫妻，职业和身份掩护都有了。
李白、裘慧英夫妇 龚饮冰、王一知夫妇领导的第二部电台是郑执中（忠）台。 郑执中是江西兴国人，参加红军后因念过两年私塾，有文化底子，被选拔到红军通讯学校二期（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学习无线电，他在训练班的班长就是李白。 他在长征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随伍云甫、刘寅、李白等人被编入到左路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又随西路军浴血河西，是随李先念突围到新疆的400名幸运者之一。 回到延安后，曾先后在军委会、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担任电台台长，1939年9月奉命到上海建立电台，受龚饮冰的领导。 郑执中到上海后，先潜伏在辣斐德路和福履理路之间的陈医生处。 1940年6月，15岁在川陕根据地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杨建生（杨健生）、“还有一个北方同志”也来到了上海，与郑执中一起管理电台。 这部电台就是存放在龚饮冰家中、装在两个皮箱里的100瓦电台，涂作潮认为这部电台功率大，耗电也大，容易引起邻居怀疑，而且功率越大的电台电波信号越强，容易被敌侦测，应该更换成小功率电台。 龚饮冰没同意，涂作潮在《“木匠”的回忆》中说：“一天，我请龚饮冰来看这部电台。我把房间里的电灯熄灭后，一按发报机的电键，电灯自己就随着闪亮。龚饮冰这才承认使用100瓦电台不安全，并叫我装配了这部10瓦电台送给他们。后来这部100瓦的电台，龚饮冰叫我送到昌平路东京路某教堂赵子安牧师那里保存。” “这里的电台报务员是杨建生、郑执中，另外还有一个北方同志。后又由于有个同志犯了错误，龚饮冰便决定把电台转移到善钟路一个湖南人家里，这个湖南人当时在日伪银行里工作。” 迁到善钟路建立电台的是郑执中，他开设了一个瓷器店作为职业掩护，组织上又选调卢云林与郑执中假扮夫妻作为身份掩护。
郑执中、卢云林夫妇 杨建生则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内建立电台，组织调派杨建英（原名张根妹）与其假扮夫妻作为掩护。 三部电台便如王一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开的都是“夫妻台”了。 李白和郑执中一起在苏区参加无线电培训，随后一起长征、西征，一起突围到新疆加入了“新兵营”，又一起乘坐苏联军用卡车，从新疆重走河西走廊，经兰州、西安到达延安，堪称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兄弟。 如今他们又先后来到了大上海，一起受龚饮冰的领导，一起在此做秘密电台工作，一起在此娶妻生子，但没有史料表明他们是否知晓对方就在同一个城市，是否见过面，即使对方就在隔了几条街道的那幢房子里。 李白和裘慧英，郑执中和卢云林都成为正式夫妻，唯有杨建生、张根妹最后没能成为正式夫妻。 据张根妹后来的回忆，当时需要紧急撤离时，自己因为身患疾病、体质虚弱而留在浦东弟弟家里休养，没有随杨建生一起撤往新四军驻地，以后便山重水隔、音讯不通。几年后杨建生听闻张根妹已经牺牲，即另行婚娶。 当上海解放两人重逢时，已是物是人非，张根妹遂改名为杨建英，与杨建生以兄妹相称。 与李白、郑执中、杨建生三个报务员联络的交通员是何建初，机要译电员还是朱志明（梁毓哲为助手），机要交通员则仍是王一知。 龚饮冰指定季建石负责照顾此三部密台工作人员的生活，按《华克之传奇》记述，是“负责照料他们的一切”，王一知也时常会到各报务员的家里去串串门。 六、潘系统的密台 潘汉年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后，“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管香港、澳门、上海和南洋的情报网络。” 1939年9月，潘汉年带着董慧（后成为潘汉年第二位妻子）和年仅19岁的刘人寿、18岁的黄景荷进入上海，开始他们人生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香港富商之女董慧，从上海私奔到延安的刘人寿、黄景荷，都是初出茅庐的地下工作者，但潘汉年已不再是夏衍刚认识时在中华书局干干“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的伙计了。 现在的潘汉年接触的，无论国共双方、民主党派还是日伪政权、洪帮青帮，都是响当当的头面人物，无论在国统区、沦陷区还是在租界、香港，他都是一个半公开身份的中共要人。 他与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邓文仪、张冲、曾养甫等国民党要人都有直接的接触；他通过多面间谍袁殊，与日本外务省谍报系统的岩井英一建立关系，并与香港的日本领事馆谍报机关达成互换情报的协议；他通过关露姐妹，与汪伪政权的李士群、胡均鹤（两人都为中共叛徒）建立关系，开辟了一条从上海经镇江、仪征到达淮南新四军的交通线；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则称他为严先生。 潘汉年先后起用乔犁青、张唯一（外号老太爷）为上海情报网络的负责人，启用新人刘人寿管理上海潘汉年系统“同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以及香港廖承志的电台通联工作”，让黄景荷负责上海潘系统内部的交通工作。 董慧的父亲是香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她的公开身份则是道亨银行的职员，除负责保管工作经费外，还负责香港与上海之间的情报传递工作。 吴成方负责的上海情报科划归到潘汉年情报系统后，西里龙夫、中西功、陈一峰、汪锦元、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重量级情报员都已潜伏到位，这些日籍情报员又与东京拉姆扎小组尾崎秀实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情报便如潮水般滚滚涌来。 据《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记载，单单据李德生凭记忆交代的重大情报就达183页，而李德生仅仅是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组的负责人，所以整个上海情报科实际获取的情报数量要远远超出此数。 这些情报有多重要和准确，我们在钱明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略知一二：“日军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每次举行'大扫荡’的重要军事行动，都能在一个月之前获悉，而且非常具体……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也能及时获悉……” 以上所列的仅为上海情报科围绕日籍情报员而获取的情报，随着传奇人物华克之、刘时雨、何遂、吴仲熙、吴石等人先后加入潘系统，整个潘系统获取的情报更是无法计量。 为保证海量情报能及时传送给党中央，电台的建设便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刘人寿起先在袁殊的安排下，打入到岩井公馆，并在公馆楼顶掌握了一部电台，但当他一发报，日本宪兵特高课的人员马上侦查到异常的电波信号，一路跟踪到岩井公馆，对刘人寿和其他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对电台的波长、呼号等都记录备案。 要依靠这部电台传输海量情报显然不可行。 于是，一路新人马就此在延安组建，整装待发大上海。
来源：“民生文化”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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