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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春天，对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来说，是一个寒冷的春天。因为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让中共高层意想不到的“地震”，曾先后历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共全国总行委主席团成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  顾顺章唯一的照片 作为彼时掌握中共最多最高机密的叛徒，顾顺章的叛变无疑是对在白区残酷环境中艰难生存的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抓住顾顺章的蔡猛坚的纰漏，让中共最著名的特工钱壮飞截获了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情报，给了中共中央在电光火石中的逃生机会。当然，也是因为顾顺章想让自己的叛变价值在国民党最高层卖出一个“高价”，在交代了武汉中共组织的秘密后，戛然而止，非要到南京后再交代，给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以时间。  蔡孟坚，1905年生人，字侔天，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在中学读书期间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秘密组织。蔡孟坚的学历即使放在几天，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内青岛大学读完经济系，接着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上的都是名校，分别是庆应大学（日本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在今天，庆应大学是日本私立大学文理科入学考试偏差值排名榜首。庆应义塾大学在2021年CWUR世界大学排名第83位，2020年QS世界大学毕业生就业力排名第50位，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201位）和东京大学他都呆过。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蔡孟坚从日本学成归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国民党中统主要前身）。1930年秋，年仅24岁的蔡孟坚经陈立夫的安排到武汉任职。起初，他是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特派员（两湖调查员），后为国民党武汉行营少将侦缉处处长。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武汉三镇的最高指挥者。  蔡孟坚 1931年春天，汉口民众乐园里传来阵阵喝彩的声音，热闹非凡。原来从上海来了一个叫化广奇的魔术师。一手高超的魔术手法，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一连几天，化广奇的场子都是爆满，喜欢看新奇和热闹的人们奔走相告。这样的情形也正是这个化广奇所需要的，大把的票款收入，也让其赚得盆满体钵。正当这个魔术师陶醉于其中的时候，几个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抓走了他。  原来，这个化广奇不是别人，正是顾顺章。但是，就在其沉迷于喝彩吹捧声中，某日在汉口江汉轮渡码头上船时，被中共叛徒尤崇新认出（尤崇新，原名游中兴，又名游无魂，外号尤麻子。曾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1月被捕即叛变，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密查员，由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特派员蔡孟坚亲自控制。并以严惩为要挟，逼迫尤崇新挖掘出更多的中共要员和中共党人）。 尤崇新曾两次亲眼见过顾顺章，一次是1929年3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尤崇新是扩大会议“五人主席团”之一；一次是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党代会，尤崇新作为时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会议代表，都曾见到了这个中共最高层中的领导人，顾顺章是作为检查会议安全工作而到的现场。 发现了顾顺章，尤崇新欣喜若狂，出卖这个人不仅是保住了脑袋，更是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以后的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他急忙向蔡孟坚报告。而蔡孟坚听了大喜，迅速安排抓捕。 关于出卖顾顺章，其实还有另外两种说法，一是顾顺章掉入“美人计”，一个叫做严丹莉的白衣女子，本是国民党特工，以美色诱惑了顾顺章（根据中央特科元老董建吾回忆）；二是出卖顾顺章的是一个叫王竹樵（其人真实存在，曾是中共中央武汉时期特务工作处成员）的中共叛徒（见穆欣先生所著《陈赓同志在上海》第80-81页）。 不管多少版本，有一点是肯定的，顾顺章是被蔡猛坚布控（在何地被抓也有几个说法，这里就不展开了，但并非是魔术表演现场）而捕获的。根据蔡猛坚回忆，顾顺章被捕之后并不慌张，而是直接要求见蔡猛坚（要知道，当时蔡猛坚的名字和身份在武汉也是个秘密）。历史证明，顾顺章对被捕后立刻叛变，是早有心理准备的。顾顺章要求蔡孟坚将自己秘密送往南京，以防泄密。另外，当时和顾顺章同行的还有中央军委驻汉口交通站站长张崧生，中央特科三科成员陈连生（后来陈赓上海被捕，便是被此人出卖）。连顾一起，此三人皆叛变。惟有特科成员，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建吾提前离开，才幸免于难。  蔡孟坚与何成浚 蔡孟坚抓住了顾顺章，对于他来说，这就是奇功一件。立刻在湖北绥靖公署侦缉处会同公署主任何成浚一同会审。顾顺章为证明自己的价值，立刻了在武汉的各级中央机关派出单位和苏区红军在武汉的秘密机关二十多处（数百名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因此身陷囹圄）。而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恽代英也因其出卖，而血洒石头城。  恽代英烈士 但这条大鱼最重要的情报，是要向蒋介石面呈待价而沽的。他曾提醒蔡猛坚不要先向南京汇报，但蔡猛坚并没有理会顾顺章的提醒，征得了何成浚的同意后，他立刻给南京的徐恩曾发出了电报。而正是蔡孟坚连续几封的加急电报，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截获，挽救了中央挽救了中共。当蔡猛坚押解着顾顺章从武汉到南京，面见了蒋介石，又从南京赶到上海时。中共最重要的领导人们和重要机关大部已经紧急撤离，人去楼空。 多年以后，蔡孟坚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回忆中，依旧恼恨顾顺章，认为功败垂成还是在于顾顺章不肯提前将钱壮飞供出来。  历史没有如果，但中共中央命悬一线的场景是真实存在的。试想，如果蔡孟坚直接秘密押解顾顺章到南京，也许中共历史包括现代中国的历史可能要更为曲折（在这里，我想说一下自己的见解，我认为，中共依旧能够生存和成功。因为当时的苏区已趋规模，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偏重于理论和形而上学，事实上，中共早期的不少错误，正是书生意气所导致）。 叛徒尤崇新在新中国建立后曾化名郁伍文，混入新华社。但在1952年镇反时被查出，判处死刑。 叛徒张崧生改名张晓行，新中国建立后被抓获，1955年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叛徒陈连生改名张文农，陈赓上海被捕因其出卖，后来成为中统监视顾顺章的人员之一。 1932年11月26日，吴国祯就任汉口市长，同时蔡孟坚任武汉市(湖北省会)警察局长，管辖汉阳、武昌两地。 蔡孟坚就任武汉警察局长后，以他在武汉生活工作了几年的体会，尤其是在警务上，针对现代化城市治安管理的要求，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时任武汉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 当时的武汉名震全国，但警务系统还停留在北洋军阀时期，纪律松懈，人员老化，效率低下。不时看见，警察手拿着蒲扇，满街四处乱晃，或坐在街头胡扯，不少警察还留着长胡子。当时，武汉三镇还有英法日的租界地区，地理上号称九省通衢之地，经济发展快，工商阶层多，武昌还是当时湖北省会所在地，不论从那个方面而言，这样的警察队伍显然不行，整顿警察队伍，势在必行。他借鉴日英国等国家的警察训练方法，准备训练湖北省会警察。  上世纪30年代的汉口六渡桥 他先从警容整理入手，剃掉长胡须，再把一些岗位的座椅撤走，增加警察在街头巡逻的数量。他着重开始人员更新，新老交替。他先给每个警员发一个表格，让他们填家庭情况，尤其要填两三个关系比较亲近的子侄。同时，扩充警察训练所的人员。 然后，他拿着填好的表格至各警局点名，一个个“面试”，凡是仪容仪表上不符合他规定的，在表格上做上记号，列入辞退行列。  新招警察和顶替警察（原来警察被辞退后，亲属中可酌情顶替）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录取60%，合格者参加培训，培训三个月，上岗实习三个月，然后成为正式警察。这样，逐渐理顺了警察体系。 不过，也遇到了麻烦。有69名麻脸警察，提出了抗议，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这些人都身强力壮，就是脸上有麻子。蔡孟坚从善如流，只能把他们转成内勤。 转眼时间来到了1938年6月，全面抗战爆发快一年了，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武汉会战打响。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一度将武汉设为临时首都。 不论从地理位置、军事还是政治角度而言，武汉都是极其重要的城市。武汉会战打得非常惨烈，当时有日军士兵在日记中记录道“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快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会战不仅仅是发生在武汉三镇区域，更是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此次会战共毙伤日军近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当时蔡孟坚正担任武汉警备副司令兼武阳（武昌、汉阳）保卫指挥官，担负指挥武昌、汉阳的防务。蔡孟坚当时的顶头上司是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后来担任过国民党远征军司令）的中将罗卓英。 武汉会战中的日军行进队伍 尽管中国军民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但是战场上的天平还是朝侵略军倾斜了。最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在撤出武汉之前，罗卓英派了一个工兵排携带数吨炸药来找蔡孟坚。罗卓英命令蔡孟坚要将武汉大学和武昌第一纱厂（清末张之洞所建，时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工厂）悉数炸毁，不留片瓦。这个举措源于全面抗战后，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口号，而对于这个指示，国民党军中有两个理解：一是破坏一切生产生活设备，让日军得到一片焦土；二是与日军战斗到底，即便日军把我国烧成了一片焦土，我们依旧要抗战到底。后者是一种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和决心，可嘉！而前者在今天应该是值得商榷的，抗战中两个例子让人不堪回首，一个是长沙“文夕大火”，另一个便是“花园口黄河决堤”。 蔡孟坚看了命令之后却决定抗命。他认为当时武汉大学校舍是刚刚建成，武昌第一纱厂则是我国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工业资产，二者不算军事设施。炸毁他们，来对抗日本侵略者其实作用不大。中国必定会取胜，将来重建又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反而影响国力和人民生活。他说：“武汉大学乃卓育青年学府、第一纱厂乃吾国有史以来最大之纱厂，吾人保护之不暇，焉得破坏，虽吾国一时忍痛放弃撤退，但必须有收复武汉的决心。” 蔡孟坚一边命令工兵们回去，一边给罗卓英打电话说明自己的理由。罗卓英起初强硬地要求蔡孟坚执行命令。蔡孟坚则毫不退让，并说“如果总司令认为我是在军前违抗命令，我愿意渡江到汉口总司令部接受军法处分。”罗卓英无奈，炸校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一纱厂办公楼旧址 武汉大学的校舍和第一纱厂被保留了下来，抗战胜利之后直到新中国建立都一直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武汉失守，蔡孟坚他带领两千多人的警察队伍，徒步撤往宜昌，改编为湖北省警卫总队。后随何应钦撤往重庆，改为军政部直属警卫队。蔡孟坚就任军政部监护总队总队长，负责在战时各兵工厂、军火库等重要设施和单位的安保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蔡孟坚还进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七期镀了个金（即黄埔军校高教班七期，1941年1月毕业，蔡此前并无军事学历）。就这样，他也成为了国民党“黄埔系”一员，所谓“天子门生”。 黄埔同学录中的蔡孟坚相片 1941年2月的一天，在成都的蔡孟坚，忽然接到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电报，邀请他到兰州一行。他和谷正伦不熟悉，就没有立即答复。隔了几天，谷正伦又来电，电文中说，邀请他出任兰州市首任市长。他很是惊奇，就通过毛邦初，找到周至柔，弄到一个飞机座位。次日，飞抵兰州，实地考察一番再说。在谷正伦的邀请下，他出任兰州首任市长。 这一年，蔡孟坚36岁。既然不相识，一个国民党高官怎么会想到让蔡孟坚担任兰州市市长？ 原来当时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曾经在武汉，亲眼目睹了蔡孟坚在警察局局长对城市治安管理做得有声有色，专门记住了他这个人，这次真诚相邀，以求开创兰州的局面。 蔡孟坚在就任兰州市长的仪式上说“我不是兰州的市长，我是兰州的工头”。 兰州，在今天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但当时兰州却是刚刚建市。民国时期的“市”分院辖市与省辖市两种（1928-1930年间，前者称为特别市），院辖市的院即行政院，也就是归中央直管，这个和现在的直辖市性质差不多，还较好理解，至1949年国府垮台，共设有院辖市12个。而后者，则与如今省县市三级体系中的市（地级）不一样，最主要的区别是，市并非县的上级（即市不辖县），理论上与县为平级都归省管。当然，1932年后省、县之间增设了专员公署，虽只是省府的派出机构，但实际总归是多了一个层级，另在地位上，市则也是远超于县了。 民国初期的兰州城墙 为何作为古城和名城的兰州设市很晚。民国时期西北还很落后，兰州无论人口还是经济等硬性指标皆不够线，虽曾在1923年、1927年两度筹划建市，但均告流产。1932年，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上任伊始即呈请裁撤兰州市政筹备处（此时距该处的第二次设立已近五年），直陈当地情况与《市组织法》的两条要求均不符。而在行政院的角度，本就有开发大西北的方略，“兰州”又是西北中心城市及甘肃省府所在，当然极希望可以建市，当地的消极态度让行政院很是“郁郁寡欢”，却又无可奈何。 兰州老照片 兰州在明朝时还只是陕西布政司临洮府下辖的散州，层级很低，直到清康熙年间设甘肃布政司，巡抚移驻兰州，才成为省级区域中心。乾隆年临洮府亦移驻兰州并改称兰州府，州则降为皋兰县，省、府、县同治于一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州其实是府名（很大范围）而非城名。 兰州老照片 本身经济基础就很薄弱，各项市政建设都比较差，因为战事原因，经济发展也很落后，还经常遭受日机的轰炸。蔡孟坚上任之后，首先就发力在城市建设，设置公共浴池、灭虱站，拓宽马路，改善交通，大搞绿化。 蔡孟坚的做法也触动了一些达官贵人的利益，暗中向蔡孟坚施加了重重阻力。但是蔡孟坚却能顶住压力，继续推动兰州的市政建设，殊为不易。譬如在拓宽马路之时，所涉及道路沿街房屋多为当时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等马家人所有。蔡孟坚为了推动工程进行，亲自去了西宁求得马步芳同意。而到马鸿逵这边呢，蔡孟坚就把新马路命名为“云亭路”。这“云亭”是马鸿逵父亲的别号，马鸿逵听了觉得很有面子，就派人把路边的房屋拆除，使得马路顺利完工。 兰州老照片 1942年8月，蒋介石巡视兰州，看到兰州马路平整宽阔，绿植增加，甚为满意，并勉励蔡孟坚将兰州打造为抗战大后方的示范城市。 兰州老照片 若以筹备处那会算起，蔡孟坚在兰州担任一把手将近五年时间，亲力亲为在市政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不过当时甘肃财政十分捉襟见肘，更兼当地士绅思维保守，很多事情推进困难不说，蔡本人也招致许多非议。 蔡孟坚还有两次差点因公丧命，一次就是为了拆迁修路，专程开车去青海西宁拜访马步芳。在行程中突然遇上山体滑坡，两块巨石从天而降，幸运的是，竟然一前一后落在他车子前后两米之处，人车无恙。另一次是要去重庆出差，乘坐空军军机，临登机前看到一姑娘在下面嚎啕大哭，一问原来是一位空军军官的未婚妻着急要去重庆完婚的，而原本她的位置，是因为要安排给蔡孟坚而被赶下飞机。蔡孟坚就让这个女孩先乘坐飞机去重庆，结果这趟班飞机撞山失事，成员全部罹难，消息传来，驻兰州的国民党空军第四路司令石邦藩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向兰州市府报丧，而蔡孟坚却在家正在睡大觉。 蔡孟坚市长签字印兰州市政府服务证明书 抗战胜利后，蔡孟坚于1946年初升任甘肃省民政厅长，随后不久因深感“力不从心”而坚辞离任，返回江西担任行政院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其一同前往。 蒋介石在与中共的对峙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败退台湾后，从未放弃卷土重来。在台湾蒋介石重新整顿军备的时候，对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蒋介石则认为是因为组织不够健全，党务、政治、社会以及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中共看透了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采用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打进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 同时国民党经过深刻的检讨后，认为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战事之所以失败，主要为军队无核心，官兵行为没有监察，组织不够健全，军心动摇，军队精神训练失败，军队与百姓严重脱节，组织管理与工作业务不知改进，不能做到官兵一体，生活一致等。 蒋介石及国民党尽管对兵败大陆进行了“检讨”，但不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都仅仅看到了表面，而不敢也不愿意去提及国民党政权自上而下，早已经烂到了根里的腐败。而老百姓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人心向背，其实国民党的兵败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 由此，蒋介石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所谓“革命实践研究院”，自任院长。谁来担任教员呢，蒋介石想起了他的“老朋友”岗村宁次。 冈村宁次这个名字，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他对于中国是个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 岗村宁次先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17年在驻华武官处工作。1919年回国后，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1925-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阀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当时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率侵华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于9月9日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冈村宁次在当时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本应加以严惩，但因受到蒋介石的庇护，竟然逃脱了战争惩罚。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宣布投降后，但各路侵华日军军队反对、抵抗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少地区依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事。然而在冈村宁次的严令禁止下，不少日军部队才放下武器，向国民党投降。 岗村宁次 更重要的是，冈村宁次耍了个心眼，他命令日军说，只能向国民党投降，不能向共产党投降。这一举动更是博得了蒋介石的好感。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被聘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参与策划对解放区的进犯。 被国民党无罪开释的岗村宁次 抗战胜利之后，恶贯满盈的冈村宁次却在1949年1月26日被国民党的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这其中背后的原因就是蒋介石想招揽冈村宁次，帮他训练军队用来打内战。岗村宁次曾希望留在中国大陆的侵华日军整建制的并入国民党军，与中共军事力量对抗。蒋介石害怕被发现，拒绝了。却有一个人答应了，阎锡山。13000余名精良装备的日军并入了国民党山西部队，陆军独立第十教导总队。当然，这支部队最后也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在解放山西的过程中被解放军消灭。 这个机构除了培训党政干部之外，还为国民党军队培训各级军事干部。而其中一些高级教官，便是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旧日本军人。 而蔡孟坚则在这件事上，再次登场，这也是他最后参与的历史事件。蔡孟坚充当了蒋介石和冈村宁次之间的沟通桥梁。蒋介石派蔡孟坚秘密前往日本，接洽冈村宁次。蔡孟坚和冈村宁次在日本共同商讨了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如何整训蒋介石的军队等等。在冈村宁次的帮助之下，蔡孟坚还在日本挑选了98名军事顾问。而这些人大都曾经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蔡孟坚密会冈村宁次的事情很快被曝光，引起舆论和民众的反对。蒋介石为了平息事端，便甩锅给蔡孟坚。蔡孟坚自此远走美国。 在美国，蔡孟坚还帮助过张国焘。彼时张国焘定居在加拿大，生活拮据。蔡孟坚和张是江西老乡，见其困境，便帮助张国焘联系了蒋经国。而当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时候，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张国焘还是对他颇有照顾。这份情便在这个时候还上了，蒋经国给了张国焘1万美元。在张国焘死后，蔡孟坚还为他争取到了一笔丧葬费，使得张国焘的后事能够顺利办理。 蔡孟坚一直侨居在美国，远离了自己那些风云过往，更远离了祖国。 2001年，蔡孟坚以96岁的高寿，告别了人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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