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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dangrenbei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2022-07-06 22:25
发表于河南
吉林城全貌，伪满明信片 1939年9月16日凌晨，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睡不着觉的赫长荣，默默在心头，背诵起了这首小诗。 十二年前，15岁的赫长荣在吉林五中读初一，语文老师张伟昌先生被反动势力撵走前的最后一课，讲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事迹时，曾经给大家背过这首小诗。张老师说，这是一位同情革命的女囚犯有感而发，用一根短短的铅笔头，写在一角破字头上，传递出来的。
即将走上绞刑架的李大钊烈士 昨天因为一场暴雨，计划已久的越狱行动功败垂成，好在敌人没有发现。如果今天雨能停，我们还是可以越狱而出，继续去战斗；如果这场秋雨一直不停，或者这次越狱的时机丧失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向鬼子、汉奸屈服。大钊同志十二年前能做到的，十二年后当我沿着他的足迹，也成为共产党员，岂能愧对入党誓言？为民族解放而死，虽死犹生！ 想到这里，赫长荣原本有些焦躁不安的心，逐渐平静下来。不知不觉中，他睡着了，直到被人推醒，一抬头，槛外的雨停了。 1939年9月16日，雨后放晴，天气格外晴朗。 以为新典狱长家打扫卫生为名义，赵绍先办好了犯人外出作业的各种手续，代理监狱长特意嘱咐，不用着急回来，啥时候打扫干净啥时候结束，今天不行明天再去一天。拿着代理监狱长的提单，从病监提出来于树功和赫长荣，在医务科领了消毒器械和药品，还有劳动工具。 三人在僻静处又开个小会，重新核对了下行动线路和时间表。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从戒护科房后绕过二门。
清末京师模范监狱的八卦楼（监视塔） 戒护科主要负责犯人的管理、惩戒、刑罚等工作，是监狱的核心业务科室，时任科长小林捷造是个老鬼子，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的忠实恶犬，有丰富的监管经验，阴险狡猾，必须对他高度防备。好在恶犬也有打盹的时候，这家伙今天完全没注意监狱里有什么异常。 11：25，身穿笔挺警服，挎着警刀的医务科看守部长赵绍先，押着两名犯人，走向监狱的最后一道大门。看了看犯人提单和消毒器械、扫帚、灰斗、抹布，门岗没看出有什么问题，互相敬礼后就顺利放行。 就这样，在大门的内外警卫和八卦楼瞭望塔上的巡查，还有监狱内部巡逻队的集体注视下，两名“满洲帝国”的思想重刑犯，大摇大摆走出了戒备森严，从无越狱记录的吉林监狱大门。 三个人按照赵绍先实现侦查好的路线，出了吉林监狱大门，向东南方向的胡同里走去，不急不慢，路上没什么行人，何况他们也没什么破绽。三拐两绕，赵绍先把于树功、赫长荣带到一个空院里，这里原来是旧法院，废弃后有的是破烂空房，传说闹鬼，很少有人来，十分僻静。赵绍先脱了警服，于、赫脱下囚服，换上西装、长衫和皮鞋，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然后把所有衣服和警刀、卫生器械都用碎砖烂瓦盖好，不留痕迹。大家收拾好，互相看看没什么毛病，这才去火车站，汇合“大部队”。
伪满吉林监狱，1943年 途中还一度遇险，有位监狱同事接班，差点跟他们打个照面。要不是赵绍先眼尖，先看到对方，拉着大家赶紧转到附近的热闹街面上去，挤入人群。看对方并没有发现他们，这才赶紧叫了出租马车，到了吉林火车站。 何怡平心思缜密，还准备了香皂、刮胡刀和梳子，让于树功、赫长荣赶紧到卫生间，去刮刮胡子，洗脸洗头，再梳梳头，这下人就彻底精神起来，和服装也更搭了，外人很难看出一个小时前他们的真实身份。 过了检票口，出了站台，上了火车，汽笛一声响，拉着三个人就去了“新京”（今吉林长春）。送走他们，何怡平母子也和金晰文赶紧离开吉林市这个是非之地，躲到外地亲戚家。大家相约，北平见，目的地是北平城内西单舍饭寺25号，赫长荣老同学和党内同志刘导生的姑姑，香山慈幼院女校国文教员刘静君先生家。 于、赫、赵的火车走了四个小时，距离“新京”站还有25公里，赫长荣带着大家就在四等小站卡伦（今九台卡伦镇）下了车，他们要到卡伦北边18公里外的德惠县米沙子镇西河堡屯（今属长春宽城区），找赫长荣的表哥李万镒。 提前下车转步行，由熟悉“新京”周边地理的赫长荣带路走这段，不单速度加快，减少了到“新京”站后还要倒车到米沙子站的麻烦和波折，更预防了万一敌人设卡堵截的危险。于树功和赫长荣都是地下工作者出身，斗争经验丰富，所以这一路很安全。到了西河堡屯，太阳还没落山，路上还有行人，在农村是熟人社会，突然出现陌生人非常扎眼，所以大家赶紧隐蔽到屯子外的庄稼地里。
吉林火车站前广场，伪满明信片 天黑之后，赫长荣偷偷溜出来，轻车熟路到屯子里，蹲在表哥家的后墙根，听听家里没有外人说话，这才越墙而入，摸到窗下，轻声呼唤表哥的名字。李万镒看到赫长荣非常高兴，说弟妹上一趟来，就说你要越狱来这里，我一直等着呢！你干的是中国人应该干的事儿，我没本事跟着你们干，但给你们提供些许方便的胆子还是有的。招呼你朋友，赶紧先吃饭，有啥吃完饭再说。 赫长荣又回去，领来了于树功和赵绍先，李万镒一边陪他们吃饭，一边介绍周围的情况，敌人并没有注意到这里，而且赫长荣的小学同学李凤梧正好是村公所的事务员，跟赫长荣是“发小”，为人老实本分，也是爱国的。所以李万镒觉得问题不大，躲在村里，找个空房住，很快风头一过就行了。商量来去，还找来了李凤梧，说明了实情，李凤梧也说没啥大不了的，上面真追到这里，我在暗处，提供他们的动向，肯定找不到你们。 可于树功坚决不同意，说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日本鬼子的狡猾狠毒，他们可不是奉系军阀，习惯于等因奉此，走走过场就完了。对于抓捕革命者，不但有丰富经验，社会控制面也更广泛深入。真等军警宪特扑过来，挨家挨户查户口就很容易发现。不如躲到村外，趁着高粱地起来的青纱帐，虽然日晒雨淋，但是密不透气，敌人很难发现，即便大队人马搜查过来也不怕。下地的时候，给我们送吃送水也方便。
东北的秋夜可不比关内，李万镒找了三件棉袄，夜色里领着赫长荣他们，就躲到村外自己家的高粱地里了。 与此同时，吉林监狱可炸庙了！ 晚点名的时候，发现两名重犯于树功、赫长荣没点到。戒护科长小林捷造大惊失色，亲自带队一处处检查监狱里可能藏人的每个角落，最后发现： “两犯是经代理典狱长走正常的签发手续，被新任看守部长赵绍先带领外出做工，到典狱长官邸为新典狱长打扫卫生去的。” 赶紧打电话过去，典狱长官邸的门房却回答，根本没人来打扫卫生！日伪狱官这才明白过味儿，原来是赵绍先带着于树功、赫长荣跑了，可他图啥呢？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俩重犯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是穷党，自己还扣扣索索，吃了上顿没下顿，怎么可能给他钱？何况刚提上来的看守部长，前途无量，收入又高，投奔共产党，随时可能掉脑袋，不是找死吗？大日本帝国战无不胜，中国丢了东四省，又丢了华北平津，大半个中国都丢了，连首都都丢了俩了。国民党还有点资本跟日本人谈身价儿，共产党飞机坦克军舰要啥没啥，凭什么能力去跟日本人打？你去投奔共产党，不是一辈子荣华富贵都赔进去了，值吗？
伪满吉林警察署 中国有句老话：夏虫不可语冰。反动派是纸老虎，老虎的样子是很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的强大也只是暂时现象。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的。但在灭亡之前，反动派从来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可以倾覆他们的“强大”；更不会相信真理与正义，远比他们崇尚的金钱和挥舞的束棒，更动人心魄。 新任典狱长还没正式上任，就接到这份“大礼”，赶紧上报伪满司法部和省警务厅，要求赶紧通缉追捕共产党“要犯”赵绍先、于树功和赫长荣。次日，警务厅在旧法院破房里，找到了警服、囚服和卫生器械。可监狱方面却迟迟不能提供三“犯”的照片、社会关系等全套档案，催得紧了，才被告知，竟然都失踪了！ 没办法，赵绍先是本地人，社会关系比较好找，警务厅顺藤摸瓜，迅速抓捕了赵绍先的父母，还传唤了希天医院院长孙宗尧和省教育厅视学科视学谢雨天。孙宗尧是赵绍先的老师，谢雨天则被监视他的特务反映，赵绍先曾经来找过。
伪满皇宫 孙宗尧先生解放后回忆说： “（他们逃走）当天晚上，日本警察与宪兵来到医院向我追问，我心中一惊，但态度镇静。我并不否认我与他们的关系，可是他们的行动，我实在不知道。一直折腾到深夜，他们才离开。第二天早晨，警察局司法科又来电话传我。司法科屋里有四、五个人，除科长外，都像待命的行刑手，空气异常紧张，审了差不多一整天，才放我回来。从此以后，一个姓黄的特务就经常在希天医院进进出出。” 谢雨天先生回绝得更巧妙，他对警察和特务说，我还要找赵绍先呢，这小子骗我说要合伙做药品生意，比我当穷教书匠来钱快也多，我就信了，结果他竟然拿走我二百块钱，不辞而别？你们赶紧帮我抓到他，我要追赃，我还要告吉林监狱，包庇诈骗犯！ 赵绍先的父母倒是吃了些皮肉之苦，不过敌人苦无证据，两位老人家反而找对方要儿子，说你们管理犯人有疏忽，他们外出工作，弄死了我儿子，你们咋还反咬一口，来找我们要人？最后只好把人放了。可是到了“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派来了，却因为赵绍先参加革命，把他的父母殴打致残。
伪满太上皇——关东军司令部 赵绍先的妻子金晰文，赫长荣的妻子何怡平，还有赫长荣的三个孩子和老母亲，却不知何处去了？敌人的速度也很快，第四天就追到西河堡屯，日本宪兵队传唤了李万镒。一连几天，审了几堂，李万镒没能回来。通风报信和送饭送水的活儿，都由李凤梧补缺。 大家都有些紧张，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关于他们越狱事件的报道。上面根本没敢提赵绍先，只说两名“叛徒罪重犯”越狱逃脱，这是吉林监狱自前清以来，前所未有的重案，因此轰动了整个“满洲国”。伪吉林省警务厅连发三道十万火急的《通缉令》，省城的警宪特倾巢出洞，进行大搜捕，仍一无所获，日伪当局哀叹： “案情极为重大之越狱犯，竟毫无痕迹，方法极为巧妙，观其动作从容不迫，似有长期计划，不禁为之瞠目！” 几天后李万镒被放了回来，赫长荣他们一躲，前后就是十天。直到秋收，邻居的地早就割完了，就剩下李万镒和李凤梧的地还没开镰，显得非常突兀。可是青纱帐倒了，怎么藏呢？
伪满《大同报》对抗联活动的报道 商量一番后，三人决定分散突围。西河堡屯是藏不住了，要向关内转移，还得走铁路线，也就是回到新京。紧急大搜捕的风头已过，但通缉令尚在，大家在一起目标太明显，必须分头到新京，再想办法去北平找革命关系。路费分成三分，约定当晚就钻出青纱帐，各自前往新京，第二天中午在集贤公寓碰头。 当时的公寓，跟现在拎包入住的住宅式公寓其实很相似，都是供长期离家在外，又固定在一地工作的客人寓居之所。不但有做生意的商人，有公司招聘的高级职员，还有等待实缺准备上任的政府官员，有考学或在读的学生。那时候人又结婚早，所以出行多带家眷，公寓不但人多且杂，封闭性也好。赫长荣的想法是大家各自住进来，再发动社会关系，买票坐火车到北平。 给赵绍先说清楚路况后，赵绍先走了，赫长荣考虑到于树功除了住监狱，实在对东北特别是眼下的新京是人生地不熟，干脆我陪你走，虽然两个“要犯”目标大，也比你瞎猫乱闯安全。 第二天天亮前，赫长荣、于树功赶到“新京”市郊，想到二表哥李万玫家就在附近，赫长荣准备带于树功去换身衣服，顺便洗个澡。逃出来之后，露天住了那么久高粱地，眼看又到一站，就想着松快一下也是好的。澡堂子里，雾气昭昭，人来人往，没有互相盯着看对方的，既是隐蔽的好地方，又可洗洗澡解解乏。想着想着，抬头就看到一家澡堂子，进门后刚想脱衣服，招呼老于的时候一回头，突然看到两个警察拿着报纸就进来了，封面上赫然印着俩人大照片的《大同报》！
伪满警察 幸好这家澡堂子有后门，赫、于赶紧就跑，没多远就是二表哥李万玫家，钻进胡同，翻墙就进去，这才躲过一劫。李万玫告诉赫长荣，咱家所有亲属家，包括我这儿，都被搜查过了。，你千万别乱串门，搞不好就有特务蹲在哪家门口，那就是自投罗网。我这里恐怕也不安全，那两条狗回警察署，估计就得来敲门，你们先到附近坟地躲躲。 李万玫出门看看，街口街面都没有警察，领着赫长荣、于树功，找了处没人去的老坟地，躲到松柏丛中的空坟券里。赫长荣交代李万玫，帮自己去找李凤梧，再让李凤梧去集贤公寓找赵绍先，通知他风声太紧，赶紧撤离，另想出路，用分给他的那份路费到北平再见。 在李万玫家附近的坟地躲了一天一夜后，赫长荣、于树功也只好洒泪而别，大家各奔东西，尽量减少目标，待出关之后，到北平重聚。 下一步就是越狱的关键点，也是最后一关，要回到关内，就得突破这个“关”——山海关。
正在检查旅客行李的伪满“海关”人员 山海关是连同东北和华北两地区最重要交通线上的关隘，也是伪满洲国西部“国境线”上最重要的出入口。所谓西部“国境线”是以长城为界，南起长城起点老龙口，直插西北，通过义院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等地，环绕内蒙，北毗苏联。对日帝控制下的伪满而言，只有控制好西部“国境线”，才能防止外界，特别是国共和苏联对它们的渗透。换言之，人员情报的派遣和送出。 为此，日伪沿长城所有要口都设有卡哨，布置军警和税关。出入山海关要办所谓的“入国证”和“出国证”，仅有3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山海关，就设有日伪军警宪特组织机构100多个，所以当时的山海关被称为“鬼门关”。要想跨越山海关，要么偷渡，要么坐火车过去。但是没有专业走私团队带路，想过去非常难，而且要面对伪满和华北伪政权两道坎儿，实属不易。坐火车，买车票不难，难的是办《出国证》。走正规途径，你得有《国民手帐》（身份证照），还得核对指纹。 说到这里，真要感谢赵绍先的先见之明。伪满警察当时已经广泛使用了《国民手帐》（身份证）和指纹管理。没有前者，你随时可能被警察抓捕，那问题可就严重了。指纹管理方面，鬼子在东北要比关内下本钱，更比国民党反动派有水平。伪满在新京设立指纹管理局，各省警察厅设指纹管理室，山海关警察署自然也有相关单位。要办《出国证》，必须核对指纹。只要你被捕过，他们就会有指纹采样存档，一对就露馅，否认都没用。伪满的警务档案非常完备，如果你有“犯罪”记录，仅凭指纹就能发现你什么时候犯过罪，犯的什么罪，刑期是多少，甚至出监入监的日期都有。幸好这些，都被赵绍先提前销毁掉了，敌人完全查无对照。
伪满“出国证”的一种 问题是《出国证》不好办！ 私下找人办，警署方面就开价五百块，要价过高，这还没算介绍人的费用。大家总共才凑了一千三，沿途已经花费不少了，分到手买车票都未必够。而且想办，也得有关系，何况风声紧，找关系不得耽误时间？ 公开办走程序，山海关警察署就有带大照片的通缉令，赵绍先能毁灭吉林监狱的相关档案，可日伪还能从其他途径找到你的照片，这并不需要费多大的劲。你去办证，那不是直接送上门，找死吗？ 三个人都被卡在了“国境线”和《出国证》的环节上，只能各显神通了。 最先想到办法的是赵绍先，毕竟在伪满警察体系里工作多年，规矩和漏洞都能看到。既然搞不到《出国证》，那就随机应变，临时想辙，跟他们见招拆招，无招胜有招。你们是警察，我也是警察，谁怕谁？随便找了家绸缎铺，买了一块黑纱，说是家里有人不在了，要去奔丧，付了钱后，当即就请掌柜帮忙系在胳膊上，满脸“哀容”直奔火车站而去，很顺利就混上了火车。
日伪军警宪特和铁路安保对中国旅客的严密检查 到了车厢，还有最后一关，就是开车前，日伪宪警要检查所有乘客的证件。赵绍先跟他们打了个时间差，看到敌人进入这个车厢，开始一个个检查的时候，晃晃悠悠装作下车到站台上买吃喝的。火车鸣笛将要开动时，才哭丧着脸上车。一个伪警正堵着车门，要检查他的证件，赵绍先边哭边说，您不是检查过了？上车没多久，我就主动向您出示了，我才下车买吃喝的，证件现在车里的家属手里，我现在就给您拿过来，请您看。然后就哭哭啼啼又絮絮叨叨，说家里老人走了，心里本就堵得慌，可偏偏老婆孩子没出过远门，一会儿渴，一会儿饿，搞得自己上车下车没个完，纯属没事找事折腾人…… 这都要开车了，后面还有好几个着急上车的，列车员在一边都要爆炸了，说磨磨唧唧干什么，车误点了，谁担责任？ 伪警看赵绍先如此“坦诚”，想来是真检查过了，也就没深究，让后面的乘客跟着，赶紧上车往车厢里走好开车，然后匆匆下车走人。几个小时后，火车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出站后的赵绍先依旧不敢放松警惕，因为关外的日本宪兵队，经常出差到关内城市，抓捕东北逃出来的反“满”抗日分子。 小心翼翼的赵绍先，按照赫长荣给的刘静君同志的地址，来到舍饭寺胡同（今民丰胡同），终于到家。此时金晰文和何怡平母子，已经在此静候多时了。
金融街街道民丰胡同（原舍饭寺胡同） 前面讲过刘静君同志是李大钊烈士的学生，1926年11月入党的老党员，入党介绍人是郭隆真烈士，觉悟社创始人，最初的20名觉悟社社员抓阄出来的编号13，周恩来是5号，邓颖超是1号。此时的刘静君，沿着李大钊、郭隆真烈士未竟事业的道路继续前进。虽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北平地下党多次被敌人破坏，刘静君失掉了党组织关系，现在只是民主人士，但她仍然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既要负责为平西根据地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更要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广泛人脉，为党发现和培养，并最终输送青年人才进入根据地。她的家更是北平地下党和平西根据地之间重要的秘密联络点，由原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现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队宣传部长兼平西地委书记杨春甫亲自掌握。 经过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考验，赵绍先、金晰文于1939年11月下旬，离开北平前往平西根据地工作。 赫长荣是第二个到北平，伪满的《出国证》很难搞，对他这个重点“通缉犯”更是难上加难，他只好藏在“新京”的同学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位来看他的北大同学出主意说： 上学那会儿，你不是跟高孟君挺熟的吗？他现在是“蒙疆驻满代表部”（即伪蒙疆联合政府在伪满的所谓外交机构）的事务官，刚好奉调要回张家口（伪蒙疆政府所在地），路经北平。你要不找他试试，他有“外交”身份，过山海关的时候，没人会查他，说不定能带着你“过昭关”呢？
伪满《大同报》上刊登的伪蒙疆政府派驻“新京”代表的消息 随即赫长荣让这位同学去探了高孟君的口风，倒不是个铁杆汉奸，还算念旧，也许是为了留后路，或者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反正愿意帮忙，赫长荣决定赌一把！ 约好的时间，高孟君找了辆车来接赫长荣，自己一个人进来后，特意交代，你别说话，一切都由我来，你就装作是我的秘书好了。打扮一番，高孟君在前，赫长荣在后，俩人到了火车站，走特殊通道上了一等车厢。当时的火车有一二三等车厢，穷人坐三等车，有点钱和身份的坐二等，达官显贵才能坐一等车。伪满、伪蒙疆都是日帝庇护的傀儡政权，自然报团取暖，鬼子也“高看一眼”，毕竟是“东洋造的双簧戏”分裂中国的重要角色。 火车开到山海关，日伪宪警上来检查《出国证》。一等车本就不敢造次，高孟君又是一口流利的日语，《出国证》上显示的身份属于“兄弟之国”的“外交官”，何况还西装革履，一副大人物的架势？所以带头的日本宪兵非常恭敬，山海关警察署的伪满警察也不敢多问。
火车厢里的日本宪兵 检查完高孟君的证件之后，正要看赫长荣的，高孟君一脸不快，直接用日语怼对方： “不都看过了吗？我俩一起的！” 日伪宪警弯弯腰，挤出笑脸，道了个歉，竟然走了…… 就这样安安稳稳到了北平，高孟君真够意思，还请赫长荣吃了顿涮肉，不放心又叫了“蒙疆自治政府驻北京（伪华北政府改北平为北京）办事处”的车送老同学。赫长荣没敢让送到地方，故意在西单菜市场下来，转了好几个街口、胡同，才到了舍饭寺胡同刘静君同志的家。 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初步审查，赫长荣、何怡平一家子，也到了平西根据地。赫长荣在几个联合县担任民政科长、教育科长，何怡平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沟通平西和北平之间的秘密交通。偶尔还能碰到来北平秘密买药的赵绍先，此时的赵绍先在八路军平西挺进军卫生部任司药主任兼主任医生，经常奔波于平津、廊坊、保定一带。由于多次圆满完成敌占区的采购运输工作，赵绍先被授予平西抗日根据地“模范干部”的光荣称号。又被相继派到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学校高级班、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可是金晰文却经受不了艰苦生活和严格纪律的考验，不辞而别。
平西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刻写抗日标语 这却给赵绍先带来了麻烦，当时的延安正在进行“抢救运动”，边区保卫部对赵绍先有所怀疑，怀疑赵绍先会不会是日本特务？金晰文不辞而别，是不是回去汇报工作？此前已经查获过多起类似案件，鬼子为了对我们搞侦查，什么阴招损招都用过，不能不提防！ 从边区保卫部，再到中央调查部，前前后后审查了很久，赵绍先有口难辩，北平地下党和平西根据地只能证明你那段时间，不能证明此前的来历，证明人只有于树功和赫长荣，这俩同志确有其人，但目前找不到于树功，赫长荣也在平西被调查中，怎么证明你的清白呢？只能暂时作为“特务嫌疑”，关起来再说。 正在真伪难辨，赵绍先近乎绝望，叹息“干革命怎么这么难”之时，赫洵终于赶到了延安。经过对赫洵的多轮严格审查后，有关部门认定他没有任何变节叛变行为，这才彻底搞清楚了赵绍先的情况，解除了监禁，又重新回到抗大学习。 1944年2月，经组织长期考验，赫长荣的介绍，赵绍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他来到吉林监狱，相继认识了于树功、赫长荣两位共产党员，决心跟党走，找党去，最终实现成为共产党员的夙愿，此时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
八路军挺进平西斋堂 不过，等赵绍先和赫长荣再回到平西，却得到一个噩耗： 1942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何怡平同志不幸被日本宪兵队抓捕。虽经酷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为保守地下组织的秘密，她用丝袜系在小窗户口的铁栏杆上，自杀身亡，壮烈牺牲。 “老于”却一直没有消息，难道于树功同志，也牺牲了吗？ 尾 声 牺牲在抗战期间的，还有前面提到的赵绍先的同乡曹国安，谢雨天的学生宋铁岩。曹国安和宋铁岩共同发动了烟筒山起义，他们都是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都牺牲在1937年，曹国安烈士牺牲在临江七道沟，宋铁岩烈士牺牲在本溪和尚帽子山。
烈士陵园里曹国安、宋铁岩烈士的照片并排挂在一起 1945年8月15日，赫长荣、赵绍先终于迎来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和伪满的覆灭。他们作为东北籍干部，都被派往吉林，开辟解放区。 赫长荣先是担任《辽宁新报》（《辽宁日报》前身）社长、总编辑，l946年至1947年任松江省镜泊县县长，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室主任。解放后，历任吉林工业大学教育长，吉林省科委秘书长、副主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84年病逝，终年去世。 赵绍先相继担任永吉县总务科长、桦南办事处主任兼桦南游击队长、永南县县长兼县游击队大队长，在桦甸、蒙江，蛟河、磐石一带，与国民党中央军、还乡团和土匪转战周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吉林省卫生处处长、卫生厅副厅长兼省人民医院院长。不但对知识分子礼贤下士，中西医平等看待，对工人群众更是体贴周到，发现工人有困难立即想办法帮助解决。节假日从不在家休息，总是去医院的洗衣房、锅炉房、食堂去看望工人，并参加劳动，或替换病房大夫给病人看病，尽量让基层同志能在家欢度节日。 可惜这样的好同志却英年早逝，1967年9月18日中午刚下班，就被坏分子开枪打倒，经抢救无效去世，当时才48岁！
解放后，被改造为新公民的伪满皇帝溥仪 于树功跟赫长荣、赵绍先分手后，因为在东北没有可靠关系掩护，虽经多次尝试，最终没能赶到北平，于赫、赵相聚。只能辗转流浪到西安（今吉林辽源）煤矿，隐姓埋名，不断打零工艰苦度日。光复之后，才回到北平，到处找党。可是找不着证明人，也没有证明材料，他只好蹬三轮，种菜买菜为生。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终于找到了党组织。1950年6月他重新入党，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和文物工作队工作，期间还作为考古队成员参加了定陵挖掘。1985年病逝，终年86岁。 民主人士、赤诚的爱国主义者谢雨天和孙宗尧，要不是日伪突然垮台，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他们，很可能牺牲在黎明前，虽然他们毕生都不曾是共产党员，而只能说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光复”后，谢雨天始终跟党走，即便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一度战况不利的情况下。相继担任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省贸易局副局长、东北燃料公司副经理、吉林市政协副主席。196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孙宗尧在解放后，将“希天医院”的全部资产交付国家，自己带领所有的工作人员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人民政府在希天医院的基础上，建立了吉林市妇婴医院，稍后又更名为吉林市儿童医院，孙宗尧继续担任院长直到退休。退休后，完成了周总理的嘱托，为王希天烈士写出了多份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材料。1985年，以90岁高龄去世。他的日本妻子孙紫书（藤本玉子）加入中国国籍，与中国人民共患难了一辈子。
2019年9月26日，我在吉林临江拍摄到的曹国安烈士的墓碑 又：这篇又过万字了，注定是某位铁粉朋友说的，“写得太长没人看，白嫖太不多不够资料费”的长文。我却想起了2019年9月，我的吉林抗联英烈朝圣之旅。除了寻找河南老乡杨靖宇烈士的足迹外，我还去了临江等处。一天上午在临江烈士陵园看到的曹国安烈士，下午在杨靖宇烈士殉国处纪念馆，又看到了他的照片，似乎是种缘分。三年后，我又在写这篇越狱长文中，反复在史料中看到他的出现。 小时候，经常跟爷爷经常去烈士陵园“玩”，看他跟墓碑絮絮叨叨，哭哭笑笑，那时不理解。如今到了这个岁数，看了太多的革命史料，又经历他们奋斗牺牲时的好年华，也有了父母妻儿的牵挂，才理解了他们和我的祖父。 所以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不为别的，为了这些基本不为今天多数人知道的英名，他们曾经用鲜血和性命，在天地之间书写过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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