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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宋史·苏辙传》论曰：“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子由卒于政和二年，年七十四，子瞻卒于建中靖国元年，年六十六，子由官至门下侍郎，子瞻官至两学士，故史官云子由齿爵皆优于子瞻也。而其云“近古罕见”，以余所见国史，如子瞻兄弟之文才声名气度成就之相类，而患难安乐中友爱之情日远日深，千古而下，仅此二人，岂惟罕见哉？虽晚近湘乡曾氏兄弟，义宁陈氏兄弟，各自成就出处，又自有异，不若二苏之同也。 十三 政治之变革，人事往往因而浮沉升降。北宋一百七十年中之剧变，当属王安石变法及元祐党争。王安石欲新朝政，斥逐旧党，引进新人，哲宗登位，宣仁后辅政，熙丰间所逐之臣多所任用，其时局与熙丰朝政如颠倒。世人机心，当此风云际会，往往见风使舵，弃暗投明。东坡之远谪，落井下石者有之；安石之废弃，又岂无趁火打劫，诋其人于生前，毁其名于身后者乎？然而山阴陆农师，初受学于荆公，复不奉新法；当荆公卒后，竟率同侪祭荆公而礼佛，修神宗实录，又为荆公修饰隐晦，不作恶言，不惮忤权贵如范祖禹、黄鲁直等。如此风骨，可谓贤者。放翁之风标千古，声闻万世，陆农师之德泽有所被也。 十四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有语云：“神宗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吕惠卿出而与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变而为蔡確、章惇、曾布，又变而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设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无绍述之祸，虽安石辈亦将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世道污隆，士习升降，系于人主一念虑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惧哉！”如此等语，衡诸神宗、哲宗、徽宗诸帝及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確诸相，更衡诸吕大防、刘挚、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兄弟、范纯仁诸公，殆实情也。当神宗之世，国家承平已久，神宗以少年登大位，欲新时政，并立边功，逢王安石、吕惠卿、王韶诸人，于是得逞其志。此情堪比汉武帝之遇桑弘羊、卫青之流，文景之清平柔顺，一变而为扰攘刚强，国家遂以凋敝；若无昭、宣之矫正，汉必亡。宋有神宗而无昭、宣之英主，更多哲、徽、蔡、章之君臣，国家动荡四十年而无作为，仓皇以亡，必然也。 是故天下之兴衰存亡，系于人主之心胸气度者多矣。 十五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李纲传》载，高宗车驾至建康，李纲云：“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赏罚，别邪正，招徕人才，鼓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导众心为先。数者既备，则将帅辑睦，士卒乐战，用兵其有不胜者哉？”余以为此言不特施诸南宋为至理，即上下五千年，中外万国皆可行而不悖。可以致中兴之治者而不为，害中兴之业者而不去，政事不修，无信赏必罚之举，邪正混淆，人才不至，士气涣散，民生水火，众心淤塞，非但战必败，并国家亦不日而亡也。治国家者又岂能忽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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