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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有条注解引用张俨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话：“诸葛亮依靠巴蜀一州之地，与魏这样的大国比，军队、人民都只有九分之一，一面与吴国通好，对抗北面强敌，使得耕作、战斗有条理，刑律法制有秩序，带数万士兵，远出祁山，慷慨豪迈，有在黄河洛水间饮马的志向。而司马懿握着相当于蜀国十倍的土地，倚仗足以兼并天下的广大士众，凭借牢固的城池，握精兵，却没有擒敌的意志，仅图保全自己而已，这就让诸葛亮任意来去。如果诸葛亮不死，一年年的运用其谋略，竭尽所能完成其意愿，那么凉州、雍州（今甘肃、陕西）一带不能解甲休养，中原不能卸鞍息战，胜败的形势也决然可见了。 这段评论言下之意很明了，诸葛亮一心恢复汉室，国土虽然小，军队人数虽然少，但仍旧勤勉有所作为，而司马懿虽地大人众，却不思进取，只图自保，致使诸葛亮的战略得以实施，关中频被侵扰。可惜诸葛亮早死，秦淮以北才是魏国领土。这应当是很多人持有的一种天下兴亡的观点——国家的兴亡往往因为某一个英雄人物的命运而改变。在民智未开的古代，英雄人物的确会对历史演进起巨大作用。大部分人是未受教育的文盲，他们可以任由英雄人物驱使，只要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乱世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民更象一部机器，他们的运转完全由一两个精英来操控。如果这几个精英一死，这部机器就将停止运转。所以前人会认为诸葛亮不死，魏国难以保全。 但是这样的英雄历史观往往忽略掉一些重要的细节。蜀国和魏国的领袖个人才能和胆识、意志固然不一样，诸葛亮如果活得再长一些，会一统中原，但是蜀国内部的条件是否能够维持这样规模巨大的战争呢？就照张俨的话说，蜀国土地只有魏国十分之一，军队只有九分之一，假设两国粮食单产相同，蜀国粮食就只有魏国的十分之一。粮食对于古代中国的战争再重要不过了，一次围城中，攻方会因为战事持久粮草不足而撤军，守方会因为储粮不济而投降。这是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诸葛亮即使活得再长，他也不能摆脱这个客观因素的左右。他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获胜，但在数千里的战线和积年累月的持久战中，他怎么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呢？古代战争中，人数也是决定因素之一。两军对垒，人数相差悬殊，兵少的一方只能通过巧妙的战术和速战来取胜，这就是古人说的“出奇制胜”和“兵贵神速”。在蜀对魏的战争中，诸葛亮“劳师袭远”，他很难在每次战役中都用到“奇兵”，更不可能用速战速决来攻克这一大块土地。甚至可以断言，光是拖，司马懿都可以把诸葛亮拖垮。所以司马懿仅图自保与其说是志向不远大，不如说是以逸待劳的明智之举。十倍的土地，十倍的经济实力，十倍的兵力，蜀国即使在局部获利，怎么能够取得全局的胜利呢？更何况蜀国的军队并不善战，当时也没有料敌制胜的将领，就凭孔明这一个英雄，如何决胜负？可见古人要不是过于崇拜这个忠贞报国的蜀相而忽略了其他更要紧的因素，就是大言欺人。 相比于上面张俨的观点，裴松之则清醒得多。曹操取得荆州，要顺江攻打孙权时，张昭劝孙权投降，后来受周瑜阻止，发动赤壁之战，曹操失败退回中原。孙权称帝后宴请百官，归功于周瑜，张昭正要颂赞周瑜功德，孙权旧事重提：“听了张先生的话，我今天要讨饭了。”陈寿说孙权之所以一直不任命张昭为丞相，就是因为他曾经驳斥周瑜等人的计策。裴松之认为张昭劝迎降曹操，其中的意志实在远大。他认为曹操顺势而起，希望统一中国，收复楚地（当时孙权拥有古代楚国的土地），时机就在得到荆州那个时候。如果张昭的建议被采纳，九州统一，又哪有兵连祸结、终于成战国的弊端呢？这样做虽然对孙家无功，却对天下有大好处。再说过去窦融归顺东汉，张鲁降服魏国，都得到褒赏，何况孙权用全部吴国的大块土地，望风顺服，受到厚赏哪是可以估量的？张昭为孙氏谋利，难道不算忠直正大吗？ 裴松之的认识显然更明智。如果孙氏不争意气降服了曹操，国家统一，就不会有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连年战争，人民要好过得多。孙权、周瑜等人只想着自己在一方称王封侯，却不去管人民要因此过朝不保夕的生活。所幸他们没有想要去恢复中原，也没有一个类似诸葛亮的核心人物领导，所以人民不致受太多战争的牵累。吴亡时，人口是蜀国的两倍多，粮食却是蜀国的七倍。可见诸葛亮的“个人英雄主义”，使蜀国的农业生产受到多大的破坏或曰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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