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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玄宗本纪赞》说：“呜呼，女子之惑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终始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
这段史论主要批评了唐玄宗不能以其祖父高宗皇帝、伯父中宗皇帝的祸（“女祸”）为戒，亲自平定了韦皇后的事端，却又在自己晚年惑于女色，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大危机。这段史论有失其偏颇，因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及其以后唐朝国势每下愈况的局面，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唐玄宗惑于女色荒废政事这一件事这一个人。一个大的历史变动，做简单的归因都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安禄山早有逆心，杨国忠、李林甫在内又败坏朝政，这些虽然都可以归结到唐玄宗对于政治的疏怠，对于奸臣的放纵，但与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关联不大。所以如果说唐玄宗因为“私爱”而荒废国政，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说这是另一场“女祸”的结果，则不合事实。欧公说他“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基本属实，但这二句放在一起，给人“玩物丧志”一样的印象，却不能得出安史之乱的危机是一场“女祸”——他忘掉要戒除的是自己的情欲对国政的干扰，但这并不是导致他“窜身失国”的唯一原因。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的广袤国土上，有这样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人民，一个皇帝没有什么情欲，要求他戒除女色是不合情、理的。假设他没有那样放纵自己，荒废国事，同样很难防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奸佞。公正的看，中唐的动乱，是一个充满复杂原因的巨大变动，是一个丰富而立体的转折，不能平面化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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