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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到了宁宗时期，更升级了。《宁宗本纪》载：“嘉泰三年冬，金国多难，惧朝廷乘其隙，沿边聚粮赠戍，且禁襄阳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有了金国这种危机，南宋就加紧主战备战。 “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岳飞为鄂王。”对冤死名将加以王爵，是死后最大的“哀荣”，也便是宁宗朝前期主战派的一项造势。同年六月“丙申，置诸军帐前雄效，以军官子孙补之。沿江、四川军帅简练军实。开禧元年六月辛卯，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当然，这些主战的举措与韩侂胄想要立功树立个人威信有关。 到了南宋后期在位最长的皇帝理宗，初即位，“宝庆元年二月甲午，诏故太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鄂王岳飞谥忠武。”诸葛亮就谥忠武，这个谥号是武臣最好的，这也无疑是通过追赠嘉奖而激励国内的主战势力。 “端平六年十一月己巳赵葵入见，帝问以金事，对曰：'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经历了开禧北伐的错误举动后，国家需要涵养元气，即“俟根本既壮”，再图进攻。这倒与当初高宗的主和出发点不同，《后妃传》载：“绍兴七年，徽宗及郑皇后崩闻至，帝号恸，谕辅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讲和，正为此耳。’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金人遣萧毅、邢具瞻来议和，帝曰：'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毅等还，帝又语之曰：'太后果还，自当谨守约；如其未也，虽有誓约，徒为虚文。’”此处看来，高宗议和是为了尚羁留在金国的韦太后，以孝亲未得而求后，似乎还说得过去。 《赵鼎传》亦有类似记载：“金人遣使议和，朝论以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己请和，不惮为之者，以梓宫及母后。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不可以为罪。陛下宜谕之曰：“讲和非吾意，以亲故，不得已为之。但得梓宫及母后还，敌虽渝盟，吾无憾焉。”’”这个和张浚一起共襄高宗“中兴”的宰臣在此似乎对高宗的主和知根知底，竟然教皇帝向群臣解释议和的初衷。因此也不可否认议和在高宗朝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默契，皇帝主张和议，他的股肱重臣，除掉秦桧，也有赞成求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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