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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些十九路军将领 沈坚 今年是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90周年纪念，是个不该遗忘的大日子，90年啦！回想起来，我真正知道并经历“一二八”纪念日活动，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几次。我所见到的建国后最早的一份纪念“一二八”的记录，来自外公戴戟1951年的发言稿，纪念19周年，笔迹不是他的，可能是秘书草拟，他又添改了几字。后来随着日渐成长，我才渐渐听说了十九路军。直至1962年念小学四年级时，才知道蒋光鼐、蔡廷锴和外公戴戟远道赴沪，专程前来参加那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二八”30周年纪念会，报纸头版还刊登了大块消息。母亲那次特意赶去三位长辈下榻的锦江饭店看望他们，我因年龄关系，母亲没让我去锦江。此后不久，我就听说外公和蒋、蔡公公三人联名写了篇有关“一二八”抗战的回忆文章，登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上。这是我所了解的纪念活动的最高潮。后来很长时间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中国人共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活动屡经搁浅，这显然是令人遗憾和困窘的。不过，局面终也有所改观。改革开放后的2012年“一二八”80周年时，有关方面终于召开了纪念性的座谈会，从推介史料，倡导社会，促进研究和宣传的角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则以抗战人士后人的身份应邀与会，并作了发言。2017年85周年之际，上海市有关方面在宝山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了“一二八”的文物捐赠和纪念仪式，我代表家人将外公生前经常放在写字台上使用的瓷质备忘录和搪瓷记事板，都捐赠给了纪念馆，以作留念。看到这些印有他手泽的文具，便不由自主地忆起幼时在他身旁的点点滴滴。外公友朋如云，成天人来人往，我便由此想起了“一二八”时跟他共赴国难，同心协力的那些战友们，不少人都是当年那段特定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满腹的故事。由于特殊的历史缘由，一些人后来又曾历经坎坷、蒙冤受屈，让人慨叹！十九路军的主力部队为三师，沈光汉率60师驻丹阳、常州、无锡、苏州一带，毛维寿率61师驻守南京、镇江一带，只有区寿年的78师已先抵沪上。所以，日军入侵之初的战场态势，我军此时只有一个满师的兵力可接敌，待开打后，60、61师才陆续调入进援。面对形势急剧恶化，日军挑衅日亟，大战将至。从1月15日起，十九路军的军事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月23日正午12点，十九路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迅即召开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针，确立坚决抵抗的决心，并就军事调度作了相应部署。以当时局势看，召开此次紧急会议选择在正午时分，显然不是偶然的。此后，一直支撑、交涉至1月28日当夜开战、转移真如范庄之时。此时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已经实际上成为“一二八”作战的战前指挥部，它在抵抗作战的全过程中，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由于当时档案的存留，今人对90年前那段历史的记载都还相当完整。1月23日紧急会议上，十九路军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分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部属们决死参战。演说内容完好，多年的研究著述都有载录，此处不再冗赘。想说的是参加会议的军官们，最好多一点对他们的了解。 会议的签名，是按照报到的时间顺序排列的。由笔迹来看，每位出席者不是随意自签的，而似乎均由会议记录徐义衡一人代签，其字迹秀丽、清晰。这是一份完整的与会者名单。名单上的首位签到者是会议东道主、警备司令戴戟，其后是军长蔡廷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襄，然后续为区寿年、翁照垣、黄固、林劲、丁荣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焘、顾高地、张君嵩、王贻锷、谢芸皋、徐义衡、杨富强、钟经瑞、李扩、钟桓、云应霖、黄曦。那日蒋光鼐抱疾而来，可能是由黄曦陪同最后抵达、签到的。到会军官，统共23人。本文将着重介绍这些参与“一二八”抗战决策、筹划的与会军官们的主要行迹，他们才是战场决断、精神动员、作战部署、具体执行的中坚力量。这里的资料所据，除有关书刊撰述、档案、表格、网络外，还有不少出于长辈的口耳相传，包括对相关人士后人的采访所悉。因蒋、蔡、戴三大领导人的有关军旅生涯，以往书文具述已多，在此不拟重复。对紧急会议参会军官的叙述，仍按会议记录分别简介如下：张襄，字仲昌，福建侯官人。1914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1期毕业。1922年，陆军大学第6期毕业。1927年5月，任中央军校南京本校筹备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十九路军第61师第7旅旅长。1930年夏，调任61师参谋长。1931年冬，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旋以张襄为司令部参谋长。张襄品格敦厚，司令部不少内外事务，往往由张襄出面处理。建国后他加入民革，与戴交往依旧。十九路军群体中，部分成员后来参与了同中共的合作共事，为新政权的诞生作出贡献。既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投身于民革的创建，而更多的人则像张襄那样，通过参加民革活动，支持和推动了国家的多方面发展。区寿年，字介眉，广东罗定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毕业。早年曾任粤军陈铭枢部中下级军官。1929年编遣后，先任61师旅长。中原大战后扩编，升任78师师长。参与“一二八”抗战，78师首先反击。“闽变”失败后，区部被蒋介石改编，后辗转退入广西，改番号为176师。曾参与后来徐州、大别山、武汉等地的抗战。区部后划入中央军系，1948年内战中被俘，1957年在广州病殁。翁照垣，原名辉腾，又名嘉添，广东惠来人，生于葵潭镇一户贫苦石匠之家。早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法国摩拉纳航空学校。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锐利目光。“一二八”时任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旅长，该旅为粉碎日寇侵略企图，率先奋起抵抗。他浴血沙场，名震中外，荣获最高军功章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他携夫人移居香港，1972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黄固，字志坚，广西临桂人。早年跟随其兄参加辛亥革命活动，毕业于保定军校骑科1期。参加粤军第一师，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8团的营长，参与北伐。黄固随4军10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因反对内战，辞去军职，被陈铭枢委任为汕头市公安局长。随陈铭枢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后，出任十九路军78师155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英勇杀敌，在战斗最壮烈的江湾镇反击战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光荣负伤。“闽变”失败后，黄固也像其他十九路军人士那样，避居香港。1937年，随同区寿年以176师副师长的身份，接连加入“八一三”淞沪会战、徐州、武汉会战。1939年任官陆军少将、广西省参议。抗战胜利后，解除军职。后秘密加入民革。建国初年，以统战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广东省省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林劲，字健民，广东中山人，保定军校步科6期。保定的出身，当时似乎是可以入伍做军人打上高保险系数的。“一二八”时，林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应当是干练老成的，日常工作中与外公戴戟也多有交集和协作。现今我看到他留下的两张照片，都是清癯瘦削的文人形象。“闽变”后就一直在患病，1940年值抗战艰困时节，终在澳门怏然谢世。丁荣光，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早年就读于云南讲武堂。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10师参加北伐。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丁荣光任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第5团团长，率部奋勇御敌。2月3日，日舰从长江口驶向吴淞要塞，派兵登陆加强攻势。丁团长奉命增援曹家桥、纪家桥一带，攻敌之侧背。3月1日，日军派出强大兵力，向闸北、江湾、吴淞、浏河等处分头进攻，丁部在谈家宅、墙前宅一带阻击敌人。樊宗迟，福建长乐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学土木建筑的工科。与陈铭枢有同窗之谊，“一二八”前后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深得陈铭枢信任。“一二八”前夕,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将在上海蓄意挑起事端。于是蒋光鼐,蔡延锴等十九路军将领电告南京陈铭枢,拟于上海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以研究对日作战问题。陈铭枢接电后,1月23日即派参谋处长樊宗迟代表他出席，并转达了他的意见。谓“日寇零星少数地来不必理他，多数或大部队伍来犯，我须处于正当防卫时才同他抵抗”。由于在抗日问题上十九路军同南京政府的分歧愈益突出，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入闽引发“闽变”。借重樊宗迟的人脉影响，陈铭枢再次派他赴闽交涉，预作准备，看来亦非偶然的选择。樊宗迟早年受有良好教育，写得一手好字，誊写的稿件总是清清楚楚。可能是专业的关系，“闽变”之后一度受任为福建省公路局长，只不过维持了几天。顾高地，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一望族世家，书香门第，为当时典型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他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抗战。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秘书兼中校参谋。1月23日他奉命出席军官会议时的身份，即此。顾对30、40年代国际关系颇多关注和研究，撰发不少文论。旋又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战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曾精心策划郭沫若回国抗战，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提供了许多情报，掩护了中共地下电台的活动。1955年，他因“潘汉年冤案”，被投进牢狱。1958年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1975年8月29日，“刑满释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高地的冤案获洗雪，但家人均已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顾案平反后，曾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市政府参事，1990年去世。张君嵩，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1932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十九路军78师156旅第6团团长，驻守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屡派军舰频加威胁，南京政府为求苟安，一再退让，令十九路军于1月28日下午将第6团驻防地交由宪兵接替。张君嵩在辖区内连日巡视，发现日军已调集大批人马利用租界掩蔽逼临我方，战火已迫在眉睫。是日下午，换防宪兵只来了一个营，张君嵩认为主力未齐，不可轻易换防，遂报告蔡廷锴。蔡表示，可推迟1天换防，但务必切实备战。当晚11时许，日军果然向闸北、天通庵一带进攻。张君嵩团首当其冲，在驻地警、宪、铁道炮兵和税警团配合下，奋起反抗，打响了淞沪之战第一枪。此后，1933年11月，张参加“闽变”。抗战军兴，他又先后加入粤北会战、长沙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1948年末卒于内战。王贻锷，号鹿苹，因同辈行六，“鹿”“六”谐音，湖南湘潭人。曾就读于武汉法政学校，念法律出身。任十九路军61师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之职。王系军中一介文官，投笔从戎，爱国尽职。作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要员，他也应邀出席紧急会议，参与军机要事。全面抗战爆发后，外公戴戟公务在身，无暇顾及家人。王贻锷便邀请全家千里迢迢去他的湘潭故里避难,这成了母亲和外婆日后长久的话题。后来王又追随戴戟到皖南任职，一度出任绩溪县长。王有文才，公务之余，喜好诗文楹联，常有作品留迹。如下两首，今仍传诵：王贻锷在绩溪的题联诗作抗战时期绩溪县长王贻锷曾为当地十里岩关帝庙题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东将相尽寒心雨过民国王贻锷雨过花增媚，烟迷柳益妍。池塘蛙阁阁，荷芡叶田田。款段游山路，崎岖落照边。羁情入孤旅，独酌负鳶肩。抗战胜利后，王贻锷因不满内战重燃，退职返乡，为家乡子弟办族学。旋遭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而死于非命，连湖南高官程潜的保函也未能奏效。谢芸皋，别名谢硕，安徽六安人。具文才，工书法，能诗文。早年读中学期间，受“五四”运动风潮影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20年代初入上海大学，向往革命，加入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伐时在广州当记者，30年代初在十九路军军部任秘书主任。1932年1月23日在龙华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谢芸皋身为大秘，自也必到。“一二八”战斗半夜打响，十九路军29日凌晨以三位领导人名义向全国发出气壮山河的抗敌通电。该份首道通电，正出自谢芸皋之手。1932—33年在司令部大院内落成的“一二八”纪念堂，其碑文也是由谢芸皋代拟的，实际上是谢的作品。此点，戴戟曾有明确交代。不妨说，谢芸皋才是“一二八”期间真正的外宣负责人。后来，他回安徽做过太和县长，任职于赈灾和教育部门。但因时势逆转，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旋为“历史反革命”，1960年屈死冤狱。徐义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入职十九路军政治部。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出任少校参谋，专责与上海社团联络协同抗日。戴戟在筹建一二八纪念堂的过程中，了解到画家张云乔自愿承担大型油画《血战宝山路》的创作，十分高兴，命徐义衡出面与之积极联络。1月23日紧急会议的签名和记录稿，似都由徐义衡制作。但其他方面相关资料，却不曾见有。杨富强，材料甚少，也仅知他曾担任十九路军第78师155旅第3团团长，其他便不谙其详了。钟经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任十九路军78师156旅第4团团长，率部在吴淞要塞紧急增援，几经交战，阵地仍岿然不动，始终保持战线完整，并击落日本敌机一架。2月7日，日寇增派战舰24艘，战机24架，出动野战炮40门，派出3000余日军在坦克掩护下，轮番向钟经瑞所部吴淞阵地发起猛攻。钟部与敌展开激烈争战，在日寇海陆空的狂轰乱炸中，整整坚守20多天。直至3月1日，十九路军准备退守二线之时，他和战士们仍不愿撤走，表示要与要塞共存亡，后经蔡廷锴军长亲自来电劝慰，方忍痛离去。李扩，字秉钊。广东梅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毕业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12期、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3期骑科（与叶剑英同窗）。毕业后在陈济棠部历任排、连、营长和团参谋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后调入十九路军任第78师参谋长。在“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向凶悍的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巷战、近距离的肉搏战。李扩回忆道：当时全体官兵士气高昂，为国家民族安危，人人奋勇杀敌。上海市民也勇敢奔赴前线，送水送饭、抬送伤亡官兵。李扩本人亦身先士卒，穿插于各营、连阵地之间。后又参加“八一三”抗战，曾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副官处长。1949年移居香港，1963年在港逝世。钟桓，背景细节不详。有说加入十九路军后，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情报科长。1月23日龙华警备司令部紧急会议讨论抗击日军时，钟桓出席此会并表态。但嗣后，未见有他任何消息。云应霖，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19年入读广东陆军讲武堂。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1930年，升任十九路军78师155旅第1团团长。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悍然发动猛攻，身任团长的云应霖，带领所部官兵浴血抗击，他本人更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光荣负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指挥作战的1团长云应霖部下的一位士兵，一举击毙了来犯日军大佐、联队长林大八（此人死后被提为少将）。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被击毙的首名日军少将级将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云应霖曾任抗日游击纵队司令，与新四军合作抗日，支持中共，被蒋介石下狱多年。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从事民主革命，直到建立新政权。1949年后，以民主人士历任多职，相继做过广东省人代会代表，政协广东省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广东省副主任委员，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农林处处长，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得平反改正，恢复政治名誉。1975年在广州病逝。黄曦，号思九，上海市人。早年毕业于南京陆军学堂中小学、保定军校工科1期。后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1913年同陈铭枢、吴艺五等一道，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讨袁。相继为连附、连长，在九江与袁世凯部李纯师作战、负伤。旋返乡创办小学，致力教育，嘉惠学子。大革命时在南京任陈铭枢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养成所总务科长，后任上海市警察局总务科长兼督察长。“一二八”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机要参谋，参与1月23日紧急会议的密商和动员。全面抗战期间，随戴戟担任屯溪皖南行署秘书。抗战胜利后，退役离职。建国后参加民革，并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81年辞世。出席1月23日紧急会议的23位中高级军官，都是当时在沪人员，不是十九路军的全部。限于间隔年代的久远和资料不足，对与会者个人细节的了解仍多寡不一，有几位背景不详，像杜庆云、王焘、杨富强、钟桓和徐义衡，依然了解不够。而60师、61师的高级将领也有多位描述不够充分的，包括当时公务在身未能赴会的，如沈光汉、毛维寿、谭启秀、张炎、张厉、李盛宗、邓志才、梁世骥等。一些人则至次日，才专门获悉蔡廷锴带到苏州来的精神传达，并表示拥护。从原则上说，相继参与23、24日十九路军紧急会议的军官们，当此国家危难时刻，民族大义之前，所作的抉择和表态都是正面的，他们无愧是国家的英雄。从十九路军和“一二八”专史的角度，一些史实真相的钩沉还有可拓空间，该军在民国军史上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及其各级指挥官和骨干人员的分别研究，仍有不少文章可做。90年风云浮沉，给历史空间以太多的想象、启迪，也是足可策励后人，垂范民族的。（刊于《档案春秋》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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