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之女回忆： 田家英一家与保姆的深情厚谊 曾自 作者为田家英、董边夫妇之女 这篇文章，是写我小时候保姆的故事。保姆叫李佩，清代贵胄家族儿媳。新中国初建时，走进毛泽东的秘书、我的父亲田家英的家庭，走进中南海十七年。当国家陷入动荡苦难的时候，她为受难者的儿女搭起了避风的港湾。我的父母尊重、感激她。
图 |下乡一年后冬季回京，作者与李佩阿姨在德胜门外首都百货商场照相部留影 父母尊敬她 1950年1月30日，姐姐出生了。新中国成立初是供给制，母亲所在机关统一给生了孩子的领导干部找保姆，就这样李佩到了我们家。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延安人”。母亲董边最终从事妇女工作，主编《中国妇女》杂志17年。父亲田家英1948年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属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护疼爱下长大的。我们叫她“阿姨”，而这个“阿姨”在我们心中和是妈妈一样的。家里的孩子们从小怕她，又恋她，母亲放心她，把家都交给她，父亲比阿姨小十一岁，可以说是尊敬她。 我家吃饭，习惯围坐在一个矮圆桌边。桌边有一个木扶手旧沙发，这是母亲和阿姨的专座。父亲拉开桌子和我们坐小板凳，总是靠墙根坐。说到乐事，父亲爱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墙灰。阿姨会帮父亲边拍打衣服，边说着老姐姐一样的话，“挺大的爵儿位，看邋遢的”。在这张全家人吃了十来年饭的圆桌边，父亲去世前，阿姨看出不祥的兆头。她后来和我说：“那天吃饭，我一抬头，见你爸眉头紧锁，两道抬头纹竖起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话老理多，她信就灵。 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1958年秋，父亲见阿姨连着几个星期天有事告假，随便问了句，“干啥子去嘛？”阿姨说婆家为分房，打官司呢。父亲半开玩笑：“李佩，你还要当小业主啊？我还是个无产者呢，咱们是一家，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父亲的话，如果前半句还有点玩笑的意思，那后半句可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给阿姨养老，是我们家不论大人小孩的共识。父亲的一句话，让阿姨放弃了房产，就跟着共产党的这个好人家，奔吧。 父亲是1949年8月随毛泽东进中南海的，被安排在离丰泽园西边仅百米远的静谷。直到1959年秋，因与静谷相邻的供首长休息娱乐的场所春藕斋要修缮扩大，父亲搬到永福堂。永福堂是个三合院，这是一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从北头过来依次住着陆定一家、张际春家、我们家、陈琮英妈妈、胡乔木家、杨尚昆家。永福堂最早朱老总住，1953年后彭德怀住，庐山会议后彭老总去了海淀挂甲屯。父亲和彭总都在永福堂院落住了近七年。
图 |父亲田家英、母亲董边和姐姐曾立 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父母亲住永福堂，我们小孩随阿姨住中南海乙区称作“南船坞”的一座三层灰楼。离永福堂有两站地远。楼里住的多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和医务人员，知名的有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王敬先、毛崇横、田畴等。我想，父亲没让我们和他住一起，是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他把我们安排在一群保卫毛主席的人中间，是因为这是他最最放心的地方。 南楼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她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清一色大襟盘扣。夏天，一件月白小褂，冬天，里面三新的棉袄，箱子浮头备着新衣，出门必穿得洁洁净净，买菜也是如此，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在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三天两头有卫生检查，可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锃亮”。 阿姨把孩子们吃的穿的都打理得停停当当。我们家的衣服、一年要做的十来双鞋，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缝得又细致又齐整。她还做得一手北京饭，什么节气讲究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窝头都抢着吃！他一手抓一个，还说怕吃完没了。
图 |李佩抱着襁褓中的姐姐 母亲常爱说，“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我五岁开始记事。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是我出水痘，趴在阿姨背上哼叽，她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里转。母亲后来说，你阿姨背了你一周，听说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红布把灯遮住，生怕落下什么毛病，你可不能忘啊。姐姐很早就上了香山幼儿园，家里只有我，我就像个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碰过我们一指头，阿姨却常常用包了布的帚疙瘩打屁股作为对我们犯错误的惩罚。打小她打我，我从不恨她，哭上两小时也要等她给我下台阶；大了不打我了，我更恋她。 最后一次挨打是小学四年级，早己忘记犯了什么错，只记得趴在床上打屁股，那天我咬住牙，心想就不哭。一下两下，阿姨最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死丫头，长大了，打不动你了啊”。原来阿姨凶凶的脸和生气的样子是吓唬我们用的，她没生气呀。 从那以后阿姨再不打我了，我长成大姑娘了。 情感随着人的长大“成长”着，有一天，我懂得了“思念”。9岁那年的五一节，阿姨请假回娘家了。晚上是在永福堂勤务员打来饭吃的，之后又看了电影《鬼魂西行》，十点才回南楼的家。一进门，没人，大月亮照得床上亮亮的。我一眼看见枕头上放着的衬衣和罩衣裤，都摩挲得平平整整，叠得方方正正。学校逢周五换衣服，但回来阿姨就都给换掉，嫌机器洗得不干净。今晚却只见衣服不见人，我第一次有了“想念”的心情，心里酸酸，眼泪默默地流出来。 父亲口中的 “标准中学生”德利姐姐 德利姐姐是李佩阿姨的女儿。德利姐性情爽朗直率，不落俗套。她眼睛大大，梳两条长辫子，爱穿各色浅格布上衣，配上背带裤，在我眼里，她怎么打扮都好看。父亲爱叫她“标准中学生”，全家人都喜欢她。父母视她为我们家的孩子。几乎每周末德利姐都来，看她妈妈，也看我们。父亲若出差，都忘不了委托秘书室负责人陈秉忱周六给中南海小南门打电话，给德利放行。 说来，还是我父母亲鼓励支持德利姐读书，使她走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 德利最初也随阿姨到妇联看孩子，那年她14岁，母亲知道了说，“这么大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可供给制每月以小米计酬，阿姨哪有钱给德利交学费啊，她甚至想把德利嫁给椿树胡同口那个修车的小伙子过日子去得了。母亲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德利很快就上学了，父母一直给她交学费。父亲希望德利将来上北京师范大学，当一名教师。他说德利口齿清楚，说话直爽，心眼善良，是当老师的好材料。可德利没能实现田叔为她的设想，初中毕业上了卫校。 德利姐大我16岁，对父亲记忆深，许多往事，都是听她说的。有一件事，德利姐晚年无论什么场合，一提起就会哽咽落泪，百感交集。德利姐说：“1955年，我不幸患肺结核休学了。我妈要强，她不愿意求助董姨和田叔叔。走投无路，我冒胆给田叔写信求助。田叔叔给我回信说：'知道你病，很是挂念。肺结核这种病从传染上讲是可怕的，但从治疗上讲并不可怕，因为有特效药了。你还年轻，生命的路才刚刚开始，要勇敢地面对它。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有我们在，一切不成问题。见信速来我这里。因手边有事不多写。’田叔给了我300元，要我去买药。我每天到东单医药商店排队买药，可几次后，有钱也买不到药了。我只有再找田叔叔。田叔叔找了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为我要到60支进口的链霉素注射液。两个月后，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连老师都十分惊讶。”
图 |1961年德利姐姐和曾立于北京白雪照相馆 父亲喜欢德利的率真、透明，对她像自家孩子一样。父亲的性情活泼洒脱，给德利留下许多记忆。父亲有时带我姐姐到王府井买书，他们会去灯市西口等德利下课，给她个惊喜。父亲说说笑笑地带两个女儿吃馆子去，德利注意到餐馆里从厨师到服务员全是女的，父亲故作神秘地小声告诉，这是给慈禧太后做饭的宫女开的饭店。和孩子在一起，父亲永远是那么活泼。 父亲的存书多，是中南海出名的，他的西厢房整个就是书库，不过这里存放的是毛主席丰泽园不常用的书。一次，德利姐到永福堂借书，父亲向她道出存在心里多年的一个心愿。他说，“我有一个心愿，这辈子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我死不瞑目。是有关爱情的小说”。记得母亲也说过，在延安和家英谈恋爱时，家英说想写一部小说，写一对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但始终没有写成，说生活素材积累得还太少了。父亲想写什么，已不可能知道。但以一部小说的形式，把他积蓄多年的对生活对情感的感悟表达出来，这当是真的。 “中南海是我这辈子 最享福的几年” 阿姨嘴里的老话多，什么“孩子，孩子，日子过的就是孩子”，什么“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的确，父母亲再忙，有阿姨在，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发票证的年代，每月一人二两肉票，阿姨攒着买了一斤五花肉，周末我们回来炖红烧肉吃。冬天肉放在窗台上用大碗扣着，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老鸹叼走了。阿姨为这件事唠叨了多少日子。母亲说阿姨快成祥林嫂了。那年月，一点肉都心疼啊，这是给孩子解馋的啊。困难时期，中南海里各家也不许开伙，一律吃食堂。我和姐姐住校，周末回来就到东八所职工食堂吃饭，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在北大读书，假期天天也来这里吃饭。记得永远是没油水的白菜帮熬豆腐，越吃越馋。父亲偶尔会拿桶豆油来，阿姨给我们炸排叉，可解馋了。
图 |父亲所住的中南海静谷院落 困难时期过去，生活好了起来。中南海是北京最早用上煤气的地方，是从人民大会堂通过来的。南楼是筒子楼，集体厨房，灶眼挺多，阿姨又可以倒着样给我们做好吃的了。 生活像平静的水，却过得有滋有味。德利姐工作了，姐姐上中学了，我还在小学住校，阿姨心里松快多了，有时抓空还去长安大戏院听场戏呢。常听她说，“中南海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我看见阿姨哭了 可是有一幕，我总也忘不了，我看见阿姨哭了。那天，我玩够了回家，到门口听见勤务员王叔叔的声了，高兴得正要冲进去，却听见阿姨的哭声。“李家未出嫁的姑婆婆欺负人啊，使唤儿媳比使唤丫环还狠，嫁到李家，我没享过一天福，只有受气的份。”顺门缝往里瞧，阿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王叔叔在纸上写。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文革”后知道，那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中南海也在搞清查阶级成分。我看见的一幕，是阿姨请王福瑞帮着写“自传”呢。 这以后，楼里几家人的奶奶、姥姥走了，有的全家搬出中南海。阿姨没被清走。我猜想，一定是父亲说了话。阿姨不知道是父亲保护了她，父亲不会告诉的，说出来只会伤害人。父亲对于强调“阶级斗争”一直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从理论上就说不通。就我知道的，秘书室的干部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父亲保护的又何止一两人。 母亲说不能连累阿姨 1966年，我们幸福的家一夜间似大厦倾。那是5月23日，父亲在永福堂弃世了。那时我和姐姐都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后被拦在中南海门外，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丰盛胡同一处大杂院，那时我不到14岁，还不会理解“出事”的概念。
图 |1963年父亲田家英和姐姐曾立 我们搬出了阿姨领着我们过的“家”。那天晚上，全家在胡同口饺子馆吃的饭。我挨着阿姨坐，见母亲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落下来，她把饺子夹到嘴边又放下，半天没吃一个。我诧异地悄悄拉拉阿姨的衣襟，暗示她看妈妈。阿姨捏了我一把，意思是不要出声。她是老人，经世大半生，看出家里出事了。 在丰盛胡同住了两个月，父亲的勤务员天天送报纸，田主任长，田主任短的，是为执行保密的规定做障眼，但阿姨很快从来找母亲的人的脸色中看出问题不简单。大杂院对我家的事已是风言风语，阿姨听见却什么也不说，怕伤着我们。母亲被扣在家不让上班，专案组和她“交谈”了数次，可听不到有分量的“田家英罪行”，两个月后把母亲推给全国妇联由其批斗吧，中央办公厅也不耐烦再管田家英家属了。 7月份，一天内我们竟然搬了三处家。家什才卸车，一声指令，装车再走。原因是监督“移交”的中办干部嫌母亲机关给反革命家属安置的房子太好。那时母亲已关押在机关，我们被轰来撵去全是阿姨领着呵护着。我平生第一次坐卡车，从西城转东城折腾了一整天，单纯的我还不懂“屈辱”二字，可阿姨心里明明白白。直到落日，也没有找到一处那位干部认为“适合”反革命家属该住的房子，我们被临时安置在妇联机关一进门的大车库里。 多年后，母亲在《回忆实录》中写道：“批斗后，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去上厕所，看见二英（我的小名）在厕所外边洗手，我很奇怪，她为什么在这里，趁吃饭时，留心观察，见李佩带着孩子住在汽车库里，啊！原来把她们也赶出来。真可怜，我流下眼泪。” 家最终被安置在灯市东口职工大杂院一间12平米的小平房，外加一个废车库，母亲住车库，阿姨带我们住平房。母亲的《回忆实录》里记述着，“住在汽车库，空气很坏，光线很暗，晚上没有台灯，无法看书，常常躺在床上想问题。我认为自己历史简单，出身清白，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的处境是受田家英问题的牵连，下放劳改，到农场，我都不在乎，但家里的事，必须处理好。保姆得辞退，不能连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时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那天，全家在房门口小桌上吃饭，母亲把阿姨叫到屋里。似乎听见母亲在说“走”，我伸长了耳朵，是母亲的声音：“孩子们都大了，不用照顾了，她们可以自己生活了。”是托词，阿姨怎能不明白？我听见让阿姨走，只觉得“轰”的一下，像地震，“哇”地大哭出来。母亲应声出来，还是那么严肃，“哭什么哭，没出息！”说完甩脸走了。阿姨跟出来，蹲下坐在小凳子上，把哭得直抽的我搂到怀里，“谁说阿姨走，阿姨不走，阿姨等我二英子上完大学才走”。“上大学”三个字，一下让我回到现实中，学校早已停课批校长呢，没有“上大学”了。我不哭了，思维理智了，心被阿姨的话温暖着。 下乡插队8年，寂寞时，想亲人时，就会想起阿姨“等你上完大学再走”的话，是憧憬？是思念？幸福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享受着这份内心的温暖。 紧日子里，阿姨给我们温暖的心 阿姨走了，我以为从此和阿姨分开了。实际上，阿姨早已是亲人，无论天大的阻碍，还是长久的分别，都没能有把我们分开。 1969年2月，我突发阑尾炎，母亲在关押中，姐姐下乡了，我一人到北大医院做了手术。3天后我捂着肚子下地给阿姨发了信，她送来5斤粮票和5块钱，够交住院的饭费了。阿姨没有生活来源，靠儿女每月给的25元，长大后每提起那次住院我都会想，阿姨是怎么省下她的生活费给我送钱来的呀。 一个月后，我就到东北插队了。离京那天，车站人山人海。送别的人到处都是，而我却孤零零的一人，心头不禁飘过一丝寒意，觉得自己可怜。扭头间，我看见阿姨了。走前我给她去信让她不要来送，可她还是来了。一个不出远门的人是怎么找到站台找到我的？想不了那么多，我一下子扑上去，娘俩抱在一起，阿姨的眼泪落下来，我没哭，有人送，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在乡下，邮递员的到来，是知青集体户最热闹的时分，带来了北京和亲人的气息。母亲关牛棚的三年，不许通信。我的来信是阿姨和姐姐的。我把乡下的新鲜事都写给阿姨和姐姐，每封长长的五六页，然后就开始盼来信，那种盼，使你感觉北京还有家，姐妹还在一起。离开我家，阿姨只有投娘家人了。娘家有间小房，从前德利姐上学时用的。阿姨把房子换到德胜门外一间12平米、厕所生活用水都在院外的简易房。可在母亲关押、下干校的六年间，阿姨这间简陋的小屋，就是我和姐姐插队回京时的家。 冬闲季节，知青小半年逗留北京，这是我和阿姨聊得最多的时光。我们的话题总要落到父亲身上，阿姨总要长叹一声，“哎，要说你妈你爸不是好人，这世上就没好人了。你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成天拿着报纸，在上面写呀划呀，哪有星期天呀。老天爷有眼，好人有好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忘不了，“文革”中说父亲是好人的，阿姨是一个，父亲的挚友、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梅行伯伯的夫人聂眉初是一个。 阿姨讲到父亲的事，还是习惯地数落他，“瞧你爸多大的爵儿位，多大的学问，中南海里谁不敬他。我说他就是玩字画玩坏了，招人恨了”。“你爸什么时候讲究过，头发像乱草窝，鞋总露着脚趾头，脚后跟都开了绽。说他，他嘿嘿一笑，'有啥子关系嘛，穿这鞋子不是照开毛主席的会吗’”。说这些，阿姨准落泪。她伤心我也跟着伤心。
图 |1954年父亲随毛泽东主席到杭州修改宪法带上了四岁上幼儿园的姐姐 阿姨的生活来源是儿女给的25元，紧巴巴只够吃饭，过冬的煤火得靠秋季揽点棉袄活，三两块地攒出来。冬天见我们来住，阿姨真想多添一块煤把屋里烧暖和点，可愣是添不起。我和她生活，把大半年干农活分得的四五十元交给她，她每月补贴生活十块钱。她给我包饺子、烙饼熬白菜、蒸玉米面大团子，怎么吃都香。 年年回京，年年住在阿姨家。眼见着，阿姨渐渐老了。原先大高个，现在背驼得越来越弯。小时听阿姨念叨过，“人怕受老来贫”。我会想起父亲常说的给阿姨养老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样的紧日子，阿姨把苦藏着，掏给我们的是一颗温暖的心。 父母的善良敦厚，感动了阿姨 1983年6月1日，李佩阿姨在家里病逝了，肺心病，虚岁73。 随时间流逝，往昔渐行渐远。直到 2005年德利姐来家小住聊起老李家的过往，我第一次听到阿姨的身世，像传奇。德利说：“我妈是家里老姑娘，一家子都疼爱她，没想嫁到清代王爷的近支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是黄埔军校二期生，可毕业什么事没做，典型的八旗子弟。原本已败的家，让父亲抽大烟抽得精光，最后他是倒伏街头死的。父亲给我们母女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我妈32岁守寡。1942年，姑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齐齐哈尔投奔六爷了，东北早已成为'满洲国’，和北京失去联系，七年里母亲一人在京没有任何我们的消息。直到1949年回来，院外已是解放了的蓝天，可大院内仍沿袭着封建家族的旧习俗，我妈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终于，母亲背上铺盖，跨出了李家大宅。去哪？不知道，我在后边哭着喊，可她连头都没回。永远再没踏进李家一步。”
图 |满族贵胄家庭的儿媳李佩 阿姨的身世，除了使我惊讶，在我心头平添的更是一份沉重。我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南海南楼那么多保姆和家属老人，阿姨的气质、谈吐绝对出类拔萃。南楼的家一直订晚报，是给阿姨看的。她还看小说，手里从没断过书，《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多了。书是从父亲那借的，看完我们就会和父亲说，“阿姨没书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阿姨要看哪本还是父亲帮她选的，总之清一水的古典小说。 姐姐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许多受阿姨的影响。的确，姐姐爱干净，干活利索，随阿姨了。我和姐姐为人诚恳，实实在在，真人真性，随父母，也随阿姨。 父亲说阿姨：“李佩呀李佩，你就是让封建给固住了”，这是指阿姨坚决不改嫁这事。父亲是批评还是敬服，我看都有。 姐姐出生十天阿姨来我家的，她的慢性气管炎时不时想咳嗽，她直把头扭开，怕孩子母亲问。我母亲非但没嫌她，反而说，“我打小也有气喘病，咱俩都一样，老了都是'老慢气儿’”。母亲还对阿姨讲，因为是女孩，从小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思想欺压，为改变命运抗争读书，后来上了延安。母亲不会想到，当年她几句宽慰的话，给处在走投无路的李佩多大的感动，她和德利说到我母亲眼泪直流。我母亲的宽厚善良，感染着这个同样受封建压迫的不幸女性，她找到了“家”的感觉。 以后接触了我父亲，用阿姨的话，“那么大的爵儿位，从没架子”。平等待人是父亲最崇尚的做人品行。在我父母眼里，是李佩帮助把孩子带大，工作出差，从没为孩子分过心。他们对李佩，只有感激和尊敬。 最终给了父母一个圆满 最后一次见阿姨，是1983年五一节，我怀孕快生了挺着大肚子去的。阿姨脸肿得红光发亮，腰背更弯了，连喘气也费劲。那时我不懂老人的病痛，见阿姨还在给我做饭，没有躺在床上，就以为无大碍，孰知阿姨已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走时，阿姨对我说，“回去跟你妈说，给阿姨要100块钱”。这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回来母亲就让姐姐把钱送去。阿姨直到最后，照旧笼火，提水，上公厕，没有倒下一天，她拒绝治疗，平静地走了。 前两年，听德利姐说，落气前一晚，阿姨昏迷中说铺盖下有董姨给的100元。第二天德利姐真的摸出一个信封。给阿姨发送租车火化的费用，整整100元。父亲一直说给李佩养老，但世事变迁，父亲早于阿姨走了。阿姨没忘父亲的承诺，最终给了我父母亲一个圆满。 都说“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想我阿姨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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