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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泰斗张忠培说： 荆州熊家冢 楚王陵为中国 仅有， 天下第一， 是名副其实的 天下第一王陵。 三十多年前，当我在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看到那浩浩荡荡兵马列阵时，不禁想到了古代兵书《司马法》里的那句“国虽大，好战必亡”。不过，后来当我和荆州的考古专家一道，全程见证了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考古发掘后，却有了另一种感受。或许，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来说，国家的“名分”和壮大就是从战火中逐步确立的。
熊家冢一号车马坑局部 人类从诞生起，就与战争密不可分，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一切战争都有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时代，楚非华夏，“土不过同”（即：疆域不过方圆五十里），楚国这个外姓国家不过是化外的蛮夷，名不正言不顺，楚王的“王”也是自己给自己加冕的，其合法性在当时的逻辑里行不通也走不通，当年的称王还曾惹恼过周穆王三征荆楚。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打促和，当楚国足够强大、有足够大的威慑力时，才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楚国才会有“霸主”的地位，也才得到周王授权“奄征南海”，具有在南部中国想打谁就打谁的大义名分。楚王才真正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元首”。而从经济目的来说，占有更多的土地，占有更多的人民，抢夺更多的牛羊，——显然是战争最为明显、最为直接的目的。 荆州熊家冢遗址，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地绑在战车上前行的楚国最清晰的一个标志，从这个迄今所见中国东周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保存遗迹最丰富的楚国特大型贵族墓地，这个被中国考古学泰斗张忠培先生誉为“天下第一王陵”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楚国。
熊家冢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之所以把楚国说成是“绑在战车上前行”，其实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简要的概括。一说到春秋战国，人们映入脑海的都是那一幅幅尘土弥漫、金戈铁马、战车纵横的历史画卷。易中天在其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书的开头中写道：“从春秋到战国，这五百年历史是绑在战车上前行的。” 据说，春秋时有数百个诸侯国，见诸经传的则有一百七十余个。楚国用强大的兵阵，随着隆隆前行的战车，用杀戮和鲜血灭掉了四五十个小国，统一了中国的南方，冲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史书上说，楚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再看看荆州熊家冢楚王车马阵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我们不难想象，楚国的“车千乘,骑万匹”绝非夸大其词！那兵车出征的场景是何等壮观！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天下第一王陵”窥探到春秋时战争的规模。熊家冢墓地占地731亩，主要由主冢、祔冢、殉葬墓、车马坑以及祭祀坑、主冢飨堂与回廊建筑遗存等六部分组成。其中，主冢直径达67米，考古勘探结果表明，主冢椁室面积约400平方米，在我国同时代的古墓葬中，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主冢封土直径仍超过100米，高超过4米，而据专家推测，实际高度应该在15米左右，首开中国古代陵墓“不封不竖”之先河。所谓“不封不竖”，据《周易》、《汉书》记载，先秦墓葬的不封不树就是在地面上没有明显痕迹，也不栽种树木。在主冢的一侧，有殉葬墓92座，分四行排列，气势恢宏；祔冢一侧，有殉葬墓40多座。这130多座殉葬墓，除了个别的是殉葬狗，基本上都是人殉。这样大规模的人殉墓，在迄今为止的考古中，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是在主冢西南面，有车马坑40余座，其中主车马坑长达130多米，小车马坑39座，两排排列，形成气势恢宏的楚王车马阵，为全国罕见。
2005年以来，荆州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熊家冢遗址发掘了41座殉葬墓、6座祭祀坑、6座马坑、5座小型车马坑。仅仅在那个特大车马坑里只发掘了百分之六十的面积，就发掘出了43乘车，164匹马。而据荆州简牍研究所所长武家璧博士的复原研究，大车马坑内至少葬车65乘，若算上辅助车辆，可能会达到67乘。步入车马阵展示大厅，但见车马坑内，43辆马车分两排并列整齐摆放着，164匹战马尸骨依然完好。马车车轴朝西，车轮、车厢、车伞虽历经2000余年，其轮廓依然十分清晰。每驾马车有两到六匹战马扶驾，战马尸骨完好，马头一律朝西边，均匀分布在车舆两边。足见其军容严整、规模浩大。 值得注意的是，60辆以上的车阵，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荆州市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学者祁慧告诉我，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一般将五乘车编为“伍乘”，十五乘车编为一“广”，二十五乘车编为一“偏”，两“偏”合起来为一“队”。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祁慧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卫国的先祖是与周王朝有着近亲血缘的姬姓大国。卫国第18代国君懿公嗜好养鹤，玩物丧志，国内民心不稳。懿公九年（公元前660年）冬，北方翟人趁虚而入，卫懿公要发兵抵抗，大臣说：“君好鹤，鹤可令击翟。”于是，卫懿公向都城的市民“受甲”，让他们去抗敌，可市民们却说：“叫鹤去抵抗敌人吧，它们高官厚禄，我们哪里能够打仗呢！”卫懿公无奈，只好带领仅有的一二十辆兵车亲赴荥泽迎敌，结果，兵败被杀。史载，直到卫文公初年，卫国仅有兵车30乘。
对于早期的农耕社会来说，兵车无疑是集各种资源耗费巨大的大型作战平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国大司马楚蔿掩实行“量入为赋”改革，对封君和贵族拥有的车、马数量进行统计和在册管理，并作为征收军赋的依据。《司马法》记载，“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周代，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为100亩；九田为一井，为900亩；十六井为一丘，为14400亩；四丘六十四井为一甸，为57600亩。也就是说，每拥有土地57600亩，需要交纳战车1乘、马4匹、牛12头、甲士3人、步卒72人，同时备好各式兵器。 毫无疑问，春秋时期的战车，犹如现今的坦克、大型军舰，作为姬姓大国的卫国，也不过只有30乘的兵车，这些缺少兵车的小国，因为缺乏这种大型作战平台，便很快在战争中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也因此，仅仅在熊家冢遗址一号车马坑内就发掘了属于楚国的60余乘兵车，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可见当年楚国的强大和巨大的战争能力。
楚国的兵车是怎样的作战方式呢？以熊家冢一号车马坑为例，武家璧博士作了这样的复原研究：车阵分为前驱、中军、后殿三部分。前驱左广、右广各15辆战车居于前排，中军15辆仪仗车（含导车1乘）居于后排中央，后殿左、右各有战车一伍、辎重车一伍，拱卫中军。车阵又可以分为左、中、右三军。左偏军由左广前驱15辆、左后殿10辆组成，中军由仪仗车一广15辆组成，右偏军由右广15辆、右后殿10辆组成。三军共有仪仗车、战车、辎重车65辆。《左传》记载：“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一号车马坑的车阵结构，完全符合“楚子为乘”的记载。 如此完备的车阵，令人叹为观止，也展现出一幅两千多年前楚国军队车辚马萧，君临天下的壮观景象。难怪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从熊家冢遗址规模宏大的主冢，阵容豪华的车马坑，身份显赫的墓主，阔绰的祭祀场景上看，可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相媲美。 据文献记载，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一般给每乘战车配备战士75人，包括车上甲士3人，车下徒兵72人，那么战车一队就有士兵3750人，这相当于一个半到两个“师”的编制；它的指挥官叫“师帅”，一般由具有中大夫爵位的世袭贵族担任。
在那时，“五十乘”兵车犹如当今美国的航母，是“超级大国”威慑其他国家，解决纠纷的“国之利器”。史书上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楚襄王为太子时，曾被当作人质送往齐国。后来楚怀王去世，他就向齐闵王承诺割让楚国东地五百里得以回国，即位为楚王。可是，等到齐国派人如约前来接收土地时，楚襄王却反悔了。齐国君臣大怒，立即派出兵车五十乘，驰往齐楚边境进行武力威胁。楚国上下一时手忙脚乱，最后还惊动了秦国出兵齐国边境。三国经过一系列繁忙的军事、外交斡旋，才最终解决这次领土外交争端。 战车自商代晚期崛起，春秋趋于鼎盛，到战国后，战车开始衰落，逐步为步兵、骑兵所取代。绑在战车上的楚国，因为军事实力的强大，建国800余年的长期稳定状态，使其楚人、楚国、楚语以及屈原所代表的楚国国家意识，在战争中被改变并逐渐形成。 对比欧洲，大多数时间，欧洲尤其是西欧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城邦一个国家，所以西欧最早诞生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而“统一”欧洲的不是皇权而是宗教。所以，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自由的，而在宗教意思乃至意识形态上则有“异教徒”的概念，具有价值观上的排他性。 相比之下，中国则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了多民族、多种族同在一国的状况，即便楚国这个诸侯国也是如此。也因此，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概念，与文化意义上的不同并行不悖，构成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中庸思想。
而我的结论则是，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在一时期，文化意义的中国逐渐成型，国家意识开始发酵，连绵的战争使中华东西南北的交流和联系紧密加强，这一切都为一个统一的秦朝中国奏响了前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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