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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 谭维四先生说： 无论是城内的 文化堆积、 多处城门的发掘、 城内宫殿基址的 发掘以及城垣 断面的试掘， 考古发掘与 历史资料一再证明， 楚都纪南城 是春秋时期 诸侯国都城中 率先突破《周礼》 城制的最大城市。 在考古学家的眼中，楚故都纪南城的城内，阡陌交错，有夯土建起的筑台、古井、窖址等，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俯拾皆是。其间，散布着400多个水井及窑址。从已发掘的西城垣北段城门来看，中门道的车轮痕迹至今还依稀可辨。南北城垣的古河道出口处的水门，同样也有三个门道。城垣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宽为40—80米，河段最宽处达100多米，最窄仅10米。护城河与城内的朱河、新桥河和龙桥河三条古河道相通，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供水排水体系。这样，既便于城市的进水、出水，也便于交通和防卫。
张正明先生说：“无论陆门、水门，都是一门三道。这一门三道的水门，迄今独见于郢都，无疑是楚人的创造。可想而知，当年的郢都城内，马车在大街上搌铃而过，舲船在河道中衔尾而行，宫殿巍峨，市廛纵横。这风光独特的名都，是在上述优越的时空框架中，由满怀历史主动性和文化独特创新的楚人建设起来的。” 2011年10月，为了建设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纪南城烽火台附近的湖北省文物局下属的纪南城考古工作站要搬迁，他们仅仅对从纪南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打包装箱，就用了整整四个月，共计有1200多箱。可见，纪南城内外出土的文物之多。 从考古学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像到，当时的纪南城，确实是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纵横交错。史学家发现，那时，纪南城与各地的交通往来十分密切，每天由水陆两路进出城池的人成千上万。正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荆州十首》中描述的那样，“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 考古发掘证实，这里确实曾经是楚国的都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严文明先生，曾参加过当时的考古发掘。时至今日，他仍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的考古大会战，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纪南城曾经就是楚国的都城。他非常肯定地说：“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
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先生说：“纪南城为战国时期的楚国郢都，也就是楚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时期的都城。楚国的郢都，代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类型，是先秦古都三大类型中的一个典型，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同样，原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长、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也曾在1975年他41岁时，以吉林大学考古系教师的身份，带领20多名学生，到荆州参加了整整一年的纪南城考古大会战。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之后，组织吉林大学的学生对30号台基进行了考古发掘。 六七年前的一天，当我们谈起当年老人家在荆州纪南城整整进行了一年考古发掘的往事时，张忠培老先生十分兴奋，对我提的问题，耐心地进行了解答，言谈举止间尽显大家风范，他对我说：“在30号宫殿台基的发掘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对宫殿屋顶坍塌的确定，二是对出土陶器的分期排队。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古研究，从而确定了纪南城遗址的相对年代。” “相对年代的确定，是不是就能确定楚国的都城就在纪南城呢？”我突然想到考古界史学界对楚郢都地望的一些争论，就连忙问道。 “1975年，全国在纪南城举行了考古大会战以后，考古界基本上认定楚国的故都就是在纪南城。”张忠培先生这样回答了我提的问题。 “不过，搞历史研究的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在场的张忠培先生的学生、武汉大学考古系主任陈冰白教授接过了话头，对我说，“我们武汉大学历史系有个老教授就认为，楚郢都就在宜都的楚皇城。” 的确，我读过石泉先生关于楚都地望的专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以及续集，于是，便问道：“史学界与考古界好像在很多问题上都不大一致？” “是啊，是不大一致。”陈冰白教授说，“不过，史籍上的很多记载，都是靠考古发掘的成果来印证的。” “的确如此！”我说，“就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荆州古城城墙吧，过去史籍记载和故事传说都说这荆州城的城墙是关羽所筑。后来，考古发掘证实了这座明清古城墙就是在汉代城墙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所以，历史上很多难解之谜最终都要靠考古发掘来解谜。” 陈冰白教授反问道，“纪南城不就是如此吗！” 是啊，根据考古结论，楚学专家们研究了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从而认定楚国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我国最早使用的黄金币“郢爰”从这里出土。吴起变法，确认新兴地主阶级土地私有权的“量入修赋”等重要法令，也是在这里颁布和推行。 只是，史学界与考古学界长期以来的争议，并没有哪一个权威部门或者机构出面来组织对楚故都的认定。 于是，当2009年国家文物局将纪南城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时，名称仍然是“楚纪南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时任荆州市副市长的朱惠民先生，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在筹建纪南城遗址公园时，提出了更名为“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此议一经提出，就引来一片纷争。后来，在朱惠民副市长的执着努力下，得到了张忠培先生的肯定，他在听了朱惠民的想法后，力排众议，非常明确地说：“纪南城是当之无愧的楚国都城。”考古学界泰斗的肯定，使得纪南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更名一路绿灯。 于是，2011年11月26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先生，在纪南城遗址烽火台下庄重地宣布了“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奠基，并和湖北省省长王国生等众多领导一起，给遗址公园揭牌、奠基。
或许是楚国祖先泉下有知吧，在那天的奠基仪式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清晨7点多钟，我和朱惠民副市长就赶到现场，检查仪式的准备情况，8点10分，一切准备就绪。8点50分，当出席仪式的领导和全国各地代表的车队即将到达时，大风突起，现场所有的充有氯气的彩门和气柱，不知怎的突然像泄了气般的全都歪歪倒倒了，最大的那个拱门倒得几乎要挨到地了，突然的变故，把我们急得直跳脚，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区顿时一片混乱。恰在此时，车队的前导车进入现场，荆州城市形象宣传片《楚楚动人》的主题曲响起，突如其来的大风，犹如乐队指挥下的演奏，居然戛然而止。 就在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和湖北省王国生省长跳下车的一瞬间，彩门和气柱突地来了精神，一下子雄纠纠气昂昂地就耸立了起来。 也许，这是楚国的先人们在天之灵的呼唤，让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欢声笑语中隆重奠。 也许，人的天性总是充满了好奇，在考古大会战得出初步的考古结论后，大家对纪南城的兴趣更加浓烈了，人们期待着科学的考古能够揭开更多的谜团。 记得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曾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中说过：“当时的楚都在郢，也就是现在的江陵纪南城遗址，周围可以看到大量楚国墓葬，有的墓很大，到现在还保存着很大的山包。” 是啊，历经2000多年历史沧桑的楚国故都纪南城，是楚三郢和战国七雄都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都城，在东周列国的都城遗址中极为少见，被考古界誉为“南国完璧”。 这座我国南方最大的古城遗址，当时在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高级建筑师、《华中建筑》主编高介华先生说：“不管怎么说，纪南城这一座古老城市的存在，对于中国的城市特别是都城发展史、建筑史、科学技术史以及楚文化的研究皆具有无可辩驳的意义。”华中师范大学蔡靖泉教授则说：“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诸侯国和一度为当时世界第一大主权国家的楚国的都城，郢都汇集和产生的文化成果、输出和传播的文化成果，也是包括临淄在内的当时中国的都会，是无与伦比的。”而精通先秦历史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曾于2011年在湖北省城市管理工作大会上说：“我们不但要创造辉煌，还要重现历史上的辉煌。荆州有座楚国的故都纪南城，这座2000多年前的古城，在当时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堪称世界一流。” 谈起楚故都纪南城，原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说：“纪南城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那时，全国总人口只有一两千万，纪南城就多达三十多万人，绝对是个特大城市。”
三十多万人？在这个当年中国南方最大的诸侯国都城里，真会有这么多人口吗？ 沈海宁先生的这一说法，当然是有依据的。为了弄清楚纪南城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马世之通过查找古文献，分析同时期战国七雄都城的考古发掘资料，做了一个对比的估算，得出的结论是： 楚故都纪南城的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上。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全中国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各诸侯国的人口又有多少呢？我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找到了这样一组数字： 在七国中，楚国土地最广，能出兵百万，按五人出兵一人计，约有人口五百万。魏兵七十万，约有人口三百五至四百万。齐和魏差不多。秦、赵相当，都能出兵四十至六十万，合计人口约有五六百万。韩、燕不相上下，韩兵三十万，两国合计也在三百万人以上。七国人口没有详细数字，约计超出二千万。 也就是说，在当时全国的总人口只有区区两千来万人时，在楚国的国都纪南城里，就居住着30来万人。 一个3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在中国，就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属罕见。可以说，2000多年前的楚故都纪南城，不亚于今天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对此，沈海宁先生对我的这个观点非常赞同，认为这个定位非常的恰当。他一再对我说：“那是绝对的！”
楚故都纪南城，这座沐浴了文明时代曙光的古代城廓，虽无后世城市的规模和繁荣，但与古希腊“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相比，则有其迥然不同的气象与神韵。 只是，马世之又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原来，马世之从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齐策》中找到了参照物。文中记载，战国时期，苏秦在游说齐宣王时，对齐国首都临淄城有过一番描述，即“临淄之中七万户”。按照《墨子·杂守》中的记载，当时城市人口密度为“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即折合每户占地154平方米。 有了参照物，马世之又去查找考古发掘资料。考古报告中说，临淄故城的面积为18.75平方公里。马世之经过计算，弄清了每户平均所占的面积为268平方米。 根据史书记载，走在临淄与纪南城的大街小巷，都是热闹非凡的，可以说是“车毂击，人肩摩”，一样的繁华。 临淄是“挥汗如雨”，纪南城则是“朝衣鲜而暮衣弊”，人口比之临淄似乎更加稠密。 因此，马世之将纪南城比照临淄的户平占地指标，从而计算出在纪南城的16平方公里内，应当住有5.97万户。 按照当时每户平均五口人来计算，纪南城的城区总人口应该在29.85万人左右。 对于楚故都纪南城城址的规模，曾任楚故都纪南城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先生说：“无论是城内的文化堆积、多处城门的发掘、城内宫殿基址的发掘以及城垣断面的试掘，考古发掘与历史资料一再证明，楚都纪南城是春秋时期诸侯国都城中率先突破《周礼》城制的最大城市。” 张正明先生更是从另一个层面断定：“周代的其他都城，无论天子之都或诸侯之都，就文化内涵的丰富和优秀来说，没有一个能超过郢都。”可是，根据考古发掘时的实测，纪南城的城池虽然的确大于东周的王城，更大于鲁国都城曲阜，但却小于齐国都城临淄、韩国都城新郑、赵国都城邯郸等。这，似乎与上述观点和楚国当时的霸主地位极不相符。
是啊，《战国策·楚策一》上不是说，楚威王时“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栗支十年”吗？那么，这个在当时全中国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国力最强盛、文化最灿烂、经济最发达，而且最早建立以县邑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楚国，为什么比起齐国、韩国、赵国等东周列国的都城来，规模反而倒要小一些呢？ 原来，现今考古发掘所见的齐、燕、韩、赵等都城遗址，其建城史都是在楚故都纪南城之后。不仅如此，一连串的考古发现也已证明，无论是齐国都城临淄、秦国都城咸阳、赵国都城邯郸，还是东周都城洛阳、韩国都城新郑、鲁国都城曲阜，都没有纪南城那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辉煌的文化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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