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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郭沫若说： 假使让吴起 在楚国多做得几年， 使他的政治 得以固定下来， 就像商鞅日后 在秦的一样， 行了法二十二年， 虽然死了， 法也没有变动， 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 恐怕就不必等到 秦国来统一了。 改革，说起来云淡轻风，但实质上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既得利益的调整而危险重重。改革，本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可在中国古代，这条路上却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出于争霸的需要，在加大军备竞赛的同时，纷纷推进变革。期间，楚国的“改革”顺利展开，其核心人物就是卫国人吴起。然而，当改革的曙光刚刚展开之时，却又急落夕阳，主导改革的吴起死于贵族的乱箭之下，甚至连死后尸身还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 楚国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了呢？ 当楚悼王成为楚国的“一把手”时，楚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强大的贵族阶层，他们成为整个社会的舆论场、权力场。 发轫于楚庄王的锐意革新，却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原有的社会活力逐渐消沉，社会阶层逐渐固化。对外则军力松弛，在魏、赵、韩等国的不断进攻之下，楚国军队节节败退，大批国土丧失。 楚悼王在极其窘迫的形势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并在秦国的周旋才和魏、赵、韩三国讲和。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很想有一番作为的楚悼王苦于缺乏变法图强的能人。 恰恰就在这时，卫国人吴起辞去魏国将军的“公职”，来到楚国二次创业，经人引荐见到了楚悼王。吴起给楚悼王详细地分析了楚国的弊端，明确指出楚国贫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也就是说，大臣的权势太大，威胁着国君的权力；受封食禄的贵族太多，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税收，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不但国贫兵弱，甚至还发生了“盗杀声王（悼王之父”的严重事件。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明法审令”，尽快变法革新了。一番话，让楚悼王听了感触颇深，先是任命吴起为“宛守”。宛是南阳郡治所，在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市。这个职务相当于如今的大军区司令，主持楚国北境的军政事务，以防御韩国和魏国的入侵。 一年后，楚悼王又将战功卓著的吴起直接晋升为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主持变法革新。
吴起在悼王的支持下，针对楚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弊端，厉行变法。据《史记》、《韩非子》、《战国策》和《淮南子》等史籍记载，吴起一方面削减贵族特权、整饬吏治、建立法制、减轻平民租税和劳役；另一方面，整军经武，富国强军。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楚国“国务院总理”，吴起事无巨细，大至国家机器的设置，小到城垣甚至民房的修筑技术，都要亲自过问。那时，在楚国的都城纪南城里，人们在修筑城垣和房垣时，都是用两块夹板填土筑墙，吴起为了提高城防工事建筑速度和质量，便将过去简陋的建筑方法改成四板筑城法。
吴起的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史载楚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然而，就在改革初现曙光之时，吴起正欲在楚国政坛上一展身手之际，改革派的最大后台——楚悼王却于公元前381年乘鹤西去。 被变法举措触动利益、早就怀恨在心的贵戚大臣趁机作乱，吴起拼死一搏，杀出一条血路，跌跌撞撞地冲进楚悼王的灵堂，用尽最后的力气扑到楚悼王的尸体上。可是贵族们毫不避讳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之躯，追杀者仍然乱箭射杀，不少利箭有的直接射在王尸上，有的箭甚至射穿吴起的身体扎进王尸。
为了杀吴起，连君王的尸体都敢于冒犯，足见改革中的矛盾有多么激烈尖锐。 吴起虽死了，但旧贵族们也犯下了死罪。楚国有着“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之法。 果然，楚肃王继位并将悼王下葬后，就大开杀戒，依法迅即捕杀了所有因参与追杀吴起而射中王尸的权贵及其三族，共70 余家，数百人。杀了这批人，就是削弱了反对改革旧贵族的有生力量，让他们受到沉重的打击。 历史学家认为，“这也是楚国王权的胜利”。的确，这就是改革家吴起在自己临死前的最后一搏，他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为改革献身的人。所以，《吕氏春秋·贵卒》中说，吴起临死之前仍忘不了要惩罚一下楚国的旧贵族，并称之为“吴起之智”。 在吴起死了40多年后，商鞅变法成功，为秦国的复兴开辟了无限绚丽的前景，使之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但在古代的中国，改革者很难善终，成功人士商鞅同样也在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撒手人寰后，在咸阳被残酷的五马分尸了。 吴起与商鞅，不同的改革方式与结果，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对此，大文豪郭沫若先生说：“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来，就像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恐怕就不必等到秦国来统一了。” 吴起主导的楚国改革为何失败？从中国历史来看，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总是有着相同的轨迹和规律。 首先，在缺乏法治的政治博弈中，将改革的前提全部压在君王身上是脆弱的。吴起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楚悼王的逝世，商鞅之死也同样是秦孝公死后再无最高权力的庇护，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同样也是如此，甚至清末的维新变法也是因为康有为把“宝”压在了并非真正“一把手”的光绪皇帝身上。古代君王与大臣之间，形成一荣俱荣的人身依附关系，改革的实质，变成了权力的斗争。 其二，在缺乏公民社会的古代，改革者得罪了既得利益者，却没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楚国时期，还鲜有平民贵族，那个时代基本上只有官僚贵族阶层。吴起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这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 吴起的改革，实质上只是两个人的改革，一个是楚王，另一个就是他自己。照理说，贵人苦，应该百姓甜啊，但在那个时代，掌握舆论场的是有影响力的贵族阶层。在政治密室运作的时代，人民还没有政治权利和政治觉悟去支持改革，不管改革的成败与否，吴起的死早已是命中注定的了。 第三，在缺乏“公共场所”的古代，任何势力的对碰都是血雨腥风，而无妥协和平的可能。当吴起要改革时，可谓是一言九鼎，改革推行的可否，有赖于君王的支持力度和权威。这中间，缺乏讨论、辩论和协商的民主。各种利益的调整没有缓冲的空间，只能积聚如弹簧一般，最后是激烈的反弹。假如吴起的改革方案给予了贵族一定空间的讨论，甚至是讨价还价，成功的几率也许会大一些。这无怪乎，当今世界各国，最大、最宏伟、最引起注目的建筑往往是议会，而我国则是人民大会堂，议会亦或者人民大会堂——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的利益博弈的“公共场所”。 从古至今，任何改革的核心都是富国强兵。任何新生事物，总会受到旧势力的阻绕。任何今天的新生事物，都有可能变成明天的旧事物。《韩非子·问田篇》中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的改革，虽然成效远远不能与秦国的商鞅变法相比，可改革后的能量却依然巨大。 那时，楚军在吴起的率领下，先是横扫魏军，饮马黄河，收复了楚国北疆的失地。楚国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饮马黄河，使中原诸国刮目相看。紧接着，吴起又向南扩展疆域，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了洞庭湖、苍梧郡一带。
“洞庭湖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与江汉平原一样很快成为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楚毫不费力取得了一个后方粮仓，这对楚国与北方的斗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湖北省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陈绍辉先生说：“江南的占有对楚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楚国不仅由此增加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扩展了疆域，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经济资源，大增强了楚国的经济实力。” 吴起改革的楚国再次中兴，使楚国毫无悬念地杀入战国七雄的方阵，然而又因改革的夭折，逐渐走了下坡路，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基础。 改革是短痛，不改革是长痛。变则通，不变则死。改革的真正决定性力量在哪里？在人民！
正如今天的执政党所强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永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点，2000多年前的吴起想不到，更做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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