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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教授易中天说： 从春秋到战国， 这五百年 历史是绑在 战车上前行的。 冷战期间，苏联常常组织气势庞大的坦克装甲车集群冲锋的画面，一再彰显铁拳，震撼世界。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一诗中描写了古代“坦克装甲车”在战车对决时的厮杀场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虽说,杜甫描写的是唐军，却也让人联想起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军队的主力军——战车。其实，战车体现的是国力和军力。 当时的战车，就相当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通俗的打个比方，就如同今天的坦克装甲车，是一个国家陆军中最重要的重型武器装备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达4000乘以上。试想一下，当4000多辆坦克车咆哮而来时，是怎样的壮观情景啊!这支令人胆寒的大规模集群式“装甲车部队”，是楚国参与争霸战的战略性力量。 公元前632年，楚国联军与晋国联军的一场生死大决战，就是战车对战车的经典案例。
战役发生在今天的山东范县，楚军一方联合陈、蔡等国，分为中、左、右三军，用1200辆战车排列成强大的军阵;晋军则与宋、齐、秦三国联手，同样分为上、中、下三军，投入了1000辆战车。决战开始后，交战双方的两千多辆战车，近万匹战马，二三十万士兵，顿时搅杀在一起。刹那间，战车纵横、金戈铁马、杀声震天，硝烟弥漫。
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在平原地区的作战，战车是最具战斗力的武器平台。这些由四匹马拉的战车，配属了大量的士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协同作战。 在近身对弈的作战模式中，战车凸显了机动性、防护性和相比较步兵的杀伤性。 第一，人腿比不过马蹄子; 其二，士兵以战车为依托，身着铠甲，立身战斗，既保护了自己，又省下了力气; 其三，战车具备一定的空间，能够放置遂行不同作战任务的兵器，杀伤力进一步增强。 战车的威力，在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军对楚国的战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吴国联合唐、蔡两国，对楚国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监利人氏伍子胥的带领下杀入都城纪南城。就在楚国生死危亡之际，伍子胥的老乡、楚国大夫申包胥从秦国要来了配备500辆战车的精锐部队。 秦军500辆战车的增援部队一到，楚军士气大增，随着秦国的战车部队冲向吴军，一个冲锋就击溃了吴国联军，夺回了都城。 足见，500辆战车在当时的强大威力了。 细细地读着这些故事，眼前不禁浮现出荆州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楚王车马阵那排列整齐的战车与战马的场景。
楚王车马阵一号车马坑 楚国800年的历史，就是在腥风血雨中征战与冲杀的历史。楚国强大的兵阵，在君王的带领下随着隆隆前行的战车，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读着史书上对楚国的描述，再看看楚王车马阵一号车马坑考古发掘现场，我们不难想象，楚国大军“车千乘,骑万匹”冲向战场时的情景，是何等的壮观! 其实，战车并非楚国的发明，但却被楚国发挥到了极致，在历次大规模作战中，成为克敌制胜的利器。这种四匹马拉的战车，起源于中原。 据说，周武王曾亲率战车400辆，联合各方部落，一举攻破了商朝的都城朝歌，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从周武王的400辆战车，到楚国的4000辆战车，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工匠、工艺乃至原材料的生产和运用，都要耗费大量的国力。 楚庄王时，楚国国力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于是，“总理”兼“国防部长”孙叔敖对传统的兵制进行了改革，以战车为中心，超规模配备步兵。中原各国每乘战车配备步兵75人，楚国则扩增至100人。这样，在作战时出动同样数量的战车部队，楚军就可以形成战力上的优势。 不过，发轫于中原的战车，到了湖泊河流众多、荆棘丘陵沼泽遍布的楚国，也面临着水土不服，战车或机动性降低，或陷入泥潭，或遇陡坡倾覆。 为此，孙叔敖将方形战车改为“锐上斗下”的典型“楚车”。也就是说，将战车改成上面窄，底盘宽，与当今坦克的外形有了相同之处。由此，大大地增强了战车的稳定性。 随着称霸战争的需要和战车规模的日益扩大，不同的用途导引出不同的战车。 从大的方面来讲，至少分为防御型战车、进攻型战车、指挥型战车、保障型战车，等等。 于是，我们就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有了新的发现。首先发现的是车轴上安有刀刃的进攻型战车——“冲车”。1978 年，从楚地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两件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长40厘米左右，前端锋利，两边有刃。这种安装在战车的车厢两端，作为固定车轮的、锋利的青铜铸件，与地面保持着平行，成为楚国的一种新式的车载秘密武器，对敌军的步兵和战车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对此，《太平御览》所引《春秋感精符》中曰：“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不守诸侯之节，竞行天子之事，作衡车，厉武将，轮有刃，衡者剑，以相振惧。”而东汉宋均对“衡”的注释是“陷敌之车也。轮有刃，凿轮着刃也”。有学者将此车命名为“冲车”，并认为是楚国所独有的。 在增强了战车的稳定性和杀伤力后，楚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增强战车的防御能力上下功夫，制造了重装战车。 于是，我们从1983年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中，看到了防御型战车——中国最古老的“装甲车”。该车宽142厘米，进深94厘米，车厢虽然与其他战车一样是用木条制作的，但在车厢的左面、右面和后面的栏杆上，一共镶有或者说外挂有80块用青铜制成的“甲板”。每块甲板长约13.6厘米，宽约11.6厘米，厚约0.2厘米。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装甲车”似乎不堪一击，别说一颗炮弹，就连步枪子弹也抵挡不住，但在2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可谓是坚固无比的移动战斗平台。 除了装有“甲板”的重装装甲车，楚人还用牛皮制作了用于战场观察敌情用的“轻型装甲侦察车”——巢车。 唐代杜佑在《通典》一书中写道，这种车是可以升降的“望楼”车，车身外面蒙有生牛皮，以防矢石，望楼内一般可容纳2个人。在牛皮“装甲”的四周，还开有瞭望孔。通过安装在车上的辘轳，可将充当瞭望台的“望楼”升高上十多米，以便观察敌情。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楚共王就曾于公元前575年在楚晋鄢陵大战时，亲临前线，亲自登上巢车观察敌情。
武器装备的升级，伴随着的是作战思维和战法的变化。不同功能的战车，集合在一起，组织成战役的强大兵阵，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指挥体系。 在荆州楚王车马阵遗址的一号车马坑中，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场战役的复杂，只见那一二百匹战马、六七十辆不同用途的战车，整齐地排列着，似乎只要楚王一声令下，便能杀入敌阵，所向披靡。遗憾的是，现存典籍中关于古人组织战役的作战指挥、战场通信的内容少之又少，更别说先秦时期的了。 随着铁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进，一些具备较远攻击性能的武器取代了士兵近身作战的战法，特别是各国效仿赵国大力发展的骑兵部队，成为前机械化时代最重要的武器平台，以其高机动性而遂行远距离长途奔袭作战，成为战争中的利器。面对剑弩和骑兵，战车就显得笨重而缺乏灵活性了，极易成为活靶子而渐渐淡出战场。 不过，无论是战车而是骑兵，发挥的都是主动攻击型武器效能。有道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当年，晋朝的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一统中国后自认为天下太平了，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但解除了州郡的守卫部队，还对敌人——北方胡人施行所谓的“仁政”。结果，导致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
图为楚王车马阵小车马坑 相比较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以土为安，宋朝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虽然富足，军事上却处于守势，由于骑兵部队不复存在，军力孱弱，导致国家元首被俘不得不对外称臣，甚至最后亡国。 “仁政”要不要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没有强大军力做后盾的“仁政”，最后只会导致失败。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没有“国之利器”，就不可能有盛世太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什么要反复高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就是提醒我们“居安思危”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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