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郢都故事•文化荆州】关公与荆州“血肉相连”

【郢都故事·文化荆州】

关公与荆州“血肉相连”

文/陈礼荣

图/张卫平

编者按：此文原题为《荆楚民间神灵信仰中的民众感恩情结及其影响——以荆州古谣谚“三山不见山”为考察对象》，是我的老朋友、荆州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首届委员、荆州日报传媒集团主任编辑陈礼荣先生2018年为《“荆楚文化与湖北民风民俗”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作者意在打通文学、史学与民俗学的不同学术层面……

虽然，陈礼荣先生认为此文理论色彩比较浓，不宜用以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但我仍觉得“关公与荆州”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所以找他要来了论文，予以转发。

荆州城里自古流传下来的谣谚“三山不见山”，实际上是以荆州城上的古迹名胜地松甲山、卸甲山和掷甲山等为对象，寄托以地方民众对蜀汉大将关羽的追思、缅怀之情，继而形成的一种神灵祭祀现象。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及地方史料的扒梳与整理，辨析并厘清了关羽当年在主动放弃凭武力反攻荆州、听任部队溃散而“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时的行动，乃是旨在避免生灵涂炭、而主动选择弭兵罢战以保全阖城老少的家身性命的“恩信大行”之举措；自关羽遇难身亡后，荆州民众在吴军占领期间，竟仅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即两度惨遭“屠城”浩劫，因而愈加缅怀关羽，由此乃将其供入神祠，顶礼膜拜。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荆州为源头的“关公崇拜”通过民间与庙堂的双重互动，促成其其崇祭规格屡提屡升；至少，是时至明朝的中后期，以“掷甲山”的出现发轫，连带着促成松甲山和卸甲山亦相继问世。

这一文化现象，标志着荆州民众对关羽的追思与怀念，已显现出系列化、仪程化的鲜明特征，而在这种文化自觉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三山不见山”的语体组合，着重体现出了荆楚文化中为民众自主产生、又代相承传的感恩情结在民间神灵信仰中所处的支配地位及巨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荆楚民间民俗文化中这种“友古贤”优秀因子的传承，对当下湖北省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会产生出积极的、正面的，并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的独特价值。

    谣谚“三山不见山”的语体属性探源

在荆州城里，有一则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谣谚，通过民间口碑相传的传播方式而历经久远，传诵不衰；其完整的说法为：“三山不见山，三桥不流水，三罐 (观)不煨茶，三笔不写字。”概括地说，这则四句共20个字的谣谚，乃是以轻松、诙谐及调侃的口吻，集中地介绍出荆州城内的几处名胜古迹：它们分别为城垣上的松甲山、卸甲山和掷甲山等“三山”， 古文庙前泮池上的“三桥”，城内外的开元观、玄妙观和太晖观等“三观”；再就是城南垣偏东一侧、在原荆州府学前面城墙上所修建的三座文峰塔，以其上尖下圆呈圆锥体而又昂然向上的形制，如同三支直指青天的毛笔，故民间对其向有“三管笔”的俗称。

从语体属性上看，这则谣谚应该是当地群众口碑相传的一种口头语，其基本特征，除“三罐不煨茶”乃是以“罐”的谐音而用以替代道家的宗教场所“观”，来示之“不煨茶”所形成风趣与幽默的话语特色外，另外三句都是用副词 “不”及其相搭配的动词，来对前面的主体语表示否定、并以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句式结构，继而造成一种引人关注的语境效果，进而来突出、且强调其所特有的语义内涵：这种以说山不见山、称桥不流水、道笔又不写字的错位型修辞手法，到底想讲个什么意思？

从这四句谣谚的内部构成看，“三桥不流水”与“三笔不写字”这两句，似与“三罐不煨茶”都有着相类似的作用，即是都来用作给首句作陪衬的一种附加语：这是因为文庙前的“三桥”既是架设于泮池之上，那水不会流动，肯定是勿庸置疑的；而文峰塔戟指天空、且为用砖垒砌，其焉有“写字”之理……由此似可认定，这则民间谣谚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运用重点突出的烘托效应，来充分展示荆州城垣上这“三山不见山”的特殊内涵。

对松甲山、卸甲山和掷甲山这“三山”的详细考证，首先缘起于的地方志对掷甲山的记叙。据清康熙版《荆州府志》记载，清初，湖广分巡上荆南道、布政司参议祖泽深在为当年改荆州城垣上的“掷甲山”为“余烈山”时，曾给那里关帝庙撰写了一篇碑记，以叙其掷甲山的由来与掌故，及其为什么要改称“余烈山”的因由。其文曰：

荆州郡城之西偏，有掷甲山踞城趾，西南皆陂塘圩田，东则村民数家，柳枯荫蔽，南则曲巷萦回，直达通衢。山有殿一区，祀汉寿亭侯关夫子之像。余于丙寅初夏巡视城隍，抠陟瞻礼，见其殿庑倾圮，神像剥落，庭前二树，蟠虬郁结，若或神依焉。因考其迹，为吴将吕蒙袭荆，既破，掷甲于此，由是以名。

这位祖泽深系辽阳奉天人，曾以吏部汉军主事而外放为苏、松、常镇粮道，再擢迁为湖广上荆南道（地方上的按察使、又称观察使，俗称道员、道台）。他在碑记文中所言“丙寅”，为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而在此番修撰的《荆州府志》上，同期也收录有他为府志写的一篇序，文末题称：“康熙二十四年岁在乙丑季秋月谷旦湖广按察司分巡上荆南道布政司参议加七级”等衔署。所以，当这部府志正处于修撰过程之中时，也正是这位祖泽深在主持修葺文庙的同时，也将荆州城垣上的“掷甲山”改名“余烈山”而崇祭关公；其所秉持的“道统”，也就是要同期强化关羽作为“武夫子”的神灵地位。由此，他在碑记中继而写道：

今之祀夫子者，偏于华壤，如水在地中，无方隅之异。乃此山仍其旧名，恐非夫子所安，亦非后人崇祀之意也。昔夫子现形玉泉，语智者大师曰，某死有余烈，故王此山。余既撤而新之，更其名曰余烈，是非余之制说也，盖自道也。

其时，正值明清易代之初，清廷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而朝廷也将要派遣一支八旗劲旅前来荆州驻防。作为湖广地方当局派驻于荆州的最高监察官，祖泽深当此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专门视查城垣上的关帝庙，并极力主张改“掷甲山”为“余烈山”，继而“撤而新之”，重建新庙，其所作所为，显然是为着全面实施儒学教化的“牧民”职司而具体操办的一桩大事。

另外，从那分别被叫作松甲山、卸甲山和掷甲山的“三山”命名要素构成来看，其所谓“甲”，通常是指古代武将作战时的护身装具“甲胄”；而“解甲”、“卸甲”与“掷甲”，刚好又展示出了战将在自除甲胄时所做出的一整套分解动作。这样一来，荆州自古以来即将“掷甲山”等文化遗址作为祭祀关公的重点区域，即分明显示其行为的主人公就是关羽——当年，身为“督董荆州事”的这位蜀汉大将踟躇于坚城之下，往返来去，始而松甲、继以卸甲、最终掷甲而悻悻作别。这一整动作的完成，明后表露出其罢战弭兵之举，似有深意于其间；而伫立于荆州城垣上的父老亲眼目睹他打马离去、西走麦城的背影，一个个黯然神伤。众人在观察到关羽伫留过的地方撮土为记，垂泪遥拜，目送其悲怆离去。未久，关羽在临沮遇难的消息传来，众人无不痛惜，于是便在那三处为之作过记号的地方，设奠为祭。久而久之，代相承传，从此，荆州城垣上的松甲山、卸甲山和掷甲山等地名，便随着“三山不见山”的谣谚，便这样以口碑相传的形式流播开来。

“三山”与关公崇拜的文史依据寻根

在荆楚大地上，关公崇拜民间神灵信仰习俗的蔚然成风，至少是在唐朝中期。恰如清初祖泽深在余烈山关帝庙改名碑文中所记，“昔夫子现形玉泉，语智者大师曰，某死有余烈，故王此山”。其事语出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 由荆南节度推官董侹所撰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其中有句云：

先是，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换之用，则无乏焉。

然而，当智顗的入室弟子释灌顶在《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回忆修建玉泉寺的经过时，其文则曰：

于当阳县玉泉山而立精舍，蒙敕赐额，号为一音，重改为玉泉。其地本来荒险，神兽蛇暴，谚云三毒之薮，践者寒心。创寺其间，决无忧虑。是春夏旱，百姓咸谓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灭此邪见。口自咒愿，手又撝略。随所指处，重云叆叇，笼山而来；长虹焕烂，从泉而起。风雨冲溢，歌咏满路。荆州总管上柱国宜阳公王积，到山礼拜，战汗不安。出而言曰：积屡经军阵，临危更勇，未尝怖惧顿如今日。

两相对照，似可发现董侹所记内容，乃是将中唐时期在荆楚大地上流行的民间神灵信仰习俗，附加到了隋朝初期智顗大师修建玉泉寺的这一历史事实上。作为当时正在这一带任职的官员，董侹显然是当地这种习俗传播的直接见证人。

单纯地从历史角度讲，关羽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领兵北伐，时至八月，便取得了擒于禁、斩庞德的辉煌战绩，一时威震华夏；闰十月，吴主孙权发兵，吕蒙以“白衣渡江”而成功袭占荆州城。关羽闻讯，转身返救，可城头上此间已是吴军的旌旗飘舞。其间尤为令人费解的是，关羽率领下的是支得胜之师；此时他若是严令部下拚死反攻，以其本人及部下官兵对城防工事的熟悉程度，想要夺回此城，并非难事。须知，当时城垣上的一砖一石，均系他在坐镇十年期间带领部属垒砌、修培而成。可是，关羽却一厢情愿地“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始终未肯下决心凭武力来夺回这座城池。这样一来，反倒给吕蒙提供了“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於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的空间与时间。直至十一月底，关羽欲进无门，眼见部属散尽，“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最后于当年十二月本欲向西北突围，取道入蜀，未料行至临沮回马坡罗汉峪沟地段（今属远安，在其城西北18.5公里处），当即身陷重围，因山势仄逼，无计可施而兵败被擒，不久殒命……依此而论，身为一代名将的关羽徘徊于坚城之下，战也未战，和既难和，其间少说也白白耗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乃至最终身首异处，殁年六十。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这样评价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军人”。关羽坐镇荆州十年，与地方民众结下深厚的情谊，他最终忍痛放弃凭武力夺回荆州城的打算，继而实施黯然退军之举，完全符合他的个性特征——他之所以这样做，无疑就是避免手下将士在这惨痛酷烈的城市攻防战中，令荆州城内的父老乡亲生灵涂炭、玉石俱焚。确认这一点，首先是北魏时期的北剌史郦道元。他在传世名著《水经注》中，曾专有记叙，是为：“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然而，历史的残酷性却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关羽遭难后的第三年、亦即公元222年(曹魏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派曹真、夏侯尚等率领大军，向东吴将领朱然所把守的荆州，进行了一场长达半年的攻击战。对于这场鏖战的激烈程度，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道：“江陵中外断绝，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魏两屯。”这场城市攻防战血腥与残酷，可说是超过了人们的一般想象。此战最后虽以曹魏大军师老兵疲，主动撤军而告终，但荆州城内黎庶百姓所承受的战乱之苦则无比惨重。

仅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时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晋朝大将杜预奉命率军南征。荆州吴军守将伍延以杜预患有瘿病（脖子上长着个肉瘤），曾命部下利用其身体上的这一疾患来耻笑他，甚至还将狗的颈脖上挂个葫芦，吊在城门楼上以鞭挞取乐的方式而予以尽情羞辱。后来晋军攻下荆州，杜预因痛恨伍延的刻薄歹毒，为示惩罚，竟下命屠城……据唐人余知古撰《渚宫旧事》记载，当晋军攻占荆州后，杜预一声令下，“杀城中老小，血流沾足。”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自东吴军以偷袭战从关羽手中夺得荆州城后，仅在五十多年的时间内，阖城妇孺老幼竟连遭两场浩劫，尸山血海，死亡枕藉，其伤痛之惨烈，罄竹难书。故自此往后，当地民众便因感念关羽当年不战而去的恩德，以口碑相传的方式与途径，将这份缅怀之情传播给后人。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关羽的形象便在荆楚大地上得到了来自民间自发的崇敬与礼拜。

战乱中“恩信大行”的神灵不断升华

考查董侹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相关记叙，不难发现，荆楚大地以关羽为对象的民间神灵信仰习俗，大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便开始启其滥觞：其文中所称“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之说，即为此意。

事关 “隐于江陵百里洲”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的故实，语出《北齐书·陆法和传》。是说时当梁朝萧绎主政荆州之际，侯景手下的大将任约于梁大宝二年（公元551年）溯江西进。为了抵御强敌入寇，陆法和带领五百蛮族子弟奔赴前敌，最后生擒活捉了任约。书中在记叙这一事件时，曾煞有介事地写道：“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这就是说，此时人们在祠庙中供奉关羽的神位，但凡有什么祈望都会前来祷告；而当陆法和等出兵去抗击任约大军时，神主为了随同去前线助战，甚至连地方祠庙的日常事务亦无暇打理、乃至人们发现在这一期间竟亦“无复一验”。可见，这时的关羽，已经俨然成为庇护荆楚大地黎庶百姓的一位地方神。

荆楚大地上的黎庶百姓如此祟拜关羽，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成因及文化背景：自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后，刘备向孙权“借”得荆州，关羽即坐镇此处，前后计约十年。对于这一时期他在当地的所作所为，陈寿撰《三国志》即在《陆逊传》中，通过陆逊与吕蒙的一段对活予以了充分地展示：

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

身为蜀汉主将关羽的对手，吕蒙能够以“恩信大行”来评定其治理荆州的德政，殊为难得。后来，关羽还军荆州，一月多竟未经一战而随即怆然去……从那时起，除西晋初年曾有过一段相对安宁与平和的岁月之外，在这三百多年间，荆州一地相继为各派豪强势力反复争夺拼抢，成为一道蜗争蚁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战争走廊。在这几乎从未停歇的苦难岁月中，地方凋敝，民生维艰，人们呻唤着“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人”的咒语，愈加怀念“恩信”英雄。由此，经前辈人口碑相传的神灵关羽，就这样被众人供奉进了祠庙中。

以供奉祖宗与乡邦先贤为主要对象的我国古代祠庙祭祀，曾被认为最早出自于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庐江人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后来，“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其实，就荆楚大地上的民间神灵信仰习俗而言，其形成期则似乎显得要更早一些。比如东汉时的著名文学家王逸为荆州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县）人，在其《楚辞章句·天问》的前序中，他即结合本人的亲历亲见与个人感受，为我们描绘出屈原当年创作《天问》时的特定情景。他说：

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友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于王逸看来，出现在荆楚大地上的祠庙建筑，于其早期即以“琦玮谲诡，友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的样式，供人瞻仰缅怀。依此而论，古代楚人那种以“友古贤”与“圣怪物”相偕而进行的神灵祟拜，就是以敬、畏为本而表达出的崇敬之情。这样说来，蜀汉大将关羽在荆州既是“恩信大行”，那么当人们将其神灵供奉进祠庙之后，那份虔诚之心，自然便愈显庄重与执著。

南宋时期，曾任监察御史的南剑（今福建南平市）沙县人陈渊来荆楚游历，后来在其《默堂集》中，他曾这样记叙所观察到的此地风俗，说：

臣尝游荆州，见荆人所以事关羽者家置一祠，虽父子兄弟室中之语度非羽之所欲，则必相戒以勿言，唯恐关羽之知之也。关羽之死已数百年，其不能守以害人也，审矣，而荆人畏之若此，以其余威在人，上下相传，有以诳惑其心耳。

陈渊的这段记叙，分明是将荆楚大地的“关公崇拜”习俗，于“友古贤”与“圣怪物”二者之间将其关系给弄混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从中提炼出了那份对关羽并抱有一份“其不能守以害人”的感恩情结。可以说，正因为自东汉未年直至隋初当地百姓所经历的战乱岁月过于沉重，从而促成了关羽作为一位三国名将据此而走过了他那段由人而神、继以成为主宰一方神祇的演进过程。

若是从荆楚大地广大民众对关羽的这种神灵崇拜源头予以考察，不难发现其核心部分，就是众人为他那“恩信大行”的德政，及其弭兵罢战的义举所深感于怀、继而衍生出祈盼神灵抚慰的心结，并最终完成了对其无比崇敬的精神升华。

至于荆州自古于今流传下来的谣谚“三山不见山”一说，通过对历朝历代地方史的扒梳、整理，似可发现其大体成熟于明、清两朝。

比如，据目前可见的方志记载，关于“三山”的最早载录，可前溯至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的《荆州府志》。该书在的《舆地·山川》中写道：

掷甲山，在龙山门外西北隅，与府城相接。旧志：“汉关公弃甲于此。”今按，公死漳乡，此或其战酣解甲休息之处，故名耳，今羽庙在焉。

时至明末清初，而当邑人孔自来在撰述《江陵志余》时，即于该书的“陵陆”部分，收录有“掷甲山”词条，而其内容前文相比较，则又有所更易，是为：

掷甲山，在城西北隅，西南隅曰卸甲山。相传吕蒙袭荆，城内诸军弃甲于此。山各有关侯祠，英风飒爽，似有余憾。

到了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刻印成书的《江陵县志》中，乃于该书卷之三的《方舆·山川》中，对于这方面内容的介绍，便愈加完善，其称为：

掷甲山，在城西北隅，相传吕蒙袭南郡，关圣还救，闻糜芳以城降，愤而掷甲于此。上有祠，康熙中观察祖泽深更名余烈山。

卸甲山，在城西南，关圣曾卸甲于此，亦有祠。楼台市井，历历在目，八岭诸山，峰峦隐现，尘嚣中幽境也。

松甲山，在城北，相传关圣松甲于此，亦有祠。

综上所述，荆州地方史志中关于“三山”的记载，有一个逐渐仪程化、系列化的演进过程，若是从线性叙事的角度对于这一“仪程”予以概括，其大体可表述为：当关羽在荆州城下踟躇徘徊多日，准备离去时，他先是行进在城墙的北边，松开了甲胄的系带与锁扣；继而绕行至城墙的西南面，卸下了身上的甲胄；最后，他伫立于城墙的西北角，愤而“掷甲”，并转身拍马，驶向通往麦城的大道……依此所言，荆州城垣上对所谓“解甲山”、“卸甲山”与“掷甲山”的命名，分明就是后人依据对关羽怆然离去行为的诠释和理解，立足于荆州民众的角度而设定出仿佛亲见其解除装具的这一整套动作，在城墙上所标定的三个特定处所。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山不见山”谣谚的最终定型，应该是当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传播与扩散的历程中，由荆州民众广泛参与、力图与之相伴随行而自发产生的一种以感恩情结为核心的理念外化所致。

结  语

荆楚大地田土卑湿，环境恶劣，夏季酷热，洪水暴雨往往迭加而至；冬天阴冷，时疫瘴疠间或猝然发生。生活在这种大自然施虐狂暴的地方，楚地的先民每为苦难荼毒而悲鸣哀告，于是在这命运难测的祸患面前，人们只有祈祷上苍，多降惠泽，这种习俗，由此即为《汉书·地理志》所概括为“信巫鬼，重淫祀”。

楚地先民“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其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王逸所说的那样，是为“琦玮谲诡，友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依此而论，其“友古贤”与“圣怪物”相辅相成，都是以既敬且畏为其主要崇奉表征。

如此说来，“三山不见山”的语体组合，实际上是荆楚文化的民间神灵信仰，在“友古贤”等方面文化自觉的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现象的具体表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为民众中自主产生、又代相承传的感恩情结，是荆楚民间民俗文化占支配地位的一种优秀因子，而正确理解、合理传承这种价值独具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下湖北省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会产生出积极的、正面的，并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