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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差点被陪葬的名画背后的法国生活图景 1990年，在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个拍卖会上，一位叫齐藤良平的日本人，以7810万美元的天价，拍得了一幅名为《红磨坊的舞会》的画，齐藤在1991年还对外宣称：等我去世的时候，我要把这幅《红磨坊的舞会》和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同时点燃。
还好后来齐藤良平遇到了经济问题，把这副《红磨坊的舞会》抵押了，现在这副印象派大师奥古斯特·雷诺阿于1876年所作的油画，还完好的藏于法国巴黎奥塞美术馆。 1870年普法战争后，人们急需抚平战争伤痛，以放纵来忘掉过往，于是在法国巴黎十八区皮加勒附近，满满发展出了众多的声色场所。当时有很多年轻作家、艺术家等社会名流都喜欢跑到这来跳跳舞，喝喝酒，甚至包括当时的王公贵族。
而《红磨坊的舞会》正是以这个地区为背景，描绘了一场热闹欢腾的舞会中，人们享乐的姿态，其中人物大部分是雷诺阿的友人：围在桌边的是巴黎明星珍妮的妹妹卫斯哲尔，评论家利培益尔、画家布兰克·罗密等人。跳舞的人中有马尔克和西班牙画家嘉尔迪耶斯等人。 而这也是一副典型的十九世纪在公共空间中人们开展公共生活的景象。在欢愉的背后，人们交流着生活的经验，交换着各自的思想，寻求一种在现代世界中孤独生活的共鸣。可以说这种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并不是法国人所独创，早在古希腊时期，那时的先贤们，诸如亚里士多德等就在广场中讨论生活和哲学。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还是发源于法国。 巴黎，现代公共生活的发源地 在现代意义上，巴黎可以比肩古典意义上的雅典，在西方的精神世界中，占绝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除了启蒙与大革命之外，巴黎还向世界贡献了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的典范，而在这其中，现代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诞生了。
这一切还要回溯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的最高行政长官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帝国的授权下，正在这个古老的中世纪城市的心脏地区炸开一个巨大的林荫大道网络。拿破仑和奥斯曼把新的道路设想为一个都市循环系统中的交通干线。这种现在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想法，在当时确是革命性的。 一条条林荫大道，贯穿城市中心，推动了交通，同时两边建立的商业比如咖啡馆等带来的收益又可以炸开贫民窟，赔偿拆迁费用，并且如此巨大的工程又能带来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在林荫大道的基础上，城市中心市场、桥梁、下水道、供水设施、大剧院等一系列的设施拔地而起。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模板，在古老的欧洲大陆树立了起来。
这些我们现代人熟悉的生活状况，林荫大道、城市广场、街角咖啡店、歌舞厅、酒吧，本质上在中世纪人心中是无法想象的，这些也是在19世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之后才成为人类生活的主题并被习以为常地认为理所当然。也正是这些生活状况的介入，给那些刚刚接触到现代化人心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能量。 而这种能量，恰好就在这些宽敞的林荫大道以及周围的各种咖啡厅、酒吧所创造出的全新空间中释放，置身其中的人们能够在公共场合中不被人打扰，在这个即开放，又私密的空间，人们既在其中，又置身其外，既可以谈论私事，又能够畅谈理想。人们在新时代发展中，接收到的全新理念，在这种公共空间中来回激荡，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思想洪流。 广州，远离文化中心而自发的现代性公共空间 1891年的广州，在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街长兴里，坐落着一座建于嘉庆年间三进院落——邱氏书屋，像很多宗祠学堂一样，专为本姓家族士子应试而建，当他们从广东各地赶来省城参加府试与乡试时可落脚于此。会试落榜的康有为，就在此租下其中一间，开设了自己的学馆。
而这个决定，跟另一个会试落榜的年轻人也有关，那就是——梁启超。1886年，十七岁的梁启超会试落榜，回到广州，他的好友陈千秋告诉他城里来了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尽管是个监生，却曾在北京上书皇帝呼吁变法。出于好奇，二者前去拜访，后被康有为个人魅力和学识所折服，遂决定执弟子礼，请康有为开学馆教学。 一个空间窄小、生徒寥寥，名字也平淡无奇的——长兴学社——诞生了。这个小小的院落与朴素的名字之下，却有一颗辽阔的雄心，聚集了一帮年龄相仿、个性不同的少年，是一个微缩版的珠三角精英群体。康有为在此是父、兄的混合体，他鼓励学舍的自治与参与性，而学舍成员也亲密无间，弟子们隔三岔五一起游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他们赏月、闲谈，讨论所学所感，彼此热烈争论。
在十九世纪的尾巴，地球一端的巴黎，热烈且开放，地球另一端的广州，克制但激昂，形成了一幅现代性的共振图。虽然广州的公共空间仍带有旧时代的气质，但人们在其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康有为所引导的那种平等求知的气氛，已经与巴黎无差。 北京，晚清公共生活图景 时间回到1890年，也就是梁启超拜访康有为之前的那次失败的会试之旅，年不经事的梁启超随父启程北京，对于他来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千年来，帝国的首都从长安变为开封、杭州、南京与北京，这句诗一直激励着每一代赴考者。
与大多数举子一样，梁启超父子住在家乡的会馆中，与庙宇、茶馆、戏院、青楼一样，会馆是北京重要的公共空间。赶考的举子们也借此迅速融入京城生活。与梁启超略带乡土的羞涩不同，浙江举人郑孝胥在广和居吃饭，到广惠寺祭奠亡友，与同期举人相聚，张骞则不断“谒客”，蔡元培则是兴冲冲地去见他崇拜的同乡京官李慈铭。 虽然此次会试落榜，但梁启超却深刻体会到了北京公共空间中的公共生活，在琉璃厂买书，戏院听戏，天桥书茶社小坐，酒肆中挥洒失败的情绪等等。1895年，梁启超在此进京赶考，与五年前的青涩不同，此时的他已经能够参与到北京的公共生活中，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深深的印在晚清历史中。
这一年的会试，笼罩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之下，在举子们参加最后一场考试的时候，带伤复出的李鸿章正在马关跟日本人谈和解的条件。而考试结束到放榜的一个月内，举子们几乎还都留在北京，等待最终成绩。除了各种拜会、宴请、疏通关系、作乐之外，这一年紧张的政治局势，也让他们在会馆、酒肆、青楼这些公共空间中少了些许的放浪，而多了许多政治上的参与感。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的屈辱，激发了当时民族的集体行动，大臣们纷纷上书，而此时滞留在京城等待放榜的举子们，通过在公共空间的交流，也群情激愤的形成了上书之势，而这就是被称为“公车上书”的晚清著名事件，一直以来，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此后康梁联手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英勇就义等行为，也都是在这一次上书中得以激荡和锻炼。
可以想象，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举子们聚在一起，谈论国事，寻求方向，群策群力，跃跃欲试的情景，他们散聚在跟巴黎的酒吧、歌舞厅不同的小酒馆、青楼中，他们也没有像巴黎人那样谈论自由和平等，但同样的公共空间，给了他们同样的公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只有一个主题——一种对集体事件的参与。 百年以后的现代公共生活 一百多年之后，时间已经抚平了东西方的巨大差异，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巴黎、广州和北京，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带有晚清气息的故宫、颐和园周围，竖立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大厦。如果从天安门一路向东，似乎能感受到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变化。
如今我们身边有着能够容纳广场舞的广场，有着让人们挥洒汗水的健身房和运动场，有着酒吧ktv，有着剧场电影院，有着街角的咖啡店，各种现代化的公共空间将现代人的生活装点一新。
但那些冰冷的现代化的建筑，似乎都徒有虚名。林立的钢筋混凝土在构造公共空间的时候，却砸碎了公共生活。图书馆内人们默不作声，电影院里情侣依偎，咖啡厅里三三两两谈着学习、工作或者是几个亿的融资，广场中跳舞的中老年人用肢体代替了言语。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活跃着，却沉默着。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享受着私密的聚会，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领地的一种延伸，一种谨慎的小范围社交的扩展，谨言慎行代替了高谈阔论，公共有了，可生活没了。
对于大规模公共生活的记忆，最近可能也要回溯到数十年前，那时的开放、勇气和理想并没有随着时间消亡，只是化成零星的火种，散落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天，将会点燃我们公共生活的热情。 部分内容参考：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青年变革者 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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