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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杜修贤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后一位摄影记者，从1960年负责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他跟随周恩来到过30多个国家。 20世纪60年代，凡是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大多出自杜修贤之手。 16年里，杜修贤用他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中美关系步入正常化精彩一幕，也拍摄了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过程，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难成长。 然而在一次与阿拉伯政府的告别宴会上，身为这次活动指挥员的杜修贤却被周恩来总理批评，“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 作为一名常年跟随毛主席与周总理身边，身经百战的摄影师，杜修贤理应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向来温和的周总理为何却有如此评价？杜修贤与周总理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摄影师杜修贤与总理难忘的风云岁月看看吧。 一、摄影师杜修贤1926年杜修贤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12岁就打长工, 14岁来到绥德县毛泽东青年干部党校，当一名勤务员, 不久调往延安。 1944年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 在师从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拥有了 “蔡斯”相机之后真正开启了他漫长的摄影生涯。 此后，杜修贤历任八路军关中前线野战军政治部摄影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组副队长，直到1954年被调往新华社工作。 走进中南海，来到周恩来身边，已是1960年，杜修贤接到新华社的通知，到中南海专门负责拍摄周恩来总理活动的新闻照片。那时的杜修贤已拍了16 年的照片，显现出特有的“杜修贤风格 ”。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娴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杜修贤心里既兴奋又紧张。他握了握手里的相机，尽量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西花厅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但室内陈设却极为简朴，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地笨重。 杜修贤站在客厅的一边，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见总理一进来便走上前和提前到达的电影记者握手，杜修贤就立马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 连着拍了几张，周恩来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恩来对另外一个记者招了招手，表示要与杜修贤再握一次手，让人帮忙给拍一张合照。
杜修贤心里可乐极了，到总理身边前，杜修贤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 所以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而他刚来西花厅就能有幸同总理合影，而且还是总理主动提的要求。 杜修贤那颗忐忑的心立即被周恩来热情和蔼的举止所融化。这张照片也一直挂在了他的书屋里。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党和国家许多方针大计的制定他都参与了,甚至有些就出自他手。 大家也许只看到周恩来永远忙忙碌碌，主持政务。但他和常人一样也有情，也有爱，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琐碎故事。在他与下属工作日常中处处洋溢着春天般的体谅与关怀。
二、周总理的体贴关怀杜修贤记得，在他跟随周恩来的日子里，不论走到哪个国家，也不论什么时间，为了国内各大报纸能及时配发新闻图片，常常顾不上休息。 一次，已是深夜两三点，周恩来突然来到杜修贤的住处，看到他竟然还在工作，便关心地问他怎么都这会儿了还在工作，人不困吗。 这时，杜修贤从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的安眠药片，他跟总理说吃了这个就不瞌睡了。 周恩来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你跟我一样。不要多吃，多吃 了人会上瘾的⋯⋯” 这样的殷切关怀，这样的美好时光令杜修贤终生难忘。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7月1日，当他跟随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归来，刚下飞机就被接送到了新华社大院，成为审查对象。 不久后就被安排到乌鲁木齐一个叫铁列克提的小镇。
其间，周恩来多次问有关人员:“老杜有什么问题？”，他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 而远在边疆的杜修贤，在忍受痛苦的同时，同样也牵挂着周恩来总理。他相信周恩来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他摆脱困境。 1970年，周恩来要出访朝鲜，当看到出访人员的名单上没有杜修贤的名字时，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至此，周恩来才知道杜修贤还在新疆。 “叫他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命杜修贤立即回京。 第二天，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杜修贤得知了苏联在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流血事件。之前同他一道的几个记者朋友遭遇不测，不幸罹难。
相比之下，他毕竟活着回到了北京，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杜修贤将周总理的救命之恩深深记在心里，只要想起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体贴，工作再苦再累他精神都充满干劲与力量。 很多人都以为周恩来只是温和谦让，其实他有“钢”一样的原则。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周恩来总理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格的工作要求。 而这种严往往是不讲任何情面的，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且让大家心悦诚服。
“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1972年7月21日，来我国访问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艾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 周恩来应邀出席宴会，并与艾尼在宴会上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作为一个初次上阵的指挥官来说，杜修贤的经验还是有些欠缺的。 担任这次活动摄影的摄影师按照事先的计划，只照完周恩来同艾尼签字握手的镜头便收起机器，到一边坐等结束。 结果，周恩来同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阿富汗驻华大使握手，足足握了两分钟，就是等不见摄影师来拍照。 结束后，周恩来总理把杜修贤叫到跟前，十分严肃地跟他说：“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啊！” 杜修贤身为活动指挥，事务繁忙并不清楚这头发生的事情，但见总理神情如此严肃，他心里颤巍巍的，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听总理接着责问：“我和阿富汗大使握手握了足有两分钟，你们的摄影记者叫都叫不回来。嗯，这是怎么回事？到时阿富汗大使向我们要照片怎么交待？”
明白总理发火的原因，杜修贤赶紧去找那位闯祸的摄影师。那位摄影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没有经验，听说总理在发脾气紧张得声音有点发颤：“我不是不给总理照 ，我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外交部只交待我拍总理和艾尼签字握手的镜头，我也就没有带多。” 杜修贤听了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回来跟周恩来总理如实说明了情况。 “什么还有这样奇怪的事，摄影记者的相机里没有多余的胶卷，天下奇闻！”周恩来又好气又好笑。 杜修贤赶忙承认了错误：“他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没有经验，是我没有安排好，我有责任。” 周恩来见杜修贤态度诚恳，火气也就消了一半：“ 你们就会按计划拍，不会照活的，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外国的记者都争着抢着照，他们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下照，你们就不敢。你们是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碗饭好吃，是不是？”
周恩来总理最后跟杜修贤强调批评他这件事，是为了让他学会管理好手下的记者。 杜修贤用力地点了点头，周恩来便起身向外走去，杜修贤这才松了口气，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也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吃一堑长一智，不再给周恩来惹麻烦。 四、陪总理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1972年，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总理患了癌症。但是苦力支撑中国政局，并力图排除各种干扰的周恩来，只能采取保守疗法。 不久后周恩来总理开始便血，身体明显消瘦。这表明，他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 可是，无私无长的周总理，作为一位绝代的政治家，非常清楚自己在中国政局中处于一种何等重要的位置，哪怕只有一分气力，他也绝对不能躺下。于是他拖着重病之躯，仍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往常一样沉着、潇洒地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主席，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主席的书房。 会见结束，当客人要离开客厅时，主席起身一一挥手送别。杜修贤发现总理没走，而是站在一旁看着主席和客人道别。 杜修贤当时以为周总理留下和主席有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马上离开这间屋子，而是悄悄留下来。 主席与客人握完手，扭过头，一眼看见默默而立的周恩来。也许主席知道，过几天，周总理就要住进三五医院，他忧伤地垂下了眼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住进三五医院，杜修贤不喜欢医院，然而他不得不追随着周恩来总理的身影跨进了医院的大门。
周总理治疗的小楼独居医院一隔，环境宁静而幽雅，却抵不住刺鼻的药味从四面八方而来。 多么希望总理早点治好啊，然而，周总理的病情却一天一天地恶化，医院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延长总理的生命。 周恩来总理在住院期间仍然接待了十多批外宾，这超负荷的工作量，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会见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卫士就站在门外团团转搓着手不住地往门里探头。 杜修贤拍完会见握手和会谈的镜头后就退出门外，等着再进去拍结束的场景。 “老杜，怎么还不进去拍告别的镜头。”卫士长急得直推他。 杜修贤朝里看看好像还没结束的迹象，有些为难。 “你进去相机一举，外宾就知道到时间了。” “那哪成我不就犯规了吗？” “啊呀，没那么多规矩，总理病成啥样子，老这样坐着会撑不住的。”
杜修贤被说服了，他何尝就不着急呢，他进了客厅里，会谈还真就此结束了。杜修贤尽量快速地拍好告别的镜头， 好让总理早点休息。 门外，警务人员已绷着脸立等周恩来从客厅走出来，“ 总理您又超过时间了，请总理卧床休息接受治疗。” “哦，是吗？好的好的，下不为例，听从你们领导。”周总理见大家满是担忧的眼神，赶紧风趣地逗几句。可是总理每次都说下不为例，却总是超时工作。 1975年底的一天，在会见完外宾之后，总理招呼周围的人说:“咱们照张相吧。” 照相时总理就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总理已经预料到他的时间可能不多了，照完了相之后，总理就说，咱们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
随后，总理专门把杜修贤叫到身边:“老杜，我的病你可能也知道了。外国朋友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好不了。’” 杜修贤说:“总理，我听说中医对这个病有办法。” 总理摆摆手说:“没办法。”此时杜修贤才意识到，总理是在告诉他，自己快要走了。 据杜修贤讲，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就先后到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向那里的工作人员专门作最后的告别。 那时候总理已经很虚弱了，走路身体都打晃，脚已经肿了，不能穿皮鞋，穿着布鞋来的。他平常一般都是穿着皮鞋，很正规的。 总理逝世的前三天，他的司机还专门把人民大会堂的一些工作人员接到305医院看总理。 那时候，总理已经不能说话，就是靠着吸氧，胡子也留得很长，见此情景，不少人背过脸去抹泪。 1976年1月11 日，周总理出殡，杜修贤负责全程的拍摄工作。
这是他随同总理拍摄的第16 个年头了，16年里他多少回记录下总理的瞬间，而今天将会是最后的一次。 此时别人可以纵情痛哭，唯独他只能强忍悲痛，不能让泪水模糊视线而影响工作，“这也是总理不希望看到的，他一向对我们工作要求很严。” 三天前当周总理辞世时，一直守护在医院病房的杜修贤曾失声痛哭。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总理遗体，群众的泪水曾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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