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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条湖事件”和“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两个重要节点。柳条湖事件发生在1931年的沈阳东郊，也叫“九一八”事变，东北从此逐步沦为伪满洲；而卢沟桥事变发生在1937年的卢沟桥，也叫“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都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都是“不抵抗主义”的恶果，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荒于备战的必然结局，都是坐拥绝对优势兵力却以失败而告终，都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破产的开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真实的放大镜。回顾“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同样是面对日军的挑衅和侵略，为什么东北军不战而退、29军却能奋起抵抗？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日军都是蓄谋已久。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扶桑国的文明开化还是得益于隋唐时的互通交流。武汉疫情期间，日本的援赠物品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就出自唐代诗人王昌龄之手。但是，从唐代开始东瀛屡屡以武力侵扰，都以惨败告终，如唐代白江口之战，元代有元日之战，明代抗倭之战和万历朝鲜战争。但是，近代甲午战争，清廷一败涂地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随后日俄战争，日军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并开始驻兵。“九一八事变”前，“皇姑屯事件”让强硬的张作霖一命呜呼，“中东路事件”让少帅张学良被苏军打出了阴影。中原大战张学良支持蒋氏让冯、阎、李联军落败，随后“东北易帜”实现“大一统”，但张学良和“大哥”蒋氏貌合神离，导致日军在“柳条湖”有恃无恐。“七七事变”前形势相似，宋哲元、蒋氏也都是各怀心事，同床异梦。当时，宋哲元29军驻守察哈尔、热河、北平、天津，是日军进入华北的必经之地。而宋哲元29军有8万之众，附近东北军、晋绥军也有15万人。而日军有1.4万人，还有4万余人伪警察部队。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北大营8000人挡不住日军700人，16.5万大军更是被2万余日军吓跑，最终丢掉了爹娘和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张学良敢于背负国人骂名“不抵抗”，有几个原因：第一，日军蓄谋已久，“柳条湖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此二人都是张氏父子的座上客，而后来导演“卢沟桥事变”，是另一位高级特工土肥原贤二。第二，日军的兵力、素质、装备和技战术水平，在当时属于世界一流，而为了邻居的物产资源觊觎已久的这次战争筹备已久，无论是舆论、兵员、物质、情报和作战方案都可谓细致入微。第三，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在国内领先的东北军，和日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别看东北军和前身奉军在国内军阀混战中耀武扬威，但是一旦和苏军接触立马崩盘，再和日军交锋胜负完全可以预料。第四，面对日军的“步步蚕食”，东北军上下有不少将士是有抵抗意愿的，但是张少帅的“大哥”蒋氏一向善于“借刀杀人”，对日军可能的入侵态度暧昧，让东北军对抵抗日军心里没底。第五，少帅虽然有“家仇国恨”，但毕竟只是一个29岁的二代子弟，虽然继承了乃父的家业和军队，却无法传承其父“笑傲江湖”的雄心、野心、手段和霸气，如此一来不战而退就是唯一的选择。同样坐拥天时、地利和绝对优势兵力，宋哲元的29军敢于反击，既有当时日军铁蹄一旦踏入就有整个华北、甚至整个中国陷入危亡的严峻形势，也有29军“宁可抗日死，不做亡国奴”的血性。第一，与武器精良的东北军在“中东路事件”被苏军揍得满地找牙相比，第29军在此前两年的“长城抗战”因为“喜峰口大刀队”留下了赫赫威名，打出信心的同时也大涨了国人的志气。第二，第29军上下血性十足，如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37师师长冯治安，110旅旅长何基沣、219团团长吉星文、3营营长金振中；38师师长张自忠，132师师长赵登禹等等。第三，七七事变初期，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的“和谈”幻想，被日军的全面进攻而粉碎。失去退路的第29军背水一战，激发了巨大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让日军4天就更换了最高指挥官。第四，九一八时，北大营官兵也有反抗但被参谋长荣臻制止。卢沟桥金振中3营一开始就得到了宋哲元回授权的最高指挥官、37师师长冯治安默许，而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都是坚定的主战派。第五，七七事变之前，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氏被迫同意了“联合抗战”。而第29军受到攻击后南京也没有了退路，不但对29军派出援兵，随后还同意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方案。不可否认，29军的卢沟桥抗战给国人带来了巨大鼓舞，也坚定了南京和延安团结抗战的决心。但是，从最终的纯军事结果来看，英勇奋战的第29军依然以战败撤退而告终。为什么29军8万大军抵挡1.4万日军的进攻，反而落了下风？究其原因，既有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抱有“和平相处”的幻想，最终被日军的“缓兵之计”和出尔反尔所欺骗；也因为8万大军只有219团不足4000人备战，余部几乎沦为“保安队”；还有第29军自“长城抗战”短短4年就蜕化成李自成的“大顺军”。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家积贫积弱，难以给29军挺起宽厚的胸膛。“七七事变”，7月7日从卢沟桥开始，9日开始打打谈谈，小的战斗不断。7月17日，蒋氏发表《庐山讲话》。7月28日，第29军的军部遭到日军围攻，随后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战死，第29军前后坚持抵抗月余，后来在南京命令下撤出战斗转移战场。第29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却没有换来“驱逐鞑虏”的结果，多少令人遗憾。回顾卢沟桥事变，有几点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铭记：第一点，和虎视眈眈的日军搞所谓“和谈”与“和平相处”，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最终落得一个“农夫与蛇”的下场，因为蛇咬农夫是必然的，唯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才是王道。第二点，无论是一支军队，还是一个国家，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告诫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旦像二战开进巴黎的德军、二战胜利后进驻东京的美军一样，只会玩物丧志失去战力。第三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明末诗人曹学佺这句名联，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支军队要保证持久的战斗力，就要坚持“官兵平等”的良性制度，杜绝等级森严、利益分化带来的腐败。第四点，只有融入我军的大熔炉，第29军才得到了涅槃和新生。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29军经历了曲折坎坷，最终由“卧底将军”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领在贾汪起义，吹响了淮海战役的号角。“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说明：唯有发展强大的军队，才能维持长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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