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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与不寻常的庆祝会 我参加了一个庆祝会，不是什么大的工程竣工，不是某某公司开业，也不是某单位成立多少周年。会是为一个人开的，不是伟人，不是名人，也不是“权要”、“大款”，是我年轻时在汉阳县县第一中学教书的同事，他将要退休了。我原想，开这样的会，不过是他单位的同事来热闹一番罢了，谁知那会竟隆重得令我惊讶。
会场在武汉市江岸区颇具规模的工人俱乐部，大厅中的横幅上赫然写着庆祝他从教40周年的会标。到会祝贺者，不仅仅只他们单位的同事，还有区教委区政府的领导人，区委书记还在会上致辞，市人大常委会的主任也特意写来大幅的题辞，那规格不亚于给一位英雄庆功。众多的来宾中，有厅长、处长、市郊的区委书记，有大专院校的院长、医院的教授、公司的经理、船长，以及诸多行业中的头头脑脑和一般员工，都是闻讯而来的他所教过的学生。挤得满满的会场上，气氛之热烈，会晤之亲切，发言之激动，都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地位非凡的人物。 其实，他的一生并不惊天动地，平凡得就像马路边一棵普通的梧桐树。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平平淡淡的真，这不完全是谦词和套话。 上世纪50年代，他毕业于武汉的一所高校，学的数学，成绩优异。我与他同事时，都才20出头。在汉阳县第一中学任教。他不修边幅，缺少当教师的文质彬彬，没有岸然气质，而且颇有些不循规蹈矩，犯过“小错误”，如吃饭在食堂排队不耐烦用筷子使劲敲碗，作过检查。生活上也稀里和乐的，是个不时得领教领教学校领导人的训导的“政治思想落后分子”。但他上起数学课来，却与平时判若两人，神采飞扬，生动机敏，语音昂扬，有声有色，讲得条理分明，深入浅出，丝毫不含糊，深得学生喜欢。 不幸的是，他与我一样倒霉，在当时被划为“走白专道路”的“白旗”教员。成为需要劳动改造的对象。无论校内校外的重体力活，脏活，苦活，都少不了他和我。下臭水沟掏淤泥，到砖瓦厂搬砖，到棉地里拔棉根……就连放暑假也不让我们休息，强制到文教农场开荒种地，到防汛最险的地方抢险。那一次水涨堤溃，所有的人都撤离了，唯独我们学校的一群“落后分子”没有人管，差点就全部葬身鱼腹了。而今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文革中，他与大多数“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整的对象，身陷囹圄。他的妻子──一位武汉的小学教师，赶到县城去看望他，谁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满含泪水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肝肠寸断。后来才得知他被放逐到“青山绿水枉自多”的血吸虫病钉螺窝，在一所与少管所劳改玻璃厂为邻的学校锻炼改造。历经磨难周折，才回到武汉江岸区的一所学校。以后辗转于区教研室、学校、教研室，当了教研室主任。经历既不传奇也不浪漫，的确不曾大红大紫，不曾轰轰烈烈。但他活得十分的充实，他热爱他的职业，将他的整个生命交付予粉笔、黑板和教材，极尽全力吐出缕缕心丝，编织着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他的全家也都从事教育工作，赢得了众多人的尊敬。 会场上，也有不少人热忱地向我围来，亲切地喊我老师，问长问短，如同久别的亲人，真使我感动而又受之有愧。因为好多的学生我并未教过，或者只上过数次课。我在那所学校任教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教的又是常被挤掉的图画课，两年中长时与锄头扁担打交道而很少摸粉笔，是人生的空白点。但学生们仍然记得30多年前我这位名不符实的老师。这时，我才更进一步体会到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说，教师是引导人类走出荒蛮与蒙昧的圣者，所以人们对老师的敬爱虔诚笃至，尤其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更是如此。我的老同事也许的确感到自己生命的色彩平淡如水，但无疑他是开启心灵之窗播种智慧种子之天使中的一员，不经意地就给自己的人生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不，是一棵蚕桑树，不仅仅为着自己而生，堂堂正正地为他人而将自己站立成为一道风景。我为他和他的全家也为我自己曾为人师而自豪。因此，我无比兴奋地走到他的跟前，喊着他的名字说：黄亚威，祝贺你，光荣不仅属于你一个人！ ——载《长江日报》
前几天我们又见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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