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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当年发表后，有一位读者提意见，说我侮辱了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读懂。其实，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倒是当时的一些政策以及读书无用论不正确的宣传夸大其词，使得所谓“劳心者”与“劳力者’产生隔阂。 ——作者提示 家乡的农民叫小鸡子为鸡娃。这里说的鸡娃不是鸡，是人。是我少年时候的伙伴。鸡娃大我一岁，生滿头的瘌痢。圆鼓鼓的臉上，嘴唇最为突出，分别向上翘着。真的像动画片中的小鸡子的嘴巴儿。 在塆子里，人们瞧不起鸡娃，从老人到小孩都斜眼看他。这原因，首先当然归于他的瘌痢。俗话说：十个瘌痢九个犟，即所谓“瘌犟”。鸡娃的脾气的确很不好，常常与人斗嘴斗舌，駡起人来一駡一个坑。單从他駡人的本领，就显出仱牙利齿。其次，是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在当时的农村，母亲易嫁对其子女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倍遭人们歧視。这也许是造成鸡娃脾气不好的重要原因。鸡娃家很穷，没上过学，自幼跟外祖母过日子。他外祖母以炸油果麻花卖为生计。人称油果婆。油果婆养不活鸡娃，在他六七岁时，就送给人家当放牛娃。鸡娃在人家总是干不长久，这与他的犟劲有关。油果婆没办法，只好常常求人给他改换门庭。但改来改去，总也改不了他的犟气。油果婆很失望，常常叹息鸡娃的命苦，不結人缘。 也怪，鸡娃与我倒很要好。虽然说不上是穿连裆裤的朋友，也说得上是一个算盘上同株串起来算盘的子儿，磕磕碰碰总在一起。我认识鸡娃是在小学毕业以后。那时，我家由舅父的大塆子迁到邻近的小塆子居住。小塆子包括我才两个小学毕业生，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了。我又是被人称赞为既聪明又规矩的孩子。一到新居，便有人与我母亲招呼，要我别和鸡娃混在一起，以免染上放牛场上的习气。母亲心地善良，由于我的父亲也早逝了，她最可怜没有父亲的孩子，何况鸡娃连母亲也不在身边。所以，并未阻拦我去接近鸡娃。鸡娃对我这个“小秀才”也是傲视的。爱理不理。当孩子爱玩，最怕孤独，我总是主动友善地靠拢鸡娃。渐渐地我觉得鸡娃很了不起。他认识的野菜野花野鸟很多，他会唱楚戏、民间小调和放牛山歌。他的嗓音特别尖脆。唱起楚戏《送香茶》来，比那民间草台班子里的名角还要动听。一出口，那腔，那调，娇娇嫩嫩，甜甜潤潤，真像是个妙龄少女唱出来的。特别是他唱的放牛山歌，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什么“一把扇子两面紅，夜夜伴我打蚊虫。”什么“高高山上一树槐，槐树上面挂招牌。”真是唱起来顺耳，念起来顺口。而我唱的校园歌“太阳出来满天霞，村里的儿童笑哈哈。”鸡娃也感到新鲜。再加上我还能唱出歌谱“多来米发梭”来，他从来没有听过，愈是觉得有味儿。这样一来，我俩彼此就成了知音。我俩一块上马道子薅草皮作烧柴，一块上黄土山挖野菜，一块掐一种土名“爷爷碰”的嫩藤梗儿当水果吃。两人总是吃得齿黄舌绿，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唱着：“爷爷碰，爷爷碰，放牛伢吃了肚子痛。”一次，我看到一种开满小黄花长着小圆叶的野草，掐它时流出很多白浆，便好奇地用手去摸。鸡娃见了，猛的一脚飞来，将我手中的花草踢落。踢得我的手生疼生疼。一时不知所措，睁大眼睛望着鸡娃。只见他双手叉腰，恶恶狠狠地训斥我：这个玩得的么？奶浆草，有毒的！你想中毒？说完，他立即扯了一把草叶给我揩手。此时，他俨然如一位兄长。事后又告诉我，哪些野花野草可以吃可以玩，哪些是有毒或玩儿会发痒的。自此，我对鸡娃敬重起來，交往就更加密切，简直是脚连脚手连手了。我们砍草在一起，拾粪在一起，捞魚摸虾在一起。一天，鸡娃对我说，乡下拾粪的人太多，粪少，他想进城里去。城里有好多人家餵母猪，粪没人要。我一时真舎不得离开鸡娃。于是，就按他的意思，搭伴进了离家十余里的县城。鸡娃做事一向机灵，每天拾回的粪总是满满当当的一筐又一筐。我对城里的小街小巷角角落落不熟，加上又有些害羞，见人躲躲闪闪，拾的粪就少了。鸡娃一方面斥我笨，一方面又宽慰我，说没关系，到时候将他拾的给一些我就是了。晚上没事干，我和鸡娃跑到茶馆外面旁听艺人唱湖北大鼓。听着听着，鸡娃很快就能说能唱一些段子了。我觉得鸡娃很聪明，想教他认些字。但深知他的自尊心强，硬教他他会不高兴的。就有意地捡回一些香烟盒或包装纸，将上面的字唸给他听。在街上闲逛时，我就随口唸一些店铺的招牌和广告给他听。鸡娃果真聪明过人，很快就认识一些字了。 一九五二年，我进县城师范读书。其时，鸡娃已到一家铁匠铺里学习打铁。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我俩暂时分手，作了长夜交谈。仿佛一夜之间我们都长大了。鸡娃说：城里人眼眶子高，瞧不起我们乡巴佬，你进城读书，千万不能掉在他们的后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也勉励鸡娃，一定要好好学艺，当一个有名的师傅，将来在他打岀的铁器上堂堂正正地印上自己的招牌。说到动情处，彼此泪汪汪。 进城读书后，我长了不少见识，了解到国家建设需要工人，很多地方招工，便回家动员我的好友外出营生。不久，鸡娃便到丹江口水利工地当了工人，自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塆子里吃公共食堂，规定凡有人在外面工作的户头，应向食堂交一部分伙食费。一次回家，母親告诉我，鸡娃已成了六級工人，一月赚六七十元钱。回家时带着手表，穿的也阔气。走路大摇大摆，说话嗯嗯啊啊，塆子里原来斜眼看他的人，现在把自己的姑娘嫁给了他。他妈也回来了，在食堂里吃饭，交得起饭钱。母亲叹了口气说：你在外面工作，食堂里要我交伙食费。我讲你一月才赚二十九元钱，只能頋自己。塆子里的人死活不肯信，都说你读了那么多的书，鸡娃连学堂门也没有跨过，哪有当中学教员的不如当工人的。听了母亲的话，我一方面为我的好友高兴，他果然是个有能耐有出息的人，不负我们少年时的期望。另一方面，对于乡亲们提出的疑问，我又无话可说。只是敷衍其词地回答母亲：工人是领导阶级，对国家的贡献大。这时我倒真想见见我的好友，叙叙旧情，说说新事, 再像少年时期那样作长夜交谈。于是，我找到他的母亲，打听鸡娃什么时候回家。鸡娃的母亲非常高兴，不住地谢我还记得他。这个过去逢人便说鸡娃不讲孝敬、连她都駡，将来成不了器的妇人，这回却滔滔不绝地誇她的儿子，如何如何有能耐，怎样怎样有板眼，在工厂里能算得个人尖子。说得我的心里也甜丝丝的。笫二年我按照鸡娃母亲说的时间回乡，果然，鸡娃也回来了，真叫人高兴。 我进门茶也顾不上喝，便去找我的老朋友。十多年未见面，鸡娃真的大变样了。少年时的邋遢相荡然无存，俨然干部风度。 回来了呀──我有些激动跟他招呼。他微微点了点头，从嘴摘下香烟，彼此寒暄几句。他似有所思，眉头微微一皱说：听说了，你会写诗，知识分子啰──他狡黠地扫了我一眼，煞有介事地笑笑──得当心点儿，千万不能翘起尾巴啰，像我们单位有的知识分子那样。当然你是个老实人。接着他就侃起他的工厂，他的车间，侃他精通的十八般武艺。谈某工程师设计时还向他请教，谈某技术员看不懂图纸，谈他那里的知识分子榔头都拿不稳……他翘起嘴巴儿摇了摇头说，有的人哪，毛病就岀在读书太多了。他越说越有精神，一扫少年时的土包子气，言词语句，都选择时兴的字眼。居高临下，心雄气盛，情感上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自豪和优越感。 鸡娃不时猛吸一口烟，翘起嘴巴儿，吐岀一道道白烟。不知为什么，我原本满腹离情别緒，想用家乡话与他叙谈叙谈的，却渐渐地被那些白烟充淡了。心中既有欣悦，也搀杂着一些苍凉。临了，我对鸡娃说了句实在笨拙的话：我是一个普通的师范生，算不了什么知识分子。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向他解释这些。 回到家里，母亲与我闲聊，似乎有些后悔。她说：鸡娃入了党，现在已是车间主任了。那年，汉口有人来要你去当工人，我觉得你年纪小，偏让你去读书……我心中一阵乱，说：读书没错，只是不该去读不要钱的师范，当了倒霉的教书匠，怨只怨家里太穷──我立即觉着自己说走了嘴，伤害了母亲。就连忙改口说，我现在已不教书了，当了文化馆的干部。我将“干部”两字说得很响。母亲不懂文化馆是干什么的，只是让她听了宽慰宽慰罢了。当天夜里，我一直不能入睡，意识到我与我的老友之间，已经有了一道人造的篱笆。但我很冷静，这不能全怪他。思来想去，内心黯然。 文革中我又与鸡娃见了一面。这次是碰上的，我俩都为了逃避武斗回到故里。我们各持一根钓竿，正巧在小时候常去玩水的小塘边相会了。他当时倒显得很关心我，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这些文化人的命，你该没有挨整吧？我解嘲似的说：还好，幸亏我夹着尾巴做人。其时正是暑天，我真想拉我的老友赤身裸体地滚入水塘里，重演少年时打水仗扔泥巴的一幕。但不知为什么，现今的水有些寒凉。我们彼此手中的钓竿和鱼钩，仍是少年时一般直一般弯，难道真的再也钓不到那些人之初的可贵珍宝么？ 故乡的小塘里的水抚养了我们一代人，多少次梦回故里，与鸡娃一起拾粪砍草。年年春风，岁岁草绿，不知我那位少年时候的好友，是否还记得当年刨草根掐藤梗当水果吃的往事。黄土山上的野花，该是依旧自然地开放了吧，鸡娃，我惦念的童年伙伴，你现在怎么样了？ 1992.2.《长江文艺》 作者提示：去年我回故乡，从生产队老队长那里打听鸡娃的消息，想再去会会我儿时的朋友。但他在宜昌刚刚去世。我心一阵悲凉，不禁老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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