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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证不治病9-6

 钟家台 2022-07-09 发布于湖北

中医治证不治病9-6

自然整体性的生命物质,可以分子化,清晰地确定,但地球各种生命之间的生命之神、生命之气的关联性,是模糊相关、随机相关、个体相关的。理论尊重这样的客观实际,不是说理论本身就可以模糊不清,而是从模糊相关、随机相关、个体相关中,抽象出动态联系的规律。理论是条理性的,概念是清晰的,逻辑是规范的,将理论转化到临床实践,必须在模糊相关、随机相关、个体相关的客观实际中,找到具有就诊病人确定性的病机本质,使中药的毒性、偏性与生命实际情况呈互补。中药性味归经不能机械对应,如果苦就必须入心,酸就一定入肝,中药的临床运用,就可能发生大问题。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中医面对的是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疾病,对中药的临床运用和性味归经各有不同体会,这十分正常。如补虚的同时需要升清者,则可以配伍辛味风药,如升阳益胃汤中的羌活、防风;泻实的同时需要益气者,则可以配伍甘味补药,如黄龙汤中的人参、当归。把中药性味的归经理论,按照科技文化的逻辑严谨对应,违背了自然完整性的生命客观。生命自然客观,是活生生的人的客观,是每一个医生思维的客观对象,从生命体验的客观中升华药物归经理论,多样化的认识是很难避免的。

“随证治之”的药物决策,需要考虑药物的归经,但不能绝对化,一般要以药物的基本性味为主。如羌活,其味辛且苦,其性温,气味辛烈发散,一般治疗外感风寒和风寒痹证。按照“严谨性和系统性”,辛入肺,苦入心,羌活似乎应当归肺、心两经,但不少中药本草书籍,包括《中医大辞典》都归膀胱、肾经,不仅如此,其临床运用也远远超出了外感风寒和痹证的范围,超出了膀胱、肾经的范围。如《银海精微》散风毒、退翳障的拨云散用羌活,《普济方》益气解表、败毒止呕的仓禀散用羌活,《医林改错》的身痛逐淤汤也用羌活等等。

按照“严谨性和系统性”逻辑标准,羌活的归经和运用是混乱的。临床实践是服从理论标准,还是服从就诊病人的生命客观?病人生命之应的临床状况,五藏相关、气血相应,病位、病邪、病性的具体性质和实际关系,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无论什么样的中药,性味归经等都不能绝对化。其实,上面这些方药的羌活效应,都没有背离羌活辛、散等祛风发散、辛开肌表、升发清阳的基本特性,在羌活基本性味的指导下,历代医家结合前人的经验,灵活运用于临床,有着不同的方药组合,自然具有不同的生命体验和差异性的认识,归经不同也在情理之中了。

中医不能沦为“严谨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囚徒。生命的动态多样性决定疾病的动态多样性,决定证候病机的复杂多样性,如果把理论当成设计图纸,把临床运用当成工厂生产,统一按图纸加工,对生命恐怕很不利。据2009100616:41 新华网报道,药物中毒已成美国人伤害死亡第二大原因,造成美国药物中毒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的“罪魁祸首”主要是阿片类止痛药和美沙酮镇静剂。1999年,美国因阿片类止痛药死亡的人数约占药物中毒死亡总人数的20%,但到2006年,这一比例增加到约40%。与美沙酮镇静剂有关的死亡人数也增加了近7倍,由1999年的790人增加到2006年的5420人。疼痛止痛,合乎逻辑,对应严谨,可最终的结果呢?

中药的运用原则是病机对应性和配伍效应,需要时,解表药可以运用于内伤杂病,苦味药可以治疗肺经、肝经、肾经、脾经的疾病。历代医家临床处方,并不规定解表只能用发汗药,通便只能用泻下药,咳嗽只能用止咳药,今天怎么能把药物的归经、性味等和治法机械地对应起来?

羌活通便秘,因风郁大肠传导失常;“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因水湿阻滞阳气不运。根据证候病机的需要,灵活配伍,恰当运用,利小便就具有通阳的作用,祛风邪就有通大便的效果。补中益气汤用升麻、柴胡以升清阳,调胃承气汤用炙甘草以和胃气,桂枝汤用白芍以和营阴等等,说明中药的性味归经运用到临床实际,要以证候病机的需要为标准。

化学合成药物、颗粒提纯药物的临床时间比中药要短数千年,许多可能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在临床暴露出来,但因为临床实践,一些药物的效应理论已经发生变化,与药物刚刚投入临床的治疗对象大不相同。如过去实验室证实治疗阴道滴虫的灭滴灵,现在广泛地运用到了口腔等器官的疾病,解热镇痛的阿司匹林现在普遍地运用于心脑血管的疾病,假设我们追求“严谨性和系统性”,治阴道的用于口腔,治发烧的用于循环系统,是不是离经叛道?西医没有因为“严谨性和系统性”,短短数十年就从灭滴灵转化到甲硝唑,从解热镇痛转化到心血管,何况有几千年生命实践的中药。

青蒿素治疗疟疾,中医界很是为此骄傲了一阵子。有人认为这不是中医的成果,而是实验医学-分子与病原体相对应的成果。我比较赞同这样的看法,如果仅仅因为青蒿是中药,中药是中医临床的医疗药物,就把青蒿素当成是中医的成果,那么,神经体液、基因组学就是证候的本质也就顺理成章了,阴阳五行、藏腑气血、寒热虚实、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等中医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要从古文献中去挖掘,再通过实验室找到有效成分,治疗疟疾、治疗心血管疾病,不就现代化了吗?如此发展下去,中医理论没用了,辨证论治不需要了。

用分子化手段分解中药,把中药的客观对象转化到形态学的病理生理之上,对于西医临床新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对辨证论治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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