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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与肖邦:把一切交给命运

 fuhaizhenren 2022-07-10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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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年轻的音乐家肖邦结识了法国的传奇女作家乔治桑。

乔治·桑比肖邦大6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长得很有个性,但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所谓传统,在乔治·桑这里都是用来打破的,她饮烈酒、抽雪茄、穿男装、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同时又是那个时代公认的伟大作家。

而肖邦,孱弱、敏感、阴柔,有着天赐般的音乐天份,在短短的39年人生中创作了200多部作品,是世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命运的引导下走到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乔治·桑地母一般的情怀,让肖邦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才华,这九年,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

可是两个人太有个性的人,终究敌不过命运翻云覆雨。1864年,肖邦离开乔治·桑来到巴黎,结束了他们九年的恋情。肖邦写下千般滋味在心头的《升C小调圆舞曲》,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

这首《升c小调圆舞曲》是肖邦离开乔治桑之后写成的,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写这首曲子的他身染重病,心情抑郁,优美的曲调下隐藏着忧伤、徬徨、憧憬等复杂的人生况味,舒曼曾将这首曲子称为“心灵的圆舞曲”。

我与肖邦

〔法〕乔治·桑 著

管筱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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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 法国著名小说家,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具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情书佳作。

肖邦总想住在诺昂,却绝对受不了诺昂的生活。他是典型的社交场上的人,不是过于正式、人数过多的社交场,而是私密的社交场上的人,是二十来人的沙龙的客人。在一般人离开后,常客围拢在艺术家身边,死活缠着他,要听他演奏表现他最完美灵感的作品。只有在这时,他才亮出他的全部天才与才艺。也是在这时,在让听客陷入深深的沉思或者痛苦的忧伤(因为他的音乐有时让你的灵魂感到深深的沮丧,尤其是在他即兴演奏的时候)之后,好像要抽走别人和他本人对他的痛苦印象和回忆,他忽然悄悄地转身面对一面镜子理理头发,整整领带,倏地变成了冷漠的英国人,无礼的老先生,多情而可笑的英国女人和极其吝啬的犹太人。虽说这些人不乏喜剧色彩,但始终是些可悲的典型。由于他们得到深刻的理解和如此细腻的表现,大家便能乐此不疲地欣赏。

他善于从自己身上掏出一些高尚的、迷人的或者怪异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使他成为一个精英圈子的灵魂。人们毫不夸张地竞相与他结交。他的高尚性格、无私、大胆,当然还有他的自尊——所有低俗虚荣和放肆吹捧的冤家对头,以及他为人的可靠、接人待物的体贴周到,都使他成为一个既严肃又讨人喜欢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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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

肖邦是在公主王妃的膝头上长大成人的,把他从如此浓烈的宠爱中拉出来,让他过一种简朴的、单调的、不断用功的生活,无异于剥夺了他赖以为生的东西。确实,他原来的生活是一种并不自然的生活,因为,就像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晚上回到家,要把他的激情与能力放下来,以免把夜晚交给兴奋与失眠。但是他原来的生活也是比退隐生活,比亲密关系局限于一个家庭、一个单一圈子的生活更简易更活跃的生活。在巴黎,他一天要去好几户人家串门,或者他至少每天选一户人家去作客。这样一来,他就有二三十户人家可以轮流上门,用自己的亲临让主家陶醉或者着迷。

肖邦并不是专为其爱情而生的;他只是为他所要求的爱情而生;形形色色的美,形形色色的风雅,形形色色的微笑都能触动他的灵魂,使之以难以置信地轻易与主动沉湎其中。但反过来,一句笨拙话,一个暧昧的笑容也极易让他失望、醒悟。他在一个喜庆日晚会上缠绵上三个女子,末了一个人离去,让三个女人都以为他独独迷上了自己,其实他一个也没放在心里。

在友情方面也一样,一见之下他兴奋,接下来感到厌恶、清醒,回复如初,如是者不断;他以对心仪对象充满魅力,但是让最亲爱的人暗生不满的迷恋为生。

他亲口给我讲述的一件事表明,他并不依据要求别人给自己多少爱来给予别人多少爱。

他曾酷恋一位著名大师的孙女,他打算向她求婚。但那段时间他在波兰也爱着一个女人,也想与之结婚。这事与他的诚实无关。他的灵魂在两份爱情之间游移。年轻的巴黎女子很欢迎他,一切顺利;然而有一天他与另一个音乐家去那女子家,那人当时在巴黎比他名气大,那女子竟然先请那人而不是肖邦就座。于是肖邦与她一刀两断,再不相见,并且马上将她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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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岁的 ' 钢琴诗人 ' 肖邦在家乡华沙欣赏歌剧时被一位长发飘飘的少女所吸引,他对自己的好友说自己夜不能寐,总是思念着她的一点一滴。于是他将所有的爱意浓缩到了乐章中,这便是著名的《F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灵魂虚弱或者冷漠。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他的灵魂热烈而忠诚,但绝不会排他性地持续不断地爱上某个女人或另一个女人。他是轮流地交替地沉湎于对五六个女人的爱情。这些情感在他内心交锋,其中一种依次战胜其余各种,独占上风。

这个艺术家的极端典型,肯定不是为久活于此世而生的。他在此世被一个理想之梦,任何哲学的或仁慈的宽容都不反对用于此世的理想之梦吞噬。他从不愿意违背人的天性。他不接受任何现实的恩赐。这既是他的恶习也是他的美德,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卑小。对最小的污点他也毫不留情,对最微弱的光明他却满怀热情。只要能从中见到太阳,他兴奋的想象力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因此,做他喜爱的对象既甜蜜又无情,因为你给他些微光亮他会加倍回报,只要滑过一丝阴影他马上翻脸不认人。

有人断言,我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肖邦的性格,对他做了非常精准的分析。此人弄错了,因为他以为从中认出了肖邦的某些性格特征。连李斯特本人也以这种过于简单以至于不大可靠的方法,在一部文体略显华瞻,但充满很感人的材料和很漂亮的篇页的《肖邦传》里真心诚意地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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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巴黎数百公里远的诺安镇庄园中,乔治·桑接待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史上名留青史的人物:诗人缪塞、作曲家兼钢琴家肖邦和李斯特、文学家福楼拜、梅里美、屠格涅夫、小仲马和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等等。甚至包括拿破仑的小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她庞大的情人队伍中的一员。

那个故事与我们的故事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我们之间并无那样的陶醉,也无那样的痛苦。我们的故事绝无写作长篇小说的材料,因为本质过于简单、过于严肃,以至于从无机会就两人中的某人发生争吵。我接受肖邦的全部生活,同意他在我的生活之外继续他原有的生活。由于我并不能影响他的兴趣爱好,和他艺术外的想法,他的政治原则,对实际事物的评价,我对他的为人也就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我尊重他的个性,一如尊重德拉克卢瓦和其他走上不同道路的朋友的个性。

从另一方面说,肖邦在他的生活中破例,给了我一份让我可以说引以为荣的友情。他对我始终如一。他对我大概从无幻想,虽然他从未减少对我的尊重。我们能够长期和睦相处,原因正在于此。

他对我的学习、研究进而对我的信仰一窍不通,又禁锢在天主教的教条里。他谈论我,就像阿莉西亚大妈在生命的末日所说:“罢!罢!我很肯定,她爱的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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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她第一次以“乔治·桑”这一男性笔名发表两部小说,分别是《安蒂亚娜》和《瓦朗蒂娜》。尤其是七月革命后不久,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使她一举成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因此我们只有一次,唉!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过对方的不是,除此之外,彼此间再未相互指责。一种如此高贵的情爱应该轰然碎裂,而不应在可鄙的争斗里消磨耗损。

虽然肖邦对我就是忠诚、殷勤、体贴、关心和尊重的化身,但对我周围的人,他却没有放弃粗暴的性格。对于他们,他一时慷慨,一时怪僻,心态放任自流,变化无常,以至于总是由相互迷恋发展到相互憎恨。他的内心生命并未显露什么,也从不曾显露什么,虽然他的艺术杰作是他内心生命神秘而模糊的表达,但他的嘴唇却从未透露过内心的痛苦。至少在七年时间里他是这样守口如瓶的,只有我才能猜到并减轻他的痛苦,推迟其爆发。

为什么在第八年之前外部的种种事件没有让我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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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爱的渴望2002年上映,讲述了乔治·桑与肖邦从相爱到出现感情裂痕,直至最后分手的情感历程。影片穿插了另外两条线索: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是一个没有才华的画家。他极为嫉妒母亲给予肖邦的爱,以及肖邦的才华。他也想方设法要破坏母亲与肖邦之间的爱。同时,乔治·桑的女儿也疯狂地爱上了母亲的情人,不顾一切地想把肖邦从母亲身边夺走。

我的爱恋没能创造这个奇迹:使他少安勿躁,稍稍快乐,因为天主曾答应让他开心,同时也让他稍许保留健康。然而他的身体显然是每况愈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药石能够阻止他日益加重的神经过敏。他的朋友玛图钦斯基大夫和随后他父亲的去世给他两次严重打击。天主教的教条给死亡撒下一些残酷的恐怖。肖邦没有为这些纯洁的灵魂梦见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是生出一些吓人的幻觉,我也不得不在他隔壁一个房间睡了很多夜,随时准备放下手头工作,去为他驱赶睡梦中或失眠时的鬼魂。他冒出了自己将死的念头,后面跟着斯拉夫诗歌中的种种迷信想象。作为波兰人,他生活在传说的噩梦里。幽灵鬼魂召唤他、纠缠他,然而,他并未见到他父亲和朋友在信仰的光亮里朝他微笑,他把他们无肉的面孔从自己脸边推开,并在他们冰冷的搂抱中挣扎。

诺昂变成了让他反感的地方。春天重回那里还让他兴奋了一阵,但等他开始工作,周围的一切便变得黯淡起来。他的作品是自生的、神奇的。他并未寻找,也未预先做准备,就找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忽然一下就来到他的钢琴上,完整、卓越,或者散步途中就在他头脑里唱出来,他马上把它搬到乐器上弹奏,让自己听见。这时就开始了我所见过的最为辛劳的耕耘。这是一个贯穿努力、犹豫、焦躁,以重新抓住他听到的主旋律某些细节的过程:他构思一部作品的每个部分,把它反复分析,想把它写下来,但他总觉得没有清晰地再现这部作品,这种遗憾使他陷入某种失望。他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间里,哭泣、踱步,折断羽毛笔,上百次地重复和改变节拍,写下来的次数与擦掉的次数一样多,第二天又重新开始,还是那样精益求精,那样拼命。他在一页曲谱上花了六个星期,最后还是回到灵感乍现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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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终身未娶。气质出众、才华洋溢的肖邦,经历过许多次浪漫的爱情。从初恋情人蕾波狄娜到康斯坦彩、玛莉亚‧沃金斯卡 ... 等,但都不持久,直到 1836 年女作家乔治·桑的出现。

我曾长期能够让他同意对灵感乍现的初稿生出信心。但是当他准备更加相信我时,又怪我惯坏了他,使他要求自己不够严格。我试着让他散散心,带他到外面走走。有时把小孩都带上,租辆乡间大车,去外面旅行。肖邦虽然不愿意,我也把他从这种极度苦闷中拉出来,把他带到克勒兹河边,在泥泞的道路行驶两三天,栉风沐雨、晒太阳,虽然饥肠辘辘,还是开开心心地到达某个风景胜地。在那里,肖邦仿佛复活了。头一天路途的劳顿让他筋疲力尽,但是他睡得香了!最后一天,他精神抖擞,青春焕发,回到诺昂,不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解决作品问题的办法。但我也并非总有办法让他下决心离开那架给他烦恼多过快乐的钢琴。当我打扰他时,他渐渐表露出不快,我也就不敢再坚持。肖邦生气的时候很吓人,但由于对我总是隐忍不发,他那样子就像快窒息了,要死了。

表面看来,我的日子总是过得积极活跃,欢欢喜喜,其实比任何时候都痛苦。我虽然为自己放弃了幸福,可是不能让别人享受幸福,我还是感到失望:因为有好几件事让我深深地发愁,我打点起全部精力来加以应对。肖邦的友谊绝不是我忧愁中的避难所。他自己的痛苦就够他忍受了,再加上我的痛苦,会把他压垮的。尤其是他只隐隐察觉我有烦愁,却根本不明白是为什么。他评价任何事情观点都与我大相径庭。我真正的力量来自我儿子。他到了与我同甘共苦、分愁解忧的年龄,用灵魂的平等、早熟的理智与不变的快乐来予我以支持。我和他虽然并非在所有事情都看法一致,但我们在身体方面很相似,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爱好和需要;再说,我与他有着如此紧密的血缘关系,就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存续不过一天,只要面对面解释几句就行了。即使我们没有住同一座思想与情感的大院,但至少我们的隔墙上有一道大门是永远开着的,就是深厚的亲情与绝对的信任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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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 2 月肖邦举行了他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奏会,从演奏会后肖邦疲惫的神情,显示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已非常差,可是之后肖邦仍然抱病访问英国,在伦敦颇受英国上流社会欢迎,并在维多利亚女王御前演奏。

肖邦最近一次发病之后,精神极度萎靡,本来一直深深爱着他的莫里斯,却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出人意料地被他伤害了。过了一阵他们拥抱和好,但是平静的湖水里已经落下了沙粒,接着石子就一粒接一粒落下来了。肖邦常常无端生气,有时别人一片好心也招来他的怒火。我发现肖邦的病情加重了,并且对着我的其他儿女来了(肖邦对索朗日比较偏爱,理由是只有索朗日不宠他、惯他,因比很少对她动气。对奥古斯蒂娜经常发火,而且带着吓人的牢骚。对朗贝尔也一样,朗贝尔从来猜不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个就数奥古斯蒂娜最娴静,最不会伤害人,被他无端发怒,很不快活。原来他对奥古斯蒂娜多么和善呀!开始这一切大家都忍受了,但是,有一天,莫里斯终于听烦了他夹枪带棒的讽刺,打算离场出局,不再玩了,不能也不应该出现这种局面。可是我合理合法又不可缺少的介入,肖邦竟然无法接受,他垂着头,吐出一句话,说我不爱他了。

八年来母亲一般的关爱,换来的竟是这样一句话,多让人寒心!可是可怜的心虽然受伤,却还没意识到他已经走火入魔。我以为远离几个月,静心想一想,会疗好这处伤口,恢复温良的友情,公正的回忆。可是二月革命来到了,对这个不会屈服于社会形式某种震动的才子来说,巴黎一时成了可憎之地。尽管回波兰的道路畅通无阻,尽管在那里肯定有人忍受他,他却宁愿远离亲爱的家人,在异国饱受十年思乡之苦,也不愿看到被改变得面目全非的故乡。但是正如他从前逃离专制,现在他逃离自由!

1848年3月我有一刻与他重逢。我握着他冰凉颤抖的手。我想跟他说话,他抽出手走了,轮到我来说他不再爱我了。可我赦免了他这份痛苦,一切听天由命,让未来作裁决。

我不会再见他。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插在我们中间。当然也有好人,但他们不知该做什么。有些不想揽事的人巴不得远离情感纠纷。古德曼不在巴黎。

有人告诉我,肖邦至死一直像子女一样爱我,呼唤我,后悔离开我。人们认为应该把这点瞒着我,一直瞒到他死。人们也认为应该把我准备朝他跑来的消息瞒着他。如果重见我的激动会让他短寿,早死一天或者仅仅一个钟头,那么这么做就对了。我并不是那种认为今世之情今世了的人,今世之情没准只会在今世又开始,何况它们肯定在今世了不了。这种人世生活是一块帷幔,在某些人身上,痛苦与疾病使之变得更加厚重,它只间或为身体结构比较壮实的人掀开,而死亡则为所有人将其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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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曾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特别是,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女性。”

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看护病人这个使命。发烧的病人激动兴奋也好,疲惫消沉也好,我都得接受,不过于惊愕,尤其是不发怨言。我在病人床头学会了尊重他们真正健康自主的意志,原谅他们在劫难逃的烦乱与狂躁。

熬夜看护,担惊受怕,悉心照料,干了一年又一年,我得到的酬报,就是经年累月的温情、信任与感谢,一时的不公或者错乱是没法在天主面前将其一笔勾销的。天主没有惩罚,甚至没有发现这一时之糊涂。我也不愿再提起那一时的痛苦。我不是以坚忍的冷硬,而是以痛苦和热情的眼泪,在私下的祈祷中忍受那份痛苦的。这是因为我对在生或在死中离去的人说:“愿天主保佑你们!”是因为我希望临终时在那些对我闭眼的人心里找到同样的祝福。

(本文摘自《随笔》杂志2017年第二期,同时也是花城出版社“慢读译丛”之《我的生活故事——乔治·桑自传》中的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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