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根本旨归

吴营洲文存 2022-07-11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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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根本旨归

吴营洲

《红楼梦》的“主旨”是什么？常听人说：“很难一言以蔽之。”其实，曹雪芹在书的第一回就开宗明义首先言明了：“大旨谈情。”

遗憾的是，自打《红楼梦》问世以来，有的人并没有在意这四个字，而是把注意力或着眼点放在了别处，如说《红楼梦》是“自叙传”、是“色空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有的人更是不信这四个字，而是缘木求鱼、无中生有地去索隐“宫廷秘闻”、“反清悼明”、“谁谁家事”等；有的人虽也认为《红楼梦》是“大旨谈情”，但将这个“情”，仅仅视作了“儿女之情”或“社会人群的情恋”等，甚至还有人认为曹雪芹“谈情”只是手段，目的是“尽显才情”……

大旨谈的是何“情”

既然《红楼梦》是“大旨谈情”，那“谈”的又是什么“情”呢？

《红楼梦》的早期读者，大多把这个“情”理解为“儿女之情”。如江顺怡称：“《红楼》所载，闺房琐屑，儿女私情。”乐钧称：“彼其所言之情之人，宝玉、黛玉而已。”海鸣称：“中国旧小说颇善言情。最佳者如《石头记》，然亦不过言儿女之情耳。”[1]……

现代《红楼梦》的研读者，对这个“情”的理解自然有了许多变化——

李希凡认为，“大旨谈情”乃是“儿女之真情”和“宝玉情不情”的统一。所谓“儿女之真情”即以宝黛爱情为代表的“绝假纯真”的男女爱情，也就是脂批所说的黛玉的“情情”；所谓“宝玉情不情”，则是指贾宝玉对黛玉之外的青春少女的“倾情尽心”、“爱博而心劳”。“情情”当然属于男女性爱的范畴，“情不情”则“超越了儿女私情的界限，表现了尊重、体贴、至爱、平等相待的新的感情境界”。[2]

徐乃为认为，这“大旨谈情”，“简而言之，描写了三个层面的社会人群的情恋生活——贵族的情恋，奴婢的情恋，另类的情恋，三者交叉着的情恋。”[3]

很显然，此二位较前人“虽有进步”，对这个“情”字的理解已由“儿女之情”扩展成了“男女之情”，但是平心而论，若用时代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稍显“偏狭”了。据我所知，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研红的深入，其他的一些研读者，则是渐渐体味到了曹雪芹笔下这个“情”字的个中三昧。诸如——

王威轶认为：“《红楼梦》大旨谈的'情’，其表层可说是悲欢离合的儿女情与世态炎凉的兴衰情，而其深层则是'十年一觉扬州梦’之后，那种对于世故人情的依然不忍割舍的悲悯之情。”[4]

宋子俊认为：“所谓大旨谈情，系指书中所写之题材内容，其内涵具有广义性。曹雪芹所写，既包括儿女之情，还包括当时社会的全部世相，亦即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情事态。……小说通过贾府这个贵族家庭及其相联系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展示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揭示了封建制度下人生的悲剧和悲剧的人生。”[5]

杜薇认为：“曹雪芹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在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后的一次最高层、最深刻的探索，这个情字，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女恋情，已远有超越，具有着使母权制由失败走向复归的伟大意义。这是曹雪芹谈情的一个丰硕成果，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6]

周汝昌认为：“……在雪芹书中，他自称的'大旨谈情’，此情并非一般男女相恋之情。他借了他对一大群女子的命运的感叹伤怀，写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他首先提出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已然明示读者：此书用意，初不在于某男某女一二人之间，而是心目所注，无比广大。他借了男人应当如何对待女子的这一根本态度问题，抒发了人对人的关系的亟待改善的伟思宏愿。”[7]

孙逊认为：“这个'情’当然首先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男女之情’，否则《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但它又远远不止'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远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把《红楼梦》仅仅理解为爱情小说，把《红楼梦》的'情’仅仅理解为'男女之情’，不仅不符合小说实际，而且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这个'情’首先包含了男女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同时又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更涵盖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8]

相对而言，他们对曹雪芹笔下的这个“情”字，以及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本意，有了越来越一致、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谈情”是目的不是手段

曹立波虽也认同《红楼梦》是“大旨谈情”，但她却认为，“在'谈情’的同时，曹雪芹也流露出施展才华、表现文采的愿望。”[9]意思是曹雪芹“爱将笔墨逞风流”，创作《红楼梦》的动机是“风流名士，尽显才情”——说白了是想“显摆自己”。

《红楼梦》中有这样几句话：“观其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熟话，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便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曹立波对此解读道：“这段表白的重心在小说的真实性上，但'几首歪诗’也不可忽视。作者采用了欲扬先抑的笔法，于自轻自谦之中，强调了书中所写之诗。虽然不同于他所指责的那些为了'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而假捏出小说情节的作家，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丝毫没有忽视的是，竭力施展自己在写诗作赋方面的才能。”接着曹立波便阐述说：“《红楼梦》表现曹雪芹才华的文字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陈列知识型的，一类属于艺术创造型。”如从凤姐的“翡翠撒花洋绉裙”、宝玉的“锦边弹墨袜”等，“我们会发现他对此有专门的研究”，“曹雪芹还借妙玉之口，传达出丰富的茶道知识”，“秦可卿房中，有唐伯虎的画、秦观的对联……俨然一座陈列着奇珍异宝的博物馆，显示了作者广博的见闻和奇妙的想象”。“上述事例……尽管丰富多彩，也只能反映作者的见多识广，不足以表现他的创造力。然而……真正能够显示曹雪芹艺术天赋的部分，是《红楼梦》中的'情诗艳赋’。那'几首歪诗’，恰恰是他十年心血的精华所在。”

我个人认为，曹立波的如此断语，既小瞧了曹雪芹，也贬低的《红楼梦》。

众所周知，“是真名士自风流”。既然曹雪芹是位“真名士”，那他何必要在他人面前“显摆自己”呢！“真名士”的言谈举止，都是真情实感、真情实性的自然流露，不会故意做给谁看，不是要讨谁的口彩或青目。“爱将笔墨逞风流”只是张宜泉对曹雪芹的看法。在张宜泉看来，曹雪芹是“爱将笔墨逞风流”的，可曹雪芹未必有“逞风流”的意思。以我对曹雪芹的理解，他当是个时时处处都以“真我”待人接物的，绝无“爱将笔墨逞风流”这一“嗜好”。

尽管《红楼梦》是部未竟之作，但其字字句句，包括人物、情节等，都是反复咀嚼过的，绝对不会为了“尽显才情”而刻意附会上什么，更没有虚设的人或事。用周汝昌的话说就是：“《红楼梦》绝无闲文赘笔。”曹立波认为曹雪芹是“先写成'情诗艳赋’，再去虚构人物”的，并称“尽管曹雪芹在开篇就批驳过某些小说家的类似作法，但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得意的诗词，托付给小说中的人物”。窃以为这也是对曹雪芹的误解。曹雪芹不是莎士比亚，不会让自己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地像个诗人。《红楼梦》中每个人物所说的话，包括所作的诗，都是恰如其分的，绝无赘语。

坦率地讲，先前我也“乱猜”过，认为曹雪芹写的一些诗赋，他本人十分满意，实在舍不得丢弃，就变着法插进了自己的书里。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姽婳词》。先前总感觉《姽婳词》有点“游离”，有点“节外生枝”。其实与我有类似感觉的并不乏人。如周汝昌称：“曹雪芹于小说第七十八回忽以特笔写及此事，是否无所为而为之？尚待深入研究。”[10]又如雁声称：“假如不必影合《红楼》事迹，在作品本身上看来，却以这一篇林四娘'姽婳词’是文意双美。每读《红楼》，都要反复低徊读几遍。”[11]人们之所以萌生这一念头，或是受了脂砚斋的“误导”。脂砚斋有则批语称：“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其实，在我后来通过阅读——包括阅读《红楼梦》文本及他人的研红文字——才渐渐意识到，《姽婳词》别有深意，不可或缺。试想，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作吊林四娘的诗，待作罢了《姽婳词》，连个过渡都没有，紧接着就撰写了《芙蓉女儿诔》……为什么呢？崔耀华认为：“……《姽婳词》是赞颂晴雯、黛玉为大观园而战死，作者做完《姽婳词》后，'一心凄楚’，余意未尽，继以'女儿诔’续其哀音。”[12]

《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泣血之作，寄托了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的全部认识，其情天日昭昭，绝对不是想“在小说中显示才学”。

“谈情说”似成共识

近来在些期刊、图书或论坛上，读到些有关论述《红楼梦》“主旨”的文字，感到称《红楼梦》是“大旨谈情”的人，渐渐多了。有研究者称，在上个世纪，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共有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13]我个人认为，除了那些“荒诞不经”“死不改悔”的“索隐派”，《红楼梦》的“大旨谈情”渐渐成了读者的共识。感觉有种“殊途同归”的味道。人们开始体悟到曹雪芹“十年辛苦”的苦心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各论家对曹雪芹笔下的这个“情”字，理解得更深刻，更到位了。

如朱淡文认为：“曹雪芹所谓的'情’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尊重女性、反对个性束缚、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时代的人文精神。”[14]

如刘同旺认为：“《红楼梦》通篇所写只在一个情字。……写情因为社会无情，现实社会'乱哄哄’。写情意在'情治’，以情治人，以情治家，以情治国，以情治天下。情何如如此能耐，情是什么？这正是《红楼梦》所要写的。”[15]

如此理解这个“情”字，是不是“诠释过度”呢？窃认为不是。正如佟瑞坤在一篇文章里所写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形态，人的真情至性就会与社会的现实要求存在冲突，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这个冲突的剧烈程度会逐渐减弱，表现形式也会有所演变而已。然而人类社会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指向个体的最完美的生存状态，它要求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基于人的个体价值即真情至性充分发挥的基础之上，反过来社会又能充分地保护和发挥个体的真情至性。这应该是整个人类最高的社会理想。而《红楼梦》引导人们的正是对这种审美境界中的社会状态的向往，所以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16]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出版过《情解红楼》等专著的崔耀华，虽然认为“《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不是自传，不是人情小说，不是世俗小说，而是一部用老庄思想阐释社会的经书，是继《道德经》、《南华经》的一部《石头经》。”[17]但他依旧认为：“《红楼梦》是小说，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小说，它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阐述整个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及理论的著作。”窃以为，就崔耀华对《红楼梦》的根本认识而言，当是与朱淡文、刘同旺等人对曹雪芹笔下这个“情”字的解读是相通的，即都认识到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世人：人类社会怎样才会更美好，更理想，更具人性。

人们常说，笔墨当随时代，其实，阅读也当随时代。一个人，应当随着时代的脉搏去阅读，眼界及思想要与时代合拍。窃以为如此解读曹雪芹笔下的“情”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同时更是体味到了《红楼梦》的“其中味”。曹雪芹地下有知，当浮一大白。

另外，一部文学著作，数百年后，依然被读者广泛阅读，依然经得住人们用当代的眼光去审视，那它蕴涵的理念一定有着极其深刻的永恒的现实意义。曹雪芹的伟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为何要“大旨谈情”

曹雪芹为何要用洋洋洒洒百万言“大旨谈情”？为何不“大旨”谈德、孝、忠、公、法、仁、义、礼、智、信，或别的什么？窃认为，或许在曹雪芹看来，唯有这个“情”字，最具人情味，最通人性，最接地气，最贴近天下苍生。常听人说，连“情”都没有，还算人吗？这个“情”字，既是人人最易做到的，也是人人最难做到的。其他的诸如“德”“孝”“忠”等，或可有“硬性要求”，或可“强制执行”，唯独“情”不能。“情”必须发自内心，且只能自然流露。或许在曹雪芹看来，如果人人都有“情”重“情”，人人都是“有情人”，那个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这个“情”字，一如朱淡文所言，体现了“曹雪芹对未来世界的理想”。

朱淡文还说：“凡是伟大的天才，对未来世界总会有自己的信念：孔子的大同之世，柏拉图的理想国，汤玛斯·摩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是人类精神价值观念的具象化。曹雪芹以'情’为未来世界的价值标志，它不涉及未来世界的制度，而只是对未来世界人类精神进步的期待。”窃以为，此言甚是，并深深体味到了曹雪芹“十年辛苦”的良苦用心。

写到这里，顺便谈下周汝昌。周汝昌自然是研红大家，“一生辛苦为芹忙”，著作等身。他对曹雪芹的崇拜，无以复加。据说在他的宅邸，就供奉着曹雪芹的牌位，还每年为曹雪芹“庆生”。他认为曹雪芹“不仅是一位文学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18]甚至还是位“'创教’的英雄哲士”。“创”了什么“教”？“情教”是也。周汝昌道：“我想一想，人类文化史有能创教的，也不过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屈指可数的几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而雪芹列名与其间，那是丝毫无愧的。但雪芹的思想、主张、'教义’若与上列几位创教人一般无二，那他就不会成为什么'创’者了；即此可知，他与儒家、道家、佛教、伊斯兰教……都不一样，亦即极有其独立的特色。以此之故，我以为应称之为：情教。”“根据何在？就在他自己宣示于人们的微言大义——他说他的书是'大旨谈情’，又说空空道人因读了《石头记》遂尔'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而那空空之道人却因此改名为'情僧’，将那书改名为《情僧录》——请看，这'情’字的位置，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与崇高的呢！”[19]

平心而论，周汝昌对《红楼梦》“大旨谈情”的理解，自有合理成分，但称曹雪芹创立了“情教”，并为“情教教主”，就是将曹雪芹太政治化、太庸俗化了。在我看来，曹雪芹无意“政治”；曹雪芹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越了“政治”；曹雪芹只想通过《红楼梦》告诉世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人与人，应该怎样相处；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怎样才是最最和谐的、完美的……

“谈情”的根本旨归

我常常想，曹雪芹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再者，他又是如何在浩若烟海的中华文明中，筛选出了一个“情”字？

曹雪芹生活在清代的康雍乾年间，大清王朝定鼎已有百载，业已进入了“康乾盛世”：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曾经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屠城早已成了“遥远的过去”，人们都已过上了安居乐业相对稳定的日子……可是，曹雪芹为什么会感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呢？仅仅是经历过钟鸣鼎食、权贵生活的曹家惨遭籍没了吗？我想不是。

那么，为什么呢？我想曹雪芹一定是看到了那些年纪轻轻、“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一个个凄惨的命运……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曹雪芹在思考这个问题！她们凄惨的命运是谁造成的呢？又如何才能改变呢？

曹雪芹没有想到“社会制度”。他的脑子里没有此等概念。他不清楚什么是封建主义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清楚自由、平等、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等词语。但他清楚，造成这一切的，一定是有缘故的。其缘故就是：这个世间，缺少“情”，太“无情”。是因为一些人的“无情”，才造成了另外一些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不幸。那些“无情”的人，或许也会因“无情”所害——

试想，倘若贾母等人“有情”，便能遵从宝玉、黛玉的个人意愿和心性，便不会造成宝黛钗的情爱悲剧；倘若王夫人“有情”，金钏、晴雯便不会死；倘若贾赦“有情”，便不会逼娶鸳鸯、购买嫣红；倘若王熙凤“有情”，便不会逼死尤二姐；倘若贾雨村“有情”，便不会致自己恩人的小儿女被拐卖于不顾……倘若人人都“有情”，“一家子亲骨肉”恐就不会一个个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面对这“无情”的世界，曹雪芹又该怎么办呢？又该做出怎样的人生抉择？他不像苏轼那样旷达，“也无风雨也无晴”；也不像陶渊明那样闲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不像魏晋名士那样，面对残暴血腥、黑暗压抑的社会现实，一味地谈玄论道，饮酒服丹，放浪形骸，纵情山水，苟全性命，清静无为，全然忘却了一介士子济世报国的社会责任……甚至无法效仿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无法效仿老子，骑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悠然远去；无法效仿庄子，终日里凝视着某只翩然飞舞的蝴蝶揣想着此身是谁……当然，他可以效仿达摩，遁入空门……可是，即便他真的出家做了和尚，面对着青灯黄卷、晨钟暮鼓，眼前萦回的，肯定还是那些不幸的女子，还是已为“末世”的社会现实，还是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红楼梦》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自然是其主人公宝玉了，一日，黛玉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第22回）其实，“至贵至坚”者，何尝不是颗“赤子之心”！在《红楼梦》中偏有这样一句话：“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第118回）窃以为，曹雪芹偏是有颗“赤子之心”，偏又于人于世有所“不忍”……他面对着凄苦、悲凉、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对着一个个、层出不穷的人间悲剧，具有“赤子之心”、悲悯情怀的他，委实有些“不忍”……他“不忍”目睹那一个个人为而致的悲剧，“不忍”让此等悲剧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忍”做个看客……他想拯救……可他又无力拯救……他有心救世，却无材补天……当然，曹雪芹毕竟是曹雪芹，尽管他无力拯救，可偏要拼了性命，将自己的思想化作文字，为他人乃至后人，指出他认为最为正确、合理的在人间建造“大观园”的唯一途径……于是，他伸出了他那只“指月”的手指……一部《红楼梦》，“大旨谈情”，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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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第209、347、646页。

[2]李希凡：《说“情”——红楼艺境探微》，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63页。为了叙述的简便，文中无论谈及谁，一概都省去“敬称”。

[3]徐乃为：《大旨谈情——〈红楼梦〉的情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4]王威轶：《贾宝玉、曹雪芹的价值不等式及（红楼梦）的题旨》，《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

[5]宋子俊：《大旨本旨主旨——论〈红楼梦〉究竟是怎样一部小说》，《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期。

[6]杜薇：《〈红楼梦〉谈情大旨的美学价值》，《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辑。

[7]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

[8]孙逊：《情本思想：〈红楼梦〉的文化精神》，《文汇报》，2004年11月16日。

[9]曹立波：《红楼梦版本与文本》，中华书局，2007年7月，第3页。其他引文同样出自该书，恕不俱注。

[10]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180页。

[11]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