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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由谁先悟得​——关于“曹雪芹卒年”的一个小问题

 吴营洲文存 2022-07-11 发布于河北

真相由谁先悟得

——关于“曹雪芹卒年”的一个小问题

 吴营洲

  摘  要:曹雪芹究竟卒于何年,一直众说纷纭。“脂批”称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但有人以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为证,否认此说。因为敦敏此诗作于“癸未”年春。后来,有人通过对敦敏此诗的解读,认为敦敏写诗时并不知道曹雪芹已经故去了,因而确定了“脂批”所述没错。然而,谁又是第一个读懂敦敏小诗的人呢?

  关键词:曹雪芹;卒年;壬午除夕; 

曹雪芹卒于何年,大致有三种说法:“壬午说”(1762年),“癸未说”(1763年),“甲申说”(1764年)。但,一个人只能死一次,所以在这三种说法中,只能一种是真,其余皆假。

究竟哪种“真”呢?粗略说来,起初时,“壬午说”是占上风的。因为有脂批为证:“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可后来,有人在敦敏的《懋斋诗钞》中,读到了一首《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1]意思是约曹雪芹“三月初一”到京城“来看小院春”。[2]

敦敏的诗集属于“编年体”,经分析,此诗作于“癸未”年。因此有人质疑说:倘若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敦敏焉能约一死人来参加弟弟的寿宴?

一时间,“壬午说”黯然无语。

有段时间,我和谢老常常闲聊。闲聊时,常常聊及此类话题。一次谢老说:曹雪芹的确是卒于“壬午除夕”,之所以敦敏来年开春还约曹雪芹参加寿宴,是他并不知道曹雪芹已经故去了。谢老解释说:当时敦敏敦诚在京城,曹雪芹在西山,相距较远,来往不便,未能及时得知曹雪芹的凶信。况且,谁会想到一个“年未五旬”,数月前还“击石作歌声朗朗”的人,竟就不在人世了呢。另外,在敦敏的诗集中,也真实地记述了这次寿宴,莅临者中,没有曹雪芹。倘若曹雪芹尚在人世,焉能不来?况且此后再也没有了曹雪芹在世的任何信息。

我听了谢老的这番话,深以为是,于是就写了篇芜文《听谢老谈曹雪芹卒年》,刊发在了2000年第1期的《红楼》上。

《红楼》是贵州红学会办的一本双月刊杂志,主编是梅玫女士。

岁月倥偬,那天,我在《红楼梦学刊》上见到冯其庸[3]写的《初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心想,这是个老话题了,何须“重议”?莫非有了新的资料发现?抑或有了新的研红心得?我对这话题感兴趣,于是就翻开阅读。看了几段,感觉不过是“老生常谈”,但看到他谈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时,不由地为之一震。文中写道:

《懋斋诗钞》基本上是一部编年诗集,但并不是“严格编年”,且还有若干差错。但我经仔细查核,《小诗代柬》确是写于癸未。但问题是《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没有回音,毫无消息。……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他是否已不在人世了,何况还有“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记载,这就更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了。

由此可知,冯其庸当是认同了“敦敏写《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时并不知道曹雪芹已经不在人世了”的观点。可这是谢老几年前的看法啊。但冯其庸紧接着又写道:“此诗是任晓辉同志悟出后提醒我的,我认真琢磨,觉得颇有道理。”[4]

怎么会是这样呢?

在冯其庸的文章中,并没说“任晓辉同志”是谁?也没有说“任晓辉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悟”出并以什么形式“提醒”他的。

这位“任晓辉同志”是谁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或者是她,因为单从“任晓辉”这三个字上看不出性别来)是冯其庸的“徒孙”。因为冯其庸是张庆善[5]是“师父”,而“任晓辉同志”又是张庆善带的研究生。

鲁迅说过一句话,“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处世态度。我觉得,“任晓辉同志”在他“悟出”之前,许是读过芜文的。

一个理由:据我所知,我国专门刊登红学文章的期刊有两本,一本是中国红学会主编的《红楼梦学刊》,一本是贵州红学会主编的《红楼》。(听说还有一本《中原红学》,大概是河南办的吧,只是我从未见过。)“任晓辉同志”是“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以常理揣度,他是不可能读不到《红楼》杂志的。因此,他读到《听谢老谈曹雪芹卒年》的概率很高。也因此,他对敦敏《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的看法,究竟是他“悟出”的,还是他“看到”的,不能不令人心存疑惑。[6]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认为敦敏此诗的创作“真相”是谢老“悟出”的。不然,我就不会写那文章了,《红楼》杂志恐怕也会认为“观点陈旧”而不予刊载了。

然而世界真奇妙,客观世界并不是我认为的这样简单。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购得一套马熙骅著的《奇评曹雪芹与红楼梦·问疑篇》上下册,翻阅之后,大为震惊,见到此书有这样一段文字:

……前已述明,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成了否定“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依据。因而对曹雪芹的卒年形成了“壬午”、“癸未”两大论点。早年笔者反复想过,即便《小诗代柬》编年无误,确为“癸未”之邀,亦不能由此而证明曹雪芹不可能在壬午年除夕去世。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敦敏不知曹的噩耗是完全可能的。[7]

马熙骅的这套书,出版日期是1998113日,照此看来,马熙骅“悟出”此诗“写作真相”的时间,要比谢老早。

然而,马熙骅真是最早的吗?恐怕还不能这样确认。

冯其庸的长文发表后,像我一样感兴趣的,还有杨兴让[8]。杨兴让读了冯其庸的文章后,写了篇《〈红楼梦研究〉之后——略评冯其庸〈重议曹雪芹的卒年〉一文的论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有关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是在不知道雪芹已于壬午除夕去世的情况下发出的,这个我在1984年就作过论证。[9]

由此看来,杨兴让“悟出”此诗写作“真相”的时间,要比马熙骅早出十多年。

杨兴让的《红楼梦研究》至今我都无缘拜读,不知他是如何论证的,但我相信,他说的确为实话。

据杨兴让说,他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曾两度投稿《红楼梦学刊》,并于1984年和1991年两次亲抵《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但文章并未能为其所接纳,这恐真要归功于这位最后决策人冯老先生了”。后来,他说他是在胡文彬先生的劝告下,才硬着头皮写了《红楼梦研究》一书。

由此看来,杨兴让“悟出”此诗写作“真相”的时间,当是最早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问题,马熙骅写作《奇评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时候,读过杨兴让的《红楼梦研究》吗?

我与此二人均无交往,且又孤陋寡闻,一切都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谢老在向我说这件事时,既没听说过马熙骅,也不知道杨兴让,他完全是通过读书而独自“悟出”的。不然,他会告诉我某某人在某某问题上如何说。他不会掠人之美,我也不会写成文章向外投寄。

然而,某日与崔川荣先生[10]谈及此事,崔川荣提示说:最早“悟出”这一真相的,可能是赵冈、陈钟毅二位先生,在他俩合著的《红楼梦新探》一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在讨论《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以前,让我们先谈一谈胡适之先生的看法。很久以前,我们与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此事,胡先生表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接受周汝昌的癸未论。我们告诉胡先生,在未能排除其它可能性以前,就放弃壬午论,似乎嫌太早了。譬如说,即令《小诗代简》是作于癸未二月中旬,上距壬午除夕不过一个多月,会不会是敦氏兄弟尚不知道雪芹已去世?我们不能完全不估计这种可能性。雪芹迁居西郊后,与敦氏兄弟的往还已是很少。有时甚至一年多都未见面。敦诚、敦敏这段时期又经常往来于东皋间。我们同时向胡先生指出,……这次宴会只有七人参加,雪芹并不在内。有柬邀而未出席,是否雪芹已前卒?胡先生读过我们信后,果然就改变了主意,再度改回壬午说。[11]

崔川荣说,《红楼梦新探》出版于1959年,而据文中所说,“很久以前”他们就“与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此事”,可见他们“悟”到此诗创作真相的时间当更早。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生出相同的感悟得出相同的结论呢?

类似的事情,在科技史上并不鲜见,因为科学发现也好科技发明也好,均会有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事物的客观规律即事物的本相。

其实,敦敏的诗也是这样。他写此诗时,总有一个“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写作此诗时的“真相”。这个“真相”只有一个,且又是不能更改的。当这个“真相”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之后,人们便会坠入五里雾里,一时间难辨究竟。不过,“真相”终归是“真相”,“真相”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揭开或悟出。所谓的“研究”就是旨在探明“事物的本相”。

敦敏的这首《小诗代柬》正是如此。

在我看来,谢老也罢,马熙骅也罢,杨兴让也罢,赵冈、陈钟毅也罢,都是独自“悟出”这一“真相”的人。这里并不存在谁剽窃谁,谁抄袭谁的问题。唯独“任晓辉同志”的“悟”,令人暗存腹诽。其一,他处的位置是“红楼梦研究会”,那是各种红研信息红研成果集中汇集的地方,他对赵冈、陈钟毅等人“悟出”的成果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听说过;其二,他并没有将他“悟出”的东西变成文字,以展示他“悟出”的具体时间。(也许有,只是我孤陋寡闻。)另一点令人纳罕的是:作为红学掌门人的冯其庸先生,对红学中的各路说法、观点,应该“门清”才是,像曹雪芹卒年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怎么一直处于“懵懂”中,要等“任晓辉同志悟出后提醒”,才“认真琢磨,觉得颇有道理”呢?冯其庸此处说的是实话吗?倘若不是,那他为什么要把他人“悟出”的“成果”,归到其“徒孙”名下呢?


[1]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第7页。

[2]“三月初一”是敦诚的三十岁生日。因为敦敏敦诚知道曹雪芹“穷”,倘若直接言明请他来参加敦诚的“寿宴”,你说曹雪芹随不随礼吧?随礼吧,兜里没钱;不随礼吧,脸上没面子。由此也可见敦氏兄弟的用心还是挺良苦的。

[3]冯其庸,中国红楼梦学会前会长,《红楼梦学刊》前主编。

[4]《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期,第221页。

[5]张庆善,中国红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社长。

[6]也许真是他“悟”出来了,并悄悄“提醒”了一下冯其庸,令冯其庸恍然大悟,犹如醍醐灌顶,才洋洋洒洒地写了篇长文《重议曹雪芹的卒年》。

[7]马熙骅:《奇评曹雪芹与红楼梦·问疑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8]杨兴让(1946-),生于洛南永丰镇白昶河杨村。在新疆工作生活,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红楼梦》和《周易》,于1991年完成七十多万字的《红楼梦研究》专著。

[9]红楼品茗,红楼文库,《红楼梦研究》之后(十),http://www./wy/tgy080.htm

[10]崔川荣(195912-),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重点研究曹雪芹生平事迹和《红楼梦》成书过程。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会员。《红楼梦研究辑刊》主编。著有《曹雪芹最后十年考》。

[11]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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