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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风格和习气有什么不同？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和界定风格与习气的内涵。还要知道书法风格的形成包含哪些历史、社会和个人因素，同时要知道书法中的习气与一般社会上所说的“习气”是不是同一内涵。还要研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个人习气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二者的不同点就会比较清晰明白了。 从词语意思上讲，风格就是风韵格调的简称。用于艺术观念的风格，就是指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的有代表性的面貌。风格属于相对稳定的个人阅历、思想情趣和审美取向包含的内在的特性。受经历、情感、社会风气、个人审美意识等影响，形成了每个人有别于他人的风格。 “习气”这一词语，在社会上一般用作贬义。指行为举止不良的习惯和作风。也指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陋习。如土匪气、痞子气、市侩气、油滑气等等。 “习气”用于书法中，则指积久而成的习惯。亦即长期重复做，逐渐养成的不自觉的习惯。作为书家而言，习气未必就是毛病。文人雅士有文人雅士的习气，下里巴人有下里巴人的习气。在书法中，某种习气只要被人接受、认可，它也是构成书法风格的一个元素。 书法风格的形成，取决于书家所处社会的文化氛围、书法阅历和个人的审美意识和书法实践，久而久之，习气也会不自觉地融入风格之中。 从历代行草书家的书法风格和成就看， 后汉张芝在章草盛行的时代，创制了今草的书体，因而被誉为“草圣”。王羲之在章草和前人今草的基础上，完善了今草的体势并且创制了被后世推崇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加之小楷方面的成就，被誉为“书圣”。其风格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尽善尽美，名垂青史。 书法风格是书家有别于诸家的品牌。而品牌的创制，大多与创新意识有关。王献之之所以有“小圣”之称，其书名之所以高于米友仁、赵雍等家，就在于王献之有自己的有别于其父的风格面貌，而小米小赵没有。 元代鲜于枢《论草书》云:“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张旭）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黄庭坚）乃大坏，不可复理。”此处，论述了张旭狂草风格颠逸，怀素草书风格高古（即有传统格调）。被批评为“大坏”的是宋四家的黄庭坚。这是就黄庭坚草书缺少晋人风韵而说的。从黄庭坚草书审视，他对王羲之等晋人草法的确学习不够，继承较少。所以其同时代的钱穆父也认为黄的草书“俗气”。开始黄还不愿意接受，后来黄庭坚也认为自己俗了。如果从书法的风格面貌上讲，黄庭坚草书具有与众不同的突出的风格。 书法史上与“二王”书风迥然有别的，是明代张瑞图的草书。此不详细论述。下面，就明末清初王铎和傅山两位大家谈谈个人习气和风格形成的关系。 下图是王羲之的《诸从帖》和王铎临写的《诸从帖》图片。还有王羲之的《阔转久帖》、《伏想清和帖》以及傅山临写《阔》、《伏》二帖的图片。 对比王铎、傅山的临写作品和书圣王羲之的原作拓片，可以给我们许多启迪和思考。首先，从章法尺幅上看，王羲之的是尺牍小幅，而王铎、傅山写的都是较大的长幅，章法格局不同了。再看笔法线条，王羲之的精致典雅，字间连写较少，而王铎、傅山两家都带着自己的习气，用自己习惯使用的多处连绵牵带的线条“临摹”王羲之的字。结果呢，形神都迥然有别。那么，王铎和傅山在向王羲之学习什么呢？答案是有的:他们都在带着自己的习气，学习王羲之的草法（即草书构成的法式）。这就是说，学习书圣不是亦步亦趋，不求形神毕肖，有取也有舍。学习书圣草法，不是为了成为在书圣阴影笼罩下的书奴，而是为了要成就自己的风格面貌，独辟蹊径，自立一家。 历史证明，王铎和傅山都成功了，他们带着自己“习气”的作品的风格面貌，已经被当今书法界认可了。 所以，不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排斥自己的习气。只要你的习气是合乎书法规则和规律的，它有助于你书法风格的形成。 让习气成为风格的元素和助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这就是风格和习气之间的关系，也是二者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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