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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奇葩罪恶的思想宪兵,伪职员一句话,赔上妻女和家产仍获罪

 ccgamo 2022-07-11 发布于北京

为了维护伪满洲国的非法统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居然设立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思想宪兵。

宪兵就是军中警察,是维护军队纪律的特殊兵种,思想宪兵又是个什么奇葩玩意儿呢?

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炮制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横空出世,决定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并对满洲国进行内部统辖。所谓的内部统辖,除了“次长制”之外,最具有说明性的事件就是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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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

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后,立刻将原来只有200余人的关东军宪兵扩充到数千人,所有满洲国的县级以上(含县)均设立宪兵队。并在宪兵队内设立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思想课”,思想课里的宪兵称为思想宪兵。思想宪兵,从行为到言语、思想,对中国人进行全面管控。

思想宪兵的具体工作为:

1、整肃、检校出版物、媒体。组织出版物、控制媒体宣传。

2、检校大中小学教科书,检校中国教师教案。

3、组织大型活动,保障活动内容安全。

4、检查、纠正民间团体的各种“错误”思想。

5、严惩制造、散布不利于伪满洲国、日本国、大和民族、大日本皇军言论的人。

整肃、检校出版物、媒体。组织出版物、控制媒体宣传

1935时,满洲国有一长串的禁书书单,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5年8月后进入这个书单的中外读物就有437本之多。而仅仅一年后,除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的出版物外,所有出版物均被禁止。

任何在伪满洲国贩卖、翻印、阅读、点评、携带非日占区出版物的行为,均视为“叛国思想罪”。这里的国,是指伪满洲国。

当时曾有从关内去满洲国的民工,仅仅因为用关内报纸包裹了一些杂物而被捕。

伪满洲国期间,在思想宪兵、文艺部队的参与下,出版了大量溢美伪满洲国的出版物、电影、画册等。完全被日伪控制的媒体,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吹嘘“满洲国是王道乐土”、“使三千万民众享有最大幸福的新国家”、“是超越了日本本土,直追美德苏的世界第七经济实体”(见伪满洲国时期报刊、杂志)。

字里行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俨然是东北人民的救世主。可是,就是这个救世主,甚至不给“幸福的人民”以思考和言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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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大、中、小学教材、讲课内容,引发多起教案

在伪满洲国的教材里,不仅随时可见“满洲是满洲人固有领土”之类的反智宣传,在小学课本的第一课则更是热爱天皇、热爱满洲国的可耻灌输。

除大肆在课本里灌输这类反动思想,桎梏毒害孩子的心灵外,思想宪兵还对教师进行严格的管控。除著名的“安东(今辽宁丹东)大学惨案”外,滨江省第一“两级”中学(现哈一中)教案也是那个非人环境下的怪剧之一:

两级中学,指含初中、高中两部。1938年初,滨江省第一两级中学中国教师卢家恳,在授课时无意背诵了文天祥著名诗篇《过零丁洋》,旋即遭到“爱国马姓学生”举报,被宪兵队逮捕,经受酷刑后惨死。

这一强盗行径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抗议。后哈尔滨特务机关、警察等介入,羁押教职工、学生等30余人。伪《肃正纪要(滨江省1938年卷)》记载了此事,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也是以此事件为背景展开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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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哈一中

在思想宪兵的严格控制下,伪满洲国的思想犯、言论犯层出不穷。凶残的侵略者又是如何对待这些我们的同胞们的呢?

有去无回的矫正营和悲催的言论犯

矫正营,就是伪满洲国惩戒思想犯、言论犯、经济犯(偷吃细粮的中国人)的集中营。

据黑龙江省、吉林省的地方史志记载,进入矫正营的犯人,活着出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他们大都是未愈的刑伤,在食物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被迫从事挖煤、修建筑垒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中,被迫修建筑垒地的思想犯和言论犯,在完工或基本完工后,均被就地集体处决。筑垒地,即我们说的要塞、永固性防御工事的日语说法。

而1938-1939年期间,仅鹤岗市(现黑龙江境内)辖内的两所矫正营接收的“罪犯”就有4千人之多。日伪统治期间,这样的矫正营在满洲国境内共有80余所。有人曾作过统计,被伪满洲国因思想罪、言论罪投入矫正营的无辜中国人约有30——40万之众。

什么样的言论算是言论罪呢?答案很简单——一切言论均有可能!

1992年,曾经采访过黑龙江省参事、文史馆馆馆员王替夫先生,老人曾是伪满洲国高级外交官,有“满洲国辛德勒”之称,他给我讲了两个有关思想宪兵罗织言论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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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替夫老人

故事一

主角是位人力车夫。

车夫有个缺陷,一紧张就口吃。一次例行山呼天皇万岁时,因身边有二鬼子(朝鲜人)巡警,遂紧张,于是口吃。天皇,说成了天皇皇,即被捕,罪名为亵渎天皇言论罪。

故事二

主角是伪满洲国外交部的一位低级文员。

在庆祝天皇寿诞的酒会后,主角随口说了一句:日本清酒就是不如咱中国小烧(小烧锅烧制的白酒)有劲。

经同僚举报,定诽谤帝国言论罪。本来准备送矫正营,因主角妻女不仅散尽家财,还“舍身”营救,才得以“革除供职,严格管制”处理。注意,革除的不是公职,而是供职。倒霉的主角,除了家财和妻女的代价外,还被打瘸了一条腿。

本来准备感叹主角命运的悲催,王替夫老人却又补了一句:

因为做过伪政府小文员,女儿又嫁给了伪警察,1951年时,主角剩下的一条好腿也被打瘸了。

倒霉的主角架着双拐又熬了十几年,当他接到爱国红卫兵的抄家告知后,果断投井,自己结束了自己悲催的人生。

举报者都是摇尾乞怜的汉奸!

翻阅日伪档案,并不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言论罪、思想罪的简述中,都有“经爱国人士检报”字样。检报,就是举报。

所谓爱国人士所爱的国,当然是伪满洲国。这他们挖空心思举报同胞的目的,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为了一口狗粮。

翻阅伪满洲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不仅赵尚志、杨靖宇、常隆基这样的铮铮男儿是死于告密者之手,很多无辜百姓也因身边的同胞告密而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日伪的三个政策有关。

政策一:重赏告密者

日本人对于反满抗日人士的悬赏是不惜血本的,他们曾为赵尚志、杨靖宇、汪雅臣、李延禄四人开出了“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血肉一两银”的赏格。

李延禄、汪雅臣均可百度,大体情况基本准确,“享受”这个赏格的东北抗联将领仅上述四人!另外一个享受这个赏格的人远在重庆,他的名字叫戴笠。

普通汉奸当然无法获知这些人的消息,也就无法获得奖赏,但是他们可以出卖、构陷身边的同胞、

对于举报言论罪、思想罪的狗汉奸们,日本人的赏格也不低。

滨江省第一两级中学举报教师的“爱满洲国马姓学生”就领取了伪滨江省政府颁发的500元(伪满洲国币,俗称绵羊票)奖金。

500元,相当于满铁普通中国职员一年的薪水。因为绵羊票不可兑换金银,所以用猪肉核算一下,以估计实际价值:

伪满洲国期间,猪肉为1角2分钱一斤。所以,500绵羊票可以买4000余斤猪肉。即使放到今天,也不得不说是一笔巨款。

政策二:给予举报者“人”的待遇。

这一条政策应该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伪满时期,除了少数汉奸之外,伪满洲国的老百姓根本没有人的资格。

举个简单的例子,伪满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作公民看,甚至连臣民都不算。满洲国给老百姓颁发的身份文件的名字居然是“良民证”。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称谓。

普通良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就没有进入“公务员”序列的可能。怎么才能摆脱美其名曰“良民”实则贱民的身份呢?只有三条路。

第一,习得一技之长,成为一个技术工人或者医生、护士、药剂师。

第二,加入伪满部队。

第三,立功。立功就包括举报无辜的同胞。

仍以滨江省第一两级中学教案为例,举报的马姓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伪哈尔滨市政府招收为职员,从此拥有了人的待遇,开始了“供职”的生涯,直至光复后被清算。

政策三:举报从娃娃抓起。

给孩子,尤其是幼龄的孩子灌输举报光荣,举报可以立功,举报就是爱满洲国的罪恶思想,直接荼毒孩子稚嫩的心灵。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摧毁中华民族传统承继的政策,其罪恶不逊于任何一次刀刀见血的屠杀!

因思想而罪,因言语而罪——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邪恶的政权,只有邪恶的政权才会只允许自己撒谎,却不准民众发声。

伪满洲国已经灰飞烟灭,灰飞烟灭并不代表着历史会忘记,历史将牢记牢记民族蒙受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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