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设立首相官职以来，共有8名首相遇刺，但这8名首相的遇刺时间并不是随即的。 日本历史上8名遇刺的首相里，只有一名是在一战前遇刺：首任首相伊藤博文。 另有两名首相是二战后遇刺：安倍的外公，第56、57任首相岸信介和安倍晋三。  其余5名首相的遇刺事件均发生在一战后二战前的十几年里。 是什么让一战后二战前的日本首相成为了一种“高危职业”？又是什么让日本右翼军人在这段时间里如此热衷于暗杀首相？ 这一系列恐怖的暗杀活动将以怎样的方式收场？这些暗杀活动又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怎么的影响？ 一系列血腥暗杀后，日本社会各阶层将以一种怎么的方式妥协？谁将成为妥协的受益者？谁又会为这种妥协付出代价？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视线拉回到百年之前的日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让日本成为暗杀活动的温床，而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些才能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当日本的右翼分子开始暗杀首相，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门阀世族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明治维新说起。 1853年，美国的黑船强行闯入日本江户，自此这个孤悬海外的东亚岛国开始睁眼看世界。  翻开世界地图的日本贵族们很快便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与日本如此相似，二者都是岛国，都孤悬海外但又邻近亚欧大陆，连国土面积都差不多。 看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确信，只要效仿英国进行改革，日本也能称霸世界，唯一的遗憾便是此时的日本已失天时，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建立，大量殖民地已被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收入囊中，后入场的日本想分一杯羹绝非易事。 但决心要争霸世界的日本仍决定要努力克服后发劣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各阶级共同努力，具体的做法就是以在天皇的主导下以举国体制发展工商业。 于是，天皇与一众其他贵族联合干掉了德川幕府，日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改革。 在底子薄的情况下，由天皇领导来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和发展这当然没错，但这却造成了一个问题：改革的发起者与最大受益者仍是天皇与一众贵族，普通的日本人或许能够在改革中分到一点残羹冷饭，但永远也别想接近核心利益。 以往封建时代的贵族仍在改革后的新政府中担任要职，以天皇之下第一官职首相为例，日本第一任首相是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博文，而后的几任首相都由实力强悍的长洲藩与萨摩藩的话事人来担任，这些实力强大的贵族们轮流坐庄，纵横捭阖，逐渐形成了门阀世族，这些大家族垄断了日本的最高政治权力，外人休想染指。  旧贵族们在控制政界的同时，也积极进入商界，他们利用家族关系的便利和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左右逢源，不断积累财富，再通过联姻与交叉持股等方式形成手上握有巨额财富的财阀，他们在商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明治维新所释放的改革红利，大部收入囊中。 由天皇主导的明治维新最终变成了权贵们的狂欢，普通日本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休想接触最核心的权力和财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明治维新让日本的整体实力增强了，普通人尽管只能分到一些残羹剩饭，但生活水平也能有所提高，虽然没希望，但总算还有饭吃。 但即便只是吃饱饭这个简单的要求，还要建立在年景好的时候，一旦年景不好，日本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马上退回到温饱线附近，这时的日本人，即没希望，也没饭吃。 弱国的悲哀日本是一战战胜国，却在一战后陷入困厄。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打成一片，客观上讲这对于欧洲以外的列强来说是个机会，远在美洲的大岛国美国靠着在一战中向欧洲售卖各类商品赚得盆满钵满，东亚的小岛国日本也靠着类似的方式分得一杯羹。 但美国是大国，一战结束后，美国的商品已经横扫世界，即便战争结束，美国仍能在世界贸易中纵横驰骋。  但较为弱小的日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随着战争结束，欧洲产能复苏，原本在世界贸易中就处于劣势的日本商品受到了巨大冲击，且日本国内市场过小，根本无法消化战争结束后的诸多过剩产能，于是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就这样，日本这个一战的战胜国，却因一战结束而陷入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之中。 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这场吃与被吃的游戏中，日本因为实力较为弱小，沦为被吃的对象；而吃与被吃的游戏同样在日本国内上演，那些靠着辛勤劳动在明治维新的改革红利中勉强富起来的中小企业，注定要被手眼通天的财阀们吃掉。 日本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20世纪20年代：权贵们高高在上纸醉金迷，普通人生活困苦，挣扎在温饱线上。 但是如果说日本的权贵们彻底锁死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也不尽然，他们还是为出身卑微的人留了一条路，一条需要以命相搏的路。 在甲午战争中占到巨大便宜的日本一直在奉行先军主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军队要被优先保障，普通人家的子弟如果加入军队，至少生活水平上会有一个不小的提升，而在战场上立下战功，还能实现阶级的跃升。 但是权贵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渡部分利益可不是因为他们仁慈，而是因为在权贵们眼里，对外扩张这笔买卖稳赚不赔，但前提是有大量炮灰愿意拿命去填。 既然如此，拿出一部分利益给底层军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血腥的前奏一战后，日本第一个被暗杀的首相是原敬。  原敬并非出身于门阀家族，他也为日本民权做出过贡献，事实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原敬的风评都还算不错，但日本右翼分子还是决定要干掉他，原因也简单：原敬不够极端。 原敬本人非常善于妥协，他既主张扩大平民权力，又试图不去侵犯权贵们的利益；既主张日本应该增强军事力量，又认为日本不应该激化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既强调日本要继续维护在满蒙的利益，又认为在整体上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在中国攫取利益，应以经济手段为主，尽量避免动用武力。 原敬的这一系列行为逻辑让权贵与平民中的极端派都不喜欢他，权贵们认为原敬的做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平民中的极端派则无法容忍原敬在外交问题上那种四平八稳的做法，为了实现阶级跃升，他们要去打仗，他们要到外国去抢劫，马上就要。 于是，1921年11月4日，被所有极端份子厌恶的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一名日本右翼分子暗杀，成为了一战后第一个被暗杀的首相。 原敬死后，暗杀首相的行为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种风气。 1930年11月14日，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步原敬后尘，成为一战后第二个被刺杀的首相。 浜口被刺杀的原因比原敬更为简单，他主张裁军和削减军费。  浜口主政期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的泥沼，作为资本主义列强中的相对薄弱环节，日本受到的冲击很大，且因日本经济底子薄且物资匮乏，国内封建势力大量残留，所以日本的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大萧条的打击也更重，按理来说，此时削减军费用于改善民生并无不妥，况且削减军费的不止日本一家，浜口削减军费前与英美法意四国签署了共同削减军费的协议。 但浜口裁减军费的决定仍旧被军部右翼分子视为“卖国”和“投降英美”的决定，于是，军部右翼分子于11月14日在东京火车站向浜口雄幸行刺，浜口侥幸捡回一条命，但已不能工作，后于9个月后死去。 浜口遇刺前一段时间，日本中下层军官就自发结成了多个右翼极端主义的组织，他们打着“拯救日本”的旗号，主张以暗杀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的方式，实行所谓的“昭和维新”。 刺杀浜口雄幸后，日本军部右翼分子已经不满足仅仅从肉体上消灭首相，他们要在对首相等一众高官进行暗杀的基础上，再声称对方祸国殃民，杀人，还得诛心。 1932年5月15日，11名年轻的海军军官闯进首相犬养毅府邸，将犬养毅团团围住，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犬养毅刚刚勉强让国内、国外各势力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面对这群年轻人，犬养毅还想和他们讲道理，但这些年轻军官不由分说就照着犬养毅的头和腹连开数枪，犬养毅当场死亡。  事后这11名年轻军官被逮捕，但在对这11名年轻人进行审判期间，在军部的授意下，舆论竟转向同情刺杀者，认为他们此举是为国家未来着想。 犬养毅被刺杀后，军部的话语权开始膨胀，这对于日本的中下级军官来说是一种鼓励，无数野心家蠢蠢欲动，他们时刻准备砍掉首相的脑袋来扬名立万，日本年轻军官中的这种氛围终于酿成了4年后的那个恐怖的夜晚。 二二六之夜时间来到1936年，此时的日本军部分为“皇道派”与“统制派”两系，前者主要由下级军官组成，而后者则大多在军中和政府中身居要职。 “皇道派”地位低，但是没关系，在那个“下克上”流行的时代，干掉上司凛然成为了下级军官的成人礼。 这样的背景，数十名“皇道派”下级军官裹挟着1500名士兵发起了日本近代最血腥的兵变“二二六兵变”。  2月26日凌晨，叛军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兵分四路分别杀向首相、内大臣、财政大臣和侍从长府邸。 第一队士兵直接强攻首相府，干掉卫兵后冲进首相府邸，并很快抓住了“首相”冈田启介，然后将其乱枪打死。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乌龙，兵变者与卫兵交火时，首相冈田启介与其妹夫松尾传藏躲进浴室里，待枪声停息，首相妹夫松尾传藏外出查看情况，由于松尾与首相冈田长相相似，叛军将其当成首相冈田启介并将其杀死。 而真正的冈田启介却逃过一劫。 第二队士兵负责刺杀内大臣斋藤实，叛军们闯入斋藤实府邸后当着其妻子的面对其连开47枪，几乎将斋藤实打成了筛子，得手后的日本军官高呼三声“天皇万岁”，而后扬长而去。  被刺杀的斋藤实曾任日本第30任首相，斋藤实也便成为了一战后被刺杀的第4名首相。 完成对斋藤实的刺杀后，这队士兵又直扑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家中，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已经62岁的渡边锭太郎竟拿起手枪进行反击，最终被叛军用机枪打成了筛子，叛军仍不解气，砍下他的头才离开。 第三队士兵的刺杀对象是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叛军冲进高桥家卧室的时候，这位老人正在熟睡之中，叛军们一把掀开其被子随后对其连开数枪，而后又以刺刀在其身上乱捅，高桥是清惨死当场，离谱的是，刚刚还在疯狂杀人的叛军们在将高桥是清杀死后，竟然对高桥的家人礼貌地鞠躬，并表示：真是打扰了。 高桥是清曾任日本第20任首相，他也因此成为了一战后被刺杀的5名首相中的最后一名。  最后一队士兵去刺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试图与叛军士兵谈判，但是谈判仅仅持续了10分钟就宣告破裂，叛军对铃木连开三枪，他们本想对着中枪倒地的铃木补枪，但铃木的妻子是裕仁天皇的保姆，在她的恳求下，叛军士兵放弃了继续补枪的想法，并向铃木行举枪礼后离开。 最后，参与兵变的军官们通过陆军大臣将事先拟定好的请愿书交到裕仁天皇手中。 但尴尬的是，裕仁天皇完全没有体谅到这群下级军官们的“忠君讨奸”之心，立刻命令陆军部派兵对兵变者进行镇压。 得知天皇并不支持这次兵变的叛军立刻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恰在此时军部对叛军士兵发动了心理战，表示立刻回归驻地的士兵可以免于惩罚，士兵们一哄而散，剩下的军官们知道大势已去，要么切腹自尽，要么束手就擒。 夺去包括2名前首相在内的多名高官生命的“二二六兵变”因为没有得到天皇的支持而草草收场。 共识“皇道派”下级军官在发动兵变时打出的口号是“尊皇铲奸”，他们最终要建立的是以下级军官为核心的军事政府，该军事政府直接为天皇进行对外扩张。 而当时在军中居于高位的“统制派”想要维持天皇、军事贵族、政治门阀与财阀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地位，并由他们领导下级军官进行对外扩张。 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谁来充当对外扩张的领导者，至于在是否要对外扩张这个问题上，“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是没有分歧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将“二二六兵变”被镇压下去后，“统制派”军官主导下的日军也迅速进行军国主义改革。  东京审判现场的东条英机 事实上，这个道理也可以扩展到文官身上，那些被下级军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相对温和的文官，同样赞成扩张，只是他们主张以经济、政治、外交等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 日本的文官集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相对温和，但这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这些文官手中有钱，有资源，以经济、政治、外交等手段从他国攫取到的利益，很大一部分都会进入他们的腰包。 但下级军官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一条命，只有通过军事扩张的手段从他国攫取利益，他们才能拿走其中的大头。 双方虽然各怀鬼胎，但是在对外扩张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 事实上，即便这些下级军官胆敢接连刺杀首相，但他们的主张不可能实现，这是日本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这些看似胆大包天的下级军官们在行刺时一定会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当天皇表示不支持他们的兵变后，这些人立刻作鸟兽散。 无数野心勃勃的军官想通过干掉首相来升官发财，但是绝没有一个人胆敢再进一步，直接对天皇动手。 事实上，这些动不动就玩刺杀的日本军官，也不是真的想推翻世世代代压在他们身上的等级制度，只是想让天皇给他们一个更高的等级罢了。 但天皇本就是权贵阶层的总代表，他又怎么可能与这些苦哈哈的底层军官站在一起呢？ 最终“二二六兵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日本依旧要发起对外扩张，但是这样的扩张要以天皇、军事贵族、门阀世族与财阀为领导者，作为交换，负责冲锋陷阵的中下级军官也可利用战功获得晋升的机会。 权贵们保住了利益，下级军官们获得了希望，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妥协与共识，但这种妥协的前提是有人做出了牺牲，这些被牺牲掉的人就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他们将失去家园，财产甚至生命，在上上下下陷入军国主义狂欢的日本人眼里，其他国家的人不是自己人，所以他们的利益可以被随便舍弃，甚至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剥夺。 枪声二战后的日本之所以刺杀事件明显减少，主要原因还是日本经济发展不错。 经济泡沫破裂前，所有人都野心勃勃想要赚大钱，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是既有钱，又有希望。 经济泡沫破裂后，尽管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但是年轻人即便“躺平”也能吃饱穿暖，虽然没希望，但是也不至于挨饿。 但近些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各主要经济体之间进入了残酷的存量搏杀，而在这些主要经济体中，日本仍是弱势的存在。 历史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百年之前，在经济停滞下新的“吃与被吃”的游戏中，日本大概率又将成为被吃的那个。 国内国外的多重压力下，日本年轻人早已不堪重负，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以低欲望和躺平来应对日趋困厄的生活，但是如果生活继续困厄下去，没人敢保证他们会继续躺平。 射向安倍的那颗子弹是这30年来，日本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更准确地说，是总爆发的开始。 安倍虽然倒下，但是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实并未被解决，这声枪响绝不会是唯一，而枪响之后日本会朝那个方向走，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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