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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孙维世(中)与母亲任锐（左）、小姨任均合影孙维世是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牺牲时, 孙维世才6岁。其母亲任锐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活泼可爱, 嘴也甜, 见了长辈就叫, 周恩来夫妇叫她女儿, 她也就甜甜地叫周恩来夫妇为“周爸爸”、“小超妈妈”, 成为周恩来夫妇的养女, 被称为“红色公主”。新中国成立后, 她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 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戏剧。本文作者任均是孙维世的六姨, 虽然年长一辈, 却只大一岁, 从小就和孙维世在一起上学、生活。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 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到念中学的时候, 我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 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 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 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 维世特别喜欢, 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 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 我们一起唱:“云儿飘, 星儿耀耀, 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电影看得多, 喜欢表演。1935年, 维世的母亲, 也是我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 我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 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 可是我俩想学表演艺术, 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 带我们见了一个人, 把我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在东方话剧社, 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 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 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影片公司有个吴丽珠, 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 由吴丽珠负责, 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 不少新文艺工作者都到那里去, 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 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苹, 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 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 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 送给我们每人一张, 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苹”。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 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 天一影片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苹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 蓝苹在里面演木匠的妻子, 不是主演。大概两三个月, 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影片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 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 我们就没去。后来, 维世演了电影, 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左起周恩来、陈琮英、张梅。苏联1940年 再见维世, 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 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 母女同学。那段时间, 一到星期天, 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像小时候一样, 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 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 也跟我聊。在延安那会儿, 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 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 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 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 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 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如果在苏联林彪不追维世 (1939年, 孙维世被周恩来从延安带到莫斯科留学, 攻读戏剧) , 恐怕也没有叶群害维世的事情了。维世找对象, 总是想找一个能在一起共同搞事业的, 有共同语言的, 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 让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时, 就有一个领导找我二姐, 想娶维世。二姐说, 孩子还小呢。维世知道了, 当然也不愿意。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 但维世就是不愿意。林彪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 回来以后跟叶群结婚了, 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 吃得厉害。我到延安前, 江青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做女生生活指导员, 大家都不喜欢她, 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在背后议论她三十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 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 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 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 江青进来了, 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 见没人理她, 悻悻地说:“不理老子, 老子走!”一转身, 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 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 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 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 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 江青忽然说, 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 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 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在延安时, 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 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趾头。连她穿的草鞋, 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 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 不露脚趾头, 还挺好看。后来我和王一达到天津工作, 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 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 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 后来她和丈夫金山住在张自忠路, 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 我就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当年维世跟金山结婚, 连周总理都不同意, 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合得来, 剧本、演员、舞台、表演, 有说不完的话, 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 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 1951年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 与朝鲜女翻译发生绯闻, 被送回国来, 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 没人交流, 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那时我正忙, “左”的路线下, 整天得开会, 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 弄得人缩手缩脚的。维世那次来, 只住了一个晚上。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 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 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 告诉我说, 人家开会批判金山, 要求她坐在后面听, 还叫她表态, 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 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 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那天我们聊天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 却无能为力, 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 跟她说别太难过了, 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 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 维世从我家离开时, 情绪仍然低落。她那么伤心苦恼, 我却没能送她到火车站, 只把她送到门口, 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 金山的后果就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 这等于保了金山。一晃几十年过去, 家人团聚, 亲友往来, 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 “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 维世的生命旅程, 即将终结。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 时间都是“文革”开始不久, 且都在晚上。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 维世戴头巾, 穿大衣, 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 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还说:“六姨呀, 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都非常不利, 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 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 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第二次是一天黄昏时分, 维世偷偷来找我, 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 天天有人监视她, 她是偷偷溜出来的。一坐下, 她就告诉我, 哥哥孙泱死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 她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苹’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 六姨, 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 恐怕就是反革命了, 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 说什么是什么, 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 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 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 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 心情会好些。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戴着帽子, 帽檐压得很低, 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掩上门, 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 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 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 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 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 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 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 (的事儿) 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 相信自己没有能被整的问题。维世说:“搞问题, 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 他们好为所欲为!”我说:“他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 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 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 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 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 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 对一哄而起的“文革”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都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 而且我觉得, 有周总理、邓大姐在, 维世起码能有生命保障。临告别时, 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 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 能说话的人不多了, 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可是, 从那以后, 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 发出了五封申诉信, 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 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 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从此, 我们再也没见面!江青他们整维世, 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倒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 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 她倔强得很, 肯定是越打她, 她越不屈服, 打死她, 她也决不低头, 也不会乱咬一句。她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一定是这样的。维世被捕后, 直接被关进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 死在那里。后来听说, 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 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 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 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江青他们说她是特务, 抓了起来, 他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 他们这么阴险, 直接给害死了。周总理和邓颖超曾索要孙维世的骨灰, 得到的回答是, 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我想, 邓大姐说的“得给个交待”, 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当时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 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 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 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他们胡来, 不按规则出牌, 使总理没能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 想让维世死, 这也太不着边际了。“文革”中邓小平复出时, 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 还有新世、金山, 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 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 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 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莉, 在苏联相识相熟, 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 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 维世只要有戏票, 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 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 找不出维世的问题, 就拿10多年前的这件小事, 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 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江青他们, 却连借口都不用找, 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 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 我忘了当时是一达还是金山, 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 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 以这个结论为根据, 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 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邓小平主政期间, 批准了给维世平反的事。但是还没办, 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文革”结束后, 才正式开了给维世平反的会。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 五年以后, 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 维世和她的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 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 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 唯有被宽恕了, 他们才能免下地狱。其实, 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告诉人们真相, 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 才可能得到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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