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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玉 编辑｜Roy.He
 从小生活在北方农村，家里有一种常年不断的干粮，那就是煎饼。 在粮食缺乏的年代，煎饼还有玉米煎饼、高梁煎饼、粗面煎饼等等。 日子好了以后，我们常吃的就只有了细面煎饼和健康的杂粮煎饼了。 母亲摊的煎饼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干净而且薄厚均匀，干湿程度正好。 那时候的农村，煎饼是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摊煎饼这个活就落到了每家的主妇身上。
在村里，谁家有事儿，都请邻里帮个忙。 完事后，请干活的人在家里吃餐饭——主食还是煎饼。 于是，谁家的煎饼好，谁家的煎饼不好，就在这些“食客”的口中得以传播。 而提到我母亲的煎饼，几乎是众口一词：是我吃过的，摊得最好的煎饼。 母亲虽然不言语，但我们都能感受到母亲的骄傲。 在当时看来，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没有比摊得一手好煎饼更值得骄傲的了。  记忆中，我家的煎饼都是在一间低矮的草房里摊的。母亲早早地将面粉倒入水桶，加上水和成稀糊，静置上一两个小时。在这个中间的空，母亲会架好鏊子，准备好麦草，还有一个只有20公分高的小凳子。 开始摊煎饼了，矮小的房间很快被鏊子周围冒出来的烟所充斥。 这时候的母亲，眯着眼睛，用油絮擦一下鏊子以防面糊糊沾上去揭不掉。 之后的大概两个小时，甚至更久的时间，母亲就蜷缩在那里，重复着舀面糊、在鏊子上滚开、加麦草烧火、取煎饼的动作。 煎饼摊成后，母亲会像耍杂技一样将直径一米左右的煎饼“漂移”到准备的盖帘上。 这样的场景，母亲每周都要上演一次。 那样烟熏火燎的环境，我待过几次，每次待过几分钟就受不了了。母亲也总是让我出去，不要待在那个现场。“快，快出去，待在这里干嘛。” 母亲常常训诫我的姐姐们，让她们好好学习摊煎饼的手艺。“以后到了婆家，煎饼摊不好，是要受罪的。”二姐不以为然，大姐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母亲有时候会让大姐练手，大姐也总是学着母亲的样，有板有眼地摊，几次过后，竟然得了母亲的真传，煎饼也摊得像模像样了。 母亲赞许地看着大姐摊的煎饼说，“你摊成这样，我就放心了，就你二妹，摊得太厚了，还得多教教她……”
母亲这样说，但二姐似乎并不买账。 每次都要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才进草房里坐下，而且，每次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不要不服气，就是将来嫁得再好，也得摊煎饼的。” 在母亲的世界里，给家人摊出好煎饼，可能就是女人的头等大事。 二姐经常不服气地抗拒，“这不用你管，我将来要嫁就嫁吃馒头的人家，煎饼吃够了……” 最终，二姐学摊煎饼还没有出师，就嫁了人家。而且果然是嫁给了一家吃馒头的——刚嫁过去不久，遇上拆迁，二姐一家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住上了小洋楼，楼下就有馒头铺。“那家馒头蒸得真好，软软的，又白……”二姐这样说的时候，还随身从包里拿出几个馒头来，“我今天特意带几个来给你尝尝，怎么样，现在放心了吧？不会摊煎饼，也饿不着……” 母亲推开二姐递过来的馒头，“我不吃这个，还是喜欢吃煎饼，有嚼劲……” 一晃，母亲76岁了。76岁的老母亲，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肩周炎也让她不能蜷在鏊子前继续摊煎饼了。从什么时候，母亲开始老了呢？只记得前些年的某一天，母亲给我说过，“娘老啦，身子骨蜷不过来了，不能再给我儿摊煎饼啦……”这话，当时听得心酸，泪差点落了。 其实，市场上早就出现了一种煎饼机器——一头倒进面糊，另一头就出来香喷喷的黄橙橙的煎饼。母亲看到这些的时候，她一面说着，“这个好，这个好，人不遭罪，而且还干净！”我看到了母亲的失落，她转过身去，擦了擦眼睛。
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母亲的腰弯成一张弓，眯着眼睛吹着鏊子上的热气的样子，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吃母亲的煎饼长大的儿子，这一世，只记得母亲的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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