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南安之学甲江西

昵称30717137 2022-07-12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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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之学甲江西

文／文瑞，图／网络

北宋庆历四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官学，并规定“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如此一来，所有参加秋试的士子们必须在官学经过至少三百日的正式学习后才能获取参加考试的资格，于是各地州县陆续开办官学。

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4年），即朝廷颁布兴办官学令的次年，周敦颐来到南安军司理参军任上的。时间巧合，正好赋予了周敦颐参与南安军办学的天时之利。仅27岁、学问深厚的周敦颐办案之余，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创办初期的南安军学讲学之任。期间少年“二程”也共同就读于军学。南安军学自周敦颐之后，声名鹊起，日益兴盛。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北归路过南安府时，南安军学已建设成当时全国较大规模的书院。

南安军，治大庾县，辖大庾、南康、上犹三县，北宋淳化元年（990年）正式从虔州府中划出而建立。这三个县位于赣江西支章水沿线，控扼着赣江航道与大庾岭上梅关驿道的驳接交通。从虔州分离，组建州级行政区，目的是为了增强对这段交通要冲的管理，特别是解决日益猖獗的广盐运销岭北、百姓群体性私贩食盐、保证官府盐税收入的问题。行政级别的提升，朝廷的日益重视，鄱阳湖至赣江至章江航道上，自嘉祐年间（1056-1063年）赵抃拓宽赣江航道后，便一直没有停歇地过往着官宦、商贾、士人、僮子、佛道、流贩、戏子等各色人等，稻米、食盐、陶瓷、茶叶、铜钱、香料、重纸、竹木等物品往来不止，城乡商贸空前活跃，南安军的整个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官学、乡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南安军学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南安军学在南安府城东门外，濒临章江。最早的南安军学兴办于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年），咸平元年（998年）迁入城内。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迁城南一里，前有庙，后有堂，傍为斋。熙宁八年（1075年），南安知军程敏叔复迁城东旧址，程敏叔用官府积累起来的“余财”，设立学宫，对外开放，让百姓家的子弟入学读书。程侯（敏叔）的这一义举，使百姓大为感动，“军民父老瞻望叹息”，训导他们的孩子们说：“自五代之乱以来，我们这个地方皆役于赋，年轻力壮的去了军旅，老弱病残的填了沟壑。宋代兴盛了百余年来，对老百姓施恩德，使年轻的有了希望，年老的有了安乐，无憾于'养生送死’的状况。如今程侯不鄙视我们，施以设立学宫这样的善举，让你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是我们的幸运”。二十年后，知军曹登始拓旧制，房屋增至一百二十间，规模巨大，全国少有。

北归的苏轼，在南安军士子文人的陪同参观了南安军学。得知前太守曹登用两年时间“聚钱九万余”，“始拓旧制”，令南安军学学舍增至一百二十间，规模甚为巨大，当地士子大为受惠。闻得经过后，苏轼甚为感慨，予以肯定，大加赞扬，认为这是仁人爱民之事。

苏轼对南安军学的肯定激发了南安士子文人的一个意愿，即请苏轼为之题记。但，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写文的愿望。而南安士子紧追不舍，甚至是自带干粮，“赢粮而从轼者三百余里”，一路追到虔州，天天缠着苏轼，一定要向苏大学士讨得文章回来。三月四日，因赣水涸涩而滞于虔州城水南的苏轼《南安军学记》。值得珍惜的是，《南安军学记》是苏轼一生的最后一篇文论。

苏轼用他本人很少采用的考订字义的方法，表述了对于文化多元化的期待，他不希望地方教育只有官办书院一种形式，主张发展更多的民办书院、私学。在《南安军学记》中，苏轼对南安军学大加赞赏，称南安是“儒术之富，与闽蜀等”，“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苏轼在文中借古论今，以古喻今，阐述教育对于传授儒学之道、学校对于国家兴亡的意义。苏轼的此文强烈的思辨性，令人读了为之动情、感奋。

南安之学甲天下。北宋时期的客家赣南，教育“甲于江西”一说，由此得到佐证。事实上，曹登拓建的南安军学建于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年），赵清献与周敦颐创办的虔州清溪书院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纪念周敦颐创立理学的大余道源书院建于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三所官学的创建，时间上除晚于南唐升元年间（940年）创建的九江白鹿洞书院、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创建的南昌古豫章书院之外，早于另外两所著名的江西书院——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的吉安白鹭洲书院、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上饶铅山的鹅湖书院。是故，客家赣南历史上的南安军学、虔州州学（王安石有《虔州学记》）的办学规模与水准，在北宋时期是处在江西较先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