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朗夫‖张洪雷和他的全形拓

昵称70808387 2022-07-12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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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雷和他的全形拓

朗夫

走进淄博文化艺术城，来到鸿磊拓片艺术馆，门厅两侧是一对铸铜貔貅，旁侧摆着一尊巨型铜鼎，迎门是青铜释迦头像，铜像前是一座石凿香炉，传递着浓浓的历史文化信息，顿时间就将人带入沧桑的远古年代。

艺术馆馆主张洪雷属于80后，高高挑挑，热情爽朗，俊逸的脸庞透着坚毅，言谈举止愈发显得稳健成熟。700平米的展厅，有他依图或实物仿制的毛公鼎、龙首象身钟、凤龙灯、雁足灯以及款式各异的簋、樽、斛等古色古韵的青铜器。然而，满墙张挂陈列的一幅幅全形拓，略眼看去似是传统拓片，驻足细观很是令人震撼：全形拓极具艺术张力和视觉冲击力，一件件作品唯妙唯俏，栩栩如生，新颖独到，寻常罕见。

张洪雷曾受到艺术学院系统熏陶，早年出道于壁画和雕塑制作，后又拜师青铜器鉴定、鉴赏、收藏大家。他在艺术长河的跋涉中，独具慧眼，独辟蹊径，执着痴迷于几近断代绝迹的全形拓，并且全心投入，全力付出，在这方领地达至令人仰慕的高度。他的作品人见人爱，广受赞赏，不仅众多圈内行家赞叹看好，许多博物馆也专门请他拓制珍藏列展，还被海外艺术家作为中华历史文化艺术珍品收揽收藏。

在浩如烟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宝库中，一方方拓片显得那样素雅、纯净、平实、淡然，完全呈现一副与旁无碍、与世无争的神韵风骨。然而，人们又不得不叹服，每一方拓片无不凝聚着深邃的历史信息和厚重的人文底蕴，以至于后世历代文人墨客、金石世家常有“一拓在手、胜过所有”的深切感慨。

所谓拓片，是以湿纸紧覆于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打拓，使器物铭文、纹饰、图形等特征真实复制到纸面的技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可见拓片这一技法，至少在隋代就已产生，甚或还要更早。至唐代以后，拓片技术得以发展，唐天宝四年，《石台孝经》刻有《李齐古表》，内有“臣谨打本分为上下卷，于光顺门奉献以闻”的记载。唐元和八年，《那罗延经幢》记载“弟子那罗延尊胜碑，打本散施”。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石鼓歌》中，就曾写道“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所写就是把湿拓纸覆于石鼓表面，通过击扫得到白黑分明的拓片。这说明，唐代艺人对拓片技法不仅已经熟练掌握，而且已能拓出白黑分明的拓本。在宋代三百年间，拓片技法从未间断，不仅对古代名碑大量翻刻、拓制，而且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新帖出现，刻帖内容形式多样，刻石拓墨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同时，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促进了收藏古物、记录古物和研究古物之风兴盛。除了拓印石刻文字，官府还采用拓术拓取青铜器铭文。自宋代开始，拓片技术的提高与金石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在明代，拓片方法摹仿宋代技法。到清代，金石学有了进一步发展，拓片技法也得到很大提高。随着近代考古学产生和发展，金石学逐渐融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学一个组成部分，这使拓片技术有了更为广泛的应用空间，在文物考古中越来越多地得以应用。

拓片技法，流派有别，种类繁多。按拓法可分为擦拓和扑拓，按用墨可分为松烟拓、油烟拓、蜡拓，按拓色可分为墨拓、朱拓、彩色拓，按拓技可分为淡墨拓、浓墨拓、乌金拓、蝉翼拓、镶拓、隔麻拓、瓜皮拓、夹纱拓、打拓、扫拓、响拓、影拓等等。从拓片内容表现形式看，主要可分为平面拓和全形拓。平面拓，出现时间最早，存世量最多，内容最广泛。这类拓片所展现的被拓物呈平面状，从拓片上看不出原物本身凹凸浮雕和造型变化，因而平面拓多用于石刻碑志的拓印。而全形拓，是传统拓片的衍生，是平面拓的丰富和发展。所谓全形拓，也称立体拓、器物拓、图形拓，是一种主要以墨拓技法完成。在拓制过程中辅以素描、绘画、裱拓、剪纸等技法，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全形拓技艺之长，在于能依原器物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面，加以题跋，补以花卉，即可成为几近完美的艺术珍品。

制作全形拓，始于清末，失于民国，近五十年来几乎失传。早期的文人墨客、金石学家，曾沉浸于全形拓乐趣中。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阮文建公得三代彝器四种，海内金石名家争欲观瞻，他烦于应付，摹拓刻木，拓赠各友。江苏镇江焦山寺僧六舟和尚，感觉木刻有失原形，便与其研究手拓全形。初是以灯取形，把原器尺寸量好画出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六吉棉连纸扑墨拓之，拓前须先用白芨水以笔刷器上，再用湿棉花上纸，待纸干后，以绸包棉花作扑子拓之，这便是六舟和尚创拓的全形拓。

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十章“拓墨”介绍：彝器拓全形始于嘉兴马起凤，《金石屑》(一：卅三)录一汉洗。马氏题云：“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戊午为清嘉庆三年，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册)有全形爵四及仲凫父敦，均不甚工。张廷济题识在清道光二年，徐康《前尘梦影录》(下二一)谓：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道光初年嘉兴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曾在玉佛庵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蒇事。装池既成，携至邗江，文达公极赏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镌一石印曰“金石僧”赠之。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为吴子苾、刘燕庭、吴荷屋、吴平斋诸老辈所赏识。

清末山东潍县陈介祺，喜藏古物，钟鼎彝器，十分丰富，据传著名的“毛公鼎”曾被他收藏50年，后不知何故辗转出手流落他处，现存于台北故宫。陈公善于墨拓，对拓本要求甚精。他所拓均为乌金拓本，所拓形器，结构合理，浓淡相宜。清光绪年间，西安有位苏忆年，善拓形器，拓本多为绿色。民国初，西安李月溪虽也拓铜器器形，但不及苏忆年准确。那时在北京拓铜器器形的还有苏春塘、薛锡钧、薛平、刘永贵、周康元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