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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很美~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通过对《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的概览，将这一珍贵的民国音乐史料作了呈现和解读；接下来，再先后对其所载曲目、人物信息进行全面耙梳，并尝试就其中的重点对象作更为深入地探究。最后在结语中，对这份史料的价值和意义作了总结。  【关键词】国乐研究会；《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孙裕德；丝竹文曲；江南丝竹  作者照片 故事的结局是这样 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中，有一份珍贵的民国音乐史料——《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之所以言其珍贵，是因为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江南丝竹社团——国乐研究会的内部刊物，而学界、乐界向来罕闻之，想来其当年的印数和如今的存量都不会太多。正如其标题所示，特刊主要介绍了该社团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的情况，内容大致如下：一篇特刊序文——《国乐演奏会叙言》；此次演出的各种信息，包括时间、地点、曲目（演出顺序、乐器编制、参演人员、乐曲说明及部分曲目的分段小标题）、赞助人员、友情单位等；国乐研究会的社团信息，包括组织架构、组成人员等；此次演奏会所用乐器的简介等。国乐研究会曾经活跃于20世纪40-50年代的上海丝竹界，特刊的出现，不仅为研究该社团的早期活动提供了确凿、详尽的史料，透过这一缩影，也让我们加深了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国乐生存状况的了解。、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一、特刊概览 特刊为直（竖）排本，翻口在左，订口在右，文字从上至下，字行由右至左排印。 封面，版框内竖分两栏：正中一栏，手写隶书体、字号稍大者为刊名“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右边一栏，手写楷体、字号稍小者为编撰者“国乐研究会”（参见【图1】）。因其为内部刊物，故并未出现通常封面所见的出版社名。 封里(1)，空白。 扉页(2)一，整个版框内的文字均为印刷楷体，由细线框围之，内竖分三栏：正中一栏，字号稍大者为刊名“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右边一栏，字号稍小者为编撰者“国乐研究会”；左边偏下一栏，字号最小者，从右至左并排两列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日期：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假座：上海兰心大戏院”（参见【图2】）。演出的年份虽未写明是民国纪年还是公元纪年，鉴于国乐研究会创建于1941年，此处的“三十一年”不可能是公元纪年，只能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而这一点，在随后的一页即得到证实。   【图1】特刊封面 【图2】特刊扉页一 扉页二，有“潘仰尧”作于“中华民国卅一年（1942）十月廿六日”的特刊序文《国乐演奏会叙言》一篇，原文700多字，详见【附录】。在序文的前半部分，作者先自以音乐为风尚的周秦到“屏弃音律”的明清拉了一根粗线条，简要回溯了中国古代音乐由盛而衰的发展状况，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话锋一转，对百余年来，欧风东渐下的学校音乐教育现状予以了批判：“世人学子，负笈海外，研摩音律者，颇不乏人；惟均浸淫于西洋音乐之研习，对吾国固有音乐之精义，反多堙没生疏，难言发扬光大。”而面对时下大多数音乐家都演奏西乐这一现象，作者则发出了“中音零落，异曲纷纭，数典忘祖，岂不有背教育之本旨哉？”的慨叹。对于国乐的命运，作者认为，在中西音乐文化冲撞的大背景下，国乐只有扬长避短，方能“达成改良民族音乐之使命”。至于如何使改良后的国乐得到进一步推广和传播，作者指出，“尤须集合多数同志，协同演奏”。而友人孙裕德、韩振汉、朱文颐、陈璋赓、曹序震、孙志道等携同道共创的国乐研究会，便是这样一个以改良国乐为己任的丝竹社团。它“既能整顿国粹，复可灌输改良国乐于民众”，恰与作者的音乐教育思想不谋而合。(3)   扉页三，为横排式，自上而下分列了四档与国乐研究会及演奏会相关的人员：“赞助人”28位(4)；“会董”10位(5)；“顾问”4位(6)；参加演出的“会员”12位(7)。在该页的最下方，是国乐研究会清晰的组织架构与各司其职的15位骨干成员的名录（【表1】）。其中，与之前参演会员名录重合的，仅有会长孙裕德和总干事韩振汉两位。汇总起来，由外围到骨干，此次演奏会涉及的人员多达近80人，体现出强大的群体力量。  【表1】国乐研究会的组织架构及骨干成员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 扉页四、五，是友情单位的演出贺词。前有标准味粉厂、新星化学厂、新一行、克劳进出口行联名敬贺的“恭祝古乐复兴”；后有中国通用化学公司、大上海皮革厂、鑑臣进出口行、美华火油公司联名敬贺的“国乐研究会发扬国粹”。从这些厂家、商行、公司对演出的关注和评价，可知国乐研究会并非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而是敞开大门面向社会，面向民众的。 扉页六，是国乐研究会集体对会董及赞助人发出的一份“谢启”，版框由细线框围之： “敝会同人均属业余性质，此次演奏仅能于公余之下筹备一切，事繁时促应付不遑辱承。 各会董、赞助人热忱相助，殊感高情，敬誌数言藉伸谢悃。——国乐研究会谨启” 研究会一开始便坦诚言明，社团的性质是业余而非专业的，因此所有的演出筹备都是会员们在工作之余展开的。也正因为如此，会董、赞助人的大力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深表感谢。寥寥数语却言辞恳切，让我们领略到一丝成功演出背后的不易。 有一点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自封面起至扉页六，特刊上前后共出现5次“国乐研究会”， 之前均未被冠以“上海”，与该社团流传至今的名称略有差异。至少，在今后论及该社团早期活动的时候，应该尊重历史，注意避免称谓上的偏差。 插页(8)一、二，是演奏会参演人员丝竹合奏时的留影。两张照片中，演奏者均为清一色的男性，身着统一的长衫、马褂，神情怡然，温文尔雅。在形象上，是与国乐研究会擅长丝竹文曲的演奏相吻合的。第一张，从左至右，前、后两排分别是韩振家（星子、木鱼、钟磬）、周惠（扬琴）、孙裕德（琵琶）、陈璋赓（箫）、朱文颐（瑟），孙志道（阮）、沈日新（高胡）、孙志鑫（低胡）、韩振汉（中胡）、曹序震（笙），共10人。在乐队左边，前后排还各有一鼓和一云锣，右边后排有一锣（【图3】）。第二张，前、后两排分别是朱文颐（扬琴）、陈璋赓（笛）、孙裕德（琵琶）、曹序震（笙）、韩振汉（筝），周惠（低胡）、沈日新（二胡）、孙志鑫（木鱼、卜鱼）、韩振家（二胡）、孙志道（秦琴）(9)，同样的10位乐手，除孙裕德仍在前排正中演奏琵琶、曹序震依旧吹笙以外，其余各位所操乐器及座位都有所变动（【图4】）。这至少说明演奏者大多能奏不止一种乐器；而除了孙裕德的琵琶在乐队中的引领地位保持不变外，其它乐器的位置安排，都会视其在所奏曲目中的作用大小而作前后左右的相应调整。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图3】国乐研究会丝竹合奏留影1  【图4】国乐研究会丝竹合奏留影2 正文第1至7页，实际是演奏会当天的节目册，内容包括全场共10档曲目——《怀古》《柳腰锦》《浔阳夜月》《平沙落雁》《霸王卸甲》（以上为上半场）《普庵咒》《秋思》《十面埋伏》《青莲乐府》《月儿高》（以上为下半场）的演出顺序、表演形式、乐器编制、参演人员、乐曲说明及部分曲目的分段小标题（这部分内容将在之后详述）。经比对，其中第一首《怀古》的人员、编制，正好与之前插页中的第二张照片完全吻合。 正文第8至14页的“乐器说略”，对演奏会所用“敲击”“吹奏”“丝弦”三大类（【表2】）共23种乐器作了逐一介绍。尽管敲击乐器有10种，占总数比重最大，但除了对木鱼、鼓的介绍还能稍加笔墨外，其余乐器均一笔带过。相形之下，丝竹乐器的介绍大多比较相近，毕竟它们才是江南丝竹的主力军。  【表2】演奏会所用乐器分类统计表 封底里(10)，是一则私人诊所的国医广告，诊所主人公朱文颐，擅长女科、内科、小儿科及调理。初不以为意，再转念一想，医生居然与之前插页照片中又会弹瑟、又会打扬琴的乐手同名，应该就是同一人吧。由此推想，国乐研究会中的大多数会员，恐怕都是像朱医生这样多才多艺的丝竹音乐爱好者和实践者。 封底(11)，空白。因其为内部刊物，故并未出现通常所见的统一书号和定价。 二、特刊中的曲目信息 国乐研究会作为一个丝竹社团，按常理其演奏会曲目中总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江南丝竹八大名曲(12)的传统丝竹曲吧。然而，实际情况非也。据特刊所示，当日整场10档曲目中，除去调节气氛的两档独奏、一档独唱和一档琴瑟合奏，其余6档丝竹合奏竟没有一首来自传统八大曲。于是对其逐一追根溯源，基本能厘清其源头大多为传统琵琶大曲。既然是改编自琵琶曲，那琵琶在改编后的丝竹乐中一定仍占头筹，这在之前的两张丝竹合奏留影中已可看出端倪，而完整的演出信息仍需从节目册中整理出来。因所涉内容颇为繁杂，现据曲名、段数、演奏形式、所用乐器、演奏者及乐曲改编来源等，作分类统计并制表如下（【表3】）：  【表3】演奏会曲目信息统计表 如上表所示，丝竹曲中改编自文套琵琶大曲的4首（《浔阳夜月》《青莲乐府》《月儿高》）；改编自琵琶大曲的1首（《普庵咒》）；改编自武套琵琶大曲的1首（《霸王卸甲》）；改编自广东大埔客家音乐的1首（《怀古》）。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将武套琵琶大曲改编成丝竹文曲。众所周知，与《霸王卸甲》同以刘项楚汉相争为题材的琵琶大曲还有一首《十面埋伏》。二 曲分属两派风格，一南一北，一个注重人物情感的表达，一个注重战争气氛的渲染。相形之下前者在激烈程度上比后者稍缓，还是有改编的可能性。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集中改编琵琶大曲的现象，与国乐研究会的灵魂人物孙裕德自然脱不了干系。孙会长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在丝竹界以琵琶、洞箫扬名。从最早的“国乐研究社”到“霄雿乐团”，再到30年代的“霄雿国乐学会”，在演奏传统丝竹乐曲之余，孙会长与王孟禄、李廷松、李振家、俞樾亭等丝竹同道，逐渐将兴趣专向“由大套琵琶曲改编的丝竹合奏曲”，即所谓“主要用琵琶、箫、扬琴、二胡四件乐器演奏”的丝竹文曲，如《浔阳夜月》《月儿高》《阳八曲》等。 到了40年代，丝竹乐队的组合形式虽有所变化，主要加强了中低音声部以及偶尔加入一些特色乐器，但四种乐器的基本配置还是得到了保留。由上表来看，除了《青莲乐府》以外，其余丝竹合奏中均加入了中胡、低胡、阮等中低音乐器。特色乐器的运用方面，则情况各异：受到广东地区民间音乐的影响，《怀古》中加入了南粤流行的弹弦乐器秦琴和打击乐器卜鱼；为表现悲凉的情绪，《霸王卸甲》中加入了音色呜咽的吹奏乐器埙；为营造佛殿的庄严氛围，《普庵咒》中加入了星子、木鱼、钟、磬、云锣、响钲、铙钹等各类特色打击乐器。而于此同时，除了《怀古》一曲以笛代箫，其余丝竹合奏中亦均能找到琵琶、箫、扬琴、二胡，只是时有双二胡、双箫出现，以加厚这两个原本音量较弱的主奏丝竹声部。 三、特刊中的人物信息 1、会员 据特刊上的两张合影和演奏会曲目内容来看，国乐研究会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会员，就是参加演出的10位丝竹高手：孙裕德、朱文颐、韩振汉、陈璋赓、曹序震、孙志道、周惠、沈日新、韩振家、孙志鑫。除了演奏会的主要担当孙裕德会长，其他诸位会员在演奏会上也都各尽其能，发挥所长。鉴于他们每人都参演了多档曲目、演奏了两种或以上的乐器，现将其在演奏会上的参演曲目、所奏乐器及次数，分别统计列表（【表4】）如下： 【表4】国乐研究会10位丝竹高手的参演信息统计表 如上表所示，整场演奏会承担曲目最多的当然是孙裕德，除琴瑟合奏《平沙落雁》没他的份以外，其余9曲都少不了他。6首丝竹文曲《怀古》《浔阳夜月》《霸王卸甲》《普庵咒》《青莲乐府》《月儿高》由他引领，为女声独唱《秋思》伴奏的小乐队也由他领衔，不仅如此，还独挑了两首独奏曲《柳腰锦》（洞箫）、《十面埋伏》（琵琶），可谓当仁不让。余者担当的曲目数量依次为，朱文颐、曹序震、孙志道7曲，韩振汉、陈璋赓、周惠6曲，沈日新、韩振家、孙志鑫6曲。 而一人身兼数职、演奏乐器最多的莫过于孙志鑫，他前前后后演奏了木鱼、卜鱼、中胡、二胡、低胡、大锣、星子7种乐器，可谓是能者多劳。余者兼奏的乐器种类数依次为，孙志道、韩振家6种，韩振汉5种，陈璋赓、曹序震、沈日新3种，孙裕德、朱文颐、周惠2种。不过，若是去除丝竹文曲中的小型打击乐器不算，除了韩振家只会二胡一种以外，其与各位也都能演奏两三种丝竹乐器。只有长期浸淫于丝竹乐队的演奏者，在与合作者的不断切磋交流中，通过一次次演奏实践，才可能逐渐培养出这么强的司乐能力。乐队成员中，周惠、孙裕德在建国以后都转入了专业的上海民族乐团，前者慢慢偏重扬琴演奏，后者担任了第一副团长；而陈璋赓独自则北上发展，最后辗转至天津音乐学院，成为一名以吹弹拉见长的国乐多面手，也就是大家后来所熟悉的陈重教授。 作为《秋思》独唱者，陈正福是演奏会参演人员中唯一的女性。她和担任“曲意说明”（应该相当于是报幕）的吴靖澜，尽管均非丝竹乐队的成员，但她们的出现无疑给以男性乐人为主流的国乐舞台，带来了一丝清风。吸收女性会员加入社团活动，大概也可以算是国乐研究会为改良国乐现状而努力寻求突破的一种表现吧。 在从事幕后工作的研究会成员中，还有一位曾经活跃于20-30年代的丝竹前辈，就是干事周俊卿。他早在20年代就已经是“友声旅行团国乐组”的负责人，30年代又担任过一支女子丝竹乐队“月宫国乐会”的艺术指导(12)，而“国乐组”正是国乐研究会的前身。 2、顾问 在国乐研究会的顾问中，前三位均是当时上海音乐界的代表人物。 第一位顾问，汪昱庭，海上琵琶名家，“集浦东、平湖两派之所长”而“自成一家”(13)，也是孙裕德的琵琶老师。如果没有汪先生当年传授的文武套琵琶大曲，孙会长又何以能改编出这么多风格独具的丝竹文曲来呢？演奏会曲目中的《浔阳月夜》，想来便是以出自汪先生之手的同名琵琶曲(14)改编而成的。 吴景略和张子谦皆来自一个知名于上海国乐界的古琴社团——今虞琴社，与孙裕德亦师亦友。作为琴社的负责人，吴景略不但琴艺出众，飘逸洒脱，在琵琶套曲、江南丝竹等其它传统音乐方面也颇为精通。张子谦是广陵琴派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今虞琴社的创社元老，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留守上海，与吴景略共同主持社务。张、吴二位在演奏会上献演的琴瑟合奏《平沙落雁》，正是由广陵派的同名琴曲配瑟而成的。能为自己顾问的丝竹社团友情出演，当然是表明了一种支持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借助了国乐演奏大会这个受众更广一些的平台，行推广和传播传统琴乐之实。 第四位顾问，居然是位洋人——亚父沙洛摩夫。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其发音与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位重要的俄籍犹太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Avshalomov(15)非常相近，很可能是当时音译过来的一个名字，可惜目前还没有相关史料可以为证。在长期旅居中国的外籍音乐家中，阿甫夏洛穆夫是突出的一位终生为中国民族音乐贡献力量的作曲家。他“从小就受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熏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一定的感情和理解”，且用中国题材、中国乐器甚至是中国戏曲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16)。1918年，阿甫夏洛穆夫“携妻来华，先后居于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在书店和图书馆工作”。20年代初，开始潜心中国传统音乐，并尝试创作。1926年，携首部歌剧《观音》和芭蕾舞剧《琴心》赴美演出。“1929年签证到期后返华，此后18年间，一直住在上海。先在中美图书公司工作，后被任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馆长，战后一度出任上海交响乐队指挥。图书馆的工作颇为轻松，故而阿甫夏洛穆夫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创作活动。”(17)有意思的是，在其主要作品中，有两个分别为琵琶和二胡而作的民乐协奏曲。如果以上关于作曲家中文译名的假设成立，不知这两个民乐作品的产生会不会与他曾为国乐研究会作过顾问的经历有关。 1918年，阿甫夏洛穆夫“携妻来华，先后居于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在书店和图书馆工作”。20年代初，开始潜心中国传统音乐，并尝试创作。1926年，携首部歌剧《观音》和芭蕾舞剧《琴心》赴美演出。“1929年签证到期后返华，此后18年间，一直住在上海。先在中美图书公司工作，后被任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馆长，战后一度出任上海交响乐队指挥。图书馆的工作颇为轻松，故而阿甫夏洛穆夫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创作活动。”有意思的是，在其主要作品中，有两个分别为琵琶和二胡而作的民乐协奏曲。如果以上关于作曲家中文译名的假设成立，不知这两个民乐作品的产生会不会与他曾为国乐研究会作过顾问的经历有关。 3、会董 【图5】中华职业学校教职员合影 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了两册与潘仰尧有关的诗集。一是现仍在售卖中的《青岛吟草》，收录了潘仰尧1933年游历青岛时，与友人的唱和之作；一是已经售出的潘文安的《仰弇近草》（世界书局，1934）。据网上卖家的商品描述称，前一个集子“所涉人物众多，有些是上海书画界名流，有些是工商界翘楚，还有一些是在青经营的奇才”(18)；后一个集子除有“黄炎培题签”外，内还收有“汪精卫、黄炎培、王一亭、周梦坡等众多名人诗作”(19)。由作者的友人们非书画名流即商界翘楚可知，潘仰尧的社会影响力恐怕更甚于十年之前。 而同一个时期，潘仰尧还有一大壮举，就是为响应“九一八”之后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好友“国货大王”方液仙共同集资，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2月在南京路341号创建了中国国货公司(20)。看来30年代的潘仰尧，其身份应该已有所变化，至少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同时也是一名有想法、会投资的爱国商人了。 《汪伪上海特别市商会》的文章，其中关于该会“活动”一节提及：民国三十一年（1942）10月26日，潘仰尧曾作为四行储蓄会调查科主任，出席了由汪伪上海特别市商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联合举办的物价问题协议会。当天，共同出席座谈的有中日工商界代表十余人(21)。巧得不能再巧的是，会议举行的日期恰好就是潘仰尧为国乐研究会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作序之日，而此时他已然跻身金融行业了。 由上可知，潘仰尧尽管并非乐界人士，但以其多年以来在文教、工商、金融界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其与研究会相通的音乐教育理念，也足以使会中诸君拜服，请其作序了。 再就是谭霭芙，她是会董中唯一的女性。现有研究成果中均查无此人，但在一份文革历史材料《孙裕德本人交待》中，但凡涉及抗战时期及以后演出情况的内容，时不时地就会跳出“谭霭芙”的名字。身为伪市政府英文秘书唐士煊的夫人，谭女士喜欢歌舞，会唱京剧，是上海社交界的红人。她曾于1938、1947年先后两次组团，以“中国文化剧团”的名义，带领孙裕德等一众国乐、戏曲人员赴美演出(22)。姑且不论美国之行成功与否，这份勇于将国粹推向世界的魄力还是巾帼不让须眉的。 4、赞助人 在国乐研究会28位赞助人中，有李文杰、李宝森、吴蕴斋、吴仕勤、林朝聘、郎静山、胡桂庚、高培良、许冠群、许晓初、潘炳臣、鲍国昌等12位社会各界名流，均为《中国名人年鉴·上海之部》(23)所收录。其中，著名摄影美术家郎静山最为人所熟知。而在未收入年鉴的赞助人中也有一位知名人士，就是中国早期电影的著名导演费穆。由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可见国乐研究会的后盾之强大。 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特刊的重新问世，对国乐研究会早期历史的构建而言，无疑是提供了一份切实可信、可以为据的材料。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上海丝竹界乃至国乐界活动史料的空白。透过这份大半个世纪以前的国乐演奏会节目册，我们可以间接领略到研究会在丝竹音乐领域的独特追求——对江南丝竹传统八大曲的不迷信，和对丝竹文曲的执着探索。而记录详实的演出信息，更使丝竹文曲当年的流行曲目和乐队编制情况得以清晰地呈现，给今人以原汁原味的历史参照。其次，特刊中所载的诸如亚父沙洛摩夫等人物信息，也为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和新思路。鉴于本人学识有限，谨以此文抛砖引玉，以期引发更多学者对国乐研究会丝竹文曲以及江南丝竹音乐文化的关注。 作者照片 注释： （1） 又称封二，即封面的背页。 （2） 又称里封面或副封面，即在书籍封面或衬页之后、正文之前的一页。 （3） 潘仰尧：《国乐演奏会叙言》（特刊序文），中华民国卅一年（1942）十月廿六日。收录于国乐研究会：《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扉页二，1942年。 （4） 李文杰、李若陶、李宝森、吴蕴斋、吴仕勤、冷荣泉、林朝聘、金信民、金宗城、郎静山、费穆、胡桂庚、徐贵生、袁鹤松、高培良、许冠群、许晓初、张莲舫、项康原、虞兆兴、虞顺懋、董守续、潘炳臣、钱匡一、刘聘三、鲍国昌、顾华（女）、顾克明。 （5） 李润田、阮维扬、林康侯、周定一、胡忠彪、姚俊之、张邦铎、叶夔麟、潘仰尧、谭霭芙（女）。 （6） 汪昱庭、吴景略、张子谦、亚父沙洛摩夫。 （7） 孙裕德、韩振汉、朱文颐、陈璋赓、曹序震、孙志道、韩振家、周惠、沈日新、孙志鑫、陈正福（女）、吴靖澜（女）。 （8） 扉页之后与正文之间的书页。通常是指凡版面超过开本范围的、单独印刷插装在书刊内、印有图或表的单页；有时也指版面不超过开本，纸张与开本尺寸相同，但用不同于正文的纸张或颜色印刷的书页。特刊中的插页情况同后者。 （9） 括号中乐手所操的乐器，是先根据照片辨别，再参照之后演奏曲目的乐器编制和参演人员稍作调整的。 （10） 又称封三，是指封底的里面一页。 （11） 又称封四、底封。 （12） 《梅花三弄》《熏风曲》《行街》《四合如意》《云庆》《欢乐歌》《慢六板》《慢三六》。 （13） 阮弘：《国乐与都市——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39页。 （14）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辞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辞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6月北京第1版，第400页。 （15） 汪昱庭曾对李芳园传谱的《浔阳琵琶》一曲加以删润，并改名为《浔阳琵琶》，又名《浔阳曲》。 （16） 全名，阿甫夏洛穆夫，阿龙·阿舍洛维奇Avshalomov，Aaron Asherovich。 （17）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194-195页。 （18） 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93-194页。 （19） 转自“孔夫子旧书网”：http://book.kongfz.com/14695/122586050/；亦见“青岛记忆文献陈列馆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32325c0100qoye.html。 （20） 转自“孔夫子旧书网”：http://book.kongfz.com/1091/259067274/。 http://www./pr/detail_191_29824128.html；http://baike.sogou.com/v63142671.htm?fromTitle=%E4%B8%AD%E5%9B%BD%E5%9B%BD%E8%B4%A7%E5%85%AC%E5%8F%B8。 （21）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页：http://www./Newsite/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7009/node57026/node57028/userobject1ai45431.html。 （22）孙裕德：《孙裕德本人交待》（复印件），1972年8月29日交待。材料由孙裕德之女上海音乐学院孙文妍教授提供。 （23）参见《中国名人年鉴·上海之部》，中国名人年鉴社发行，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 （24）韩振家一人身兼数种乐器：星子、木鱼、钟、磬。表中没有空间了，故略。（表3内注释） （25）孙志道一人身兼数种乐器：云锣、响钲、铙钹、阮。表中没有空间了，故略。（表3内注释） （26） 阮弘：《国乐与都市——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37页。（表4内注释） 参考文献： 1.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 2. 国乐研究会：《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内部刊物），民国三十一年（1942），上海。 3. 阮弘：《国乐与都市——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4. 孙裕德：《孙裕德本人交待》（复印件），1972年8月29日交待。材料由孙裕德之女上海音乐学院孙文妍教授提供。 5.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6. 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7.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辞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辞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6月北京第1版。 8.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辞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辞典续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附录】 潘仰尧《国乐演奏会叙言》 音乐一项，吾国周秦之世，已列为六艺之一科；士大夫晋德修业之余，莫不调琴理瑟，抱膝长歌，以陶冶情性，发抒襟怀；风尚所及，全国皆然。是故弦调诵读，相提并论，孔子在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吾国上古人士醉心音乐之深，于此可见。师旷，伯牙，钟期之辈，均以善乐见称，五音六律之规范，流水高山之逸响，载之史乘，千古彪炳。入后唐宋之世，帝皇宫室，每多设官司乐，梨园菊部，法曲流传，玄宗霓裳羽衣之曲，当时推为绝调，言之令人向往。以言草野，则羊箫牛笛，渝唱巴歌，亦均普及于民间。降及明清之世，朝野寄情音乐之风，渐趋陵替；文人学士，毕生孜孜于应制文学之磨砺，屏弃音律而鲜闻。于是品丝评竹之艺术，渐成少数人士业余之既好。草莽之间，樵歌渔唱，虽不失为自然天籁，然去音律远矣，百余年来，欧风东渐，学校教育列音乐为专科。世人学子，负笈海外，研摩音律者，颇不乏人；惟均浸淫于西洋音乐之研习，对吾国固有音乐之精义，反多堙没生疏，难言发扬光大。流风所被，所谓音乐家者者，类多手提凡哑铃，曼陀铃，而操芜杂之西曲。其能演述裴多芬交响乐之精彩者，多于能奏平沙落雁之人；中音零落，异曲纷纭，数典忘祖，岂不有背教育之本旨哉？夫国乐与西乐相比较，故属瑕瑜互见；惟其能剔毛存髓，舍短取长，方可谓达成改良民族音乐之使命；然改良后之国乐，欲其流播广远，尤须集合多数同志，协同演奏，庶可集思广益，草偃风行，而东方音律之精义，仍可流传于东方民族中，不致如东施之效颦，益增其丑也，老友孙裕德，韩振汉，朱文颐，陈璋赓，曹序震，孙志道诸先生，素精音律，与同道数辈组有国乐研究会，以改良国乐为职责。昔年孙君等渡美演奏，载誉而归，此次复在上海举行国乐演奏会，发行特刊，问序于予。予以其既能整顿国粹，复可灌输改良国乐于民众，与予之音乐教育期望相吻合，爰为略陈刍见如此，是为序。 中华民国卅一年十月廿六日潘仰尧谨序 文章原载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特此感谢！转载请注明出处！ 爱乐评 LLMS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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