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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某某若不死，必定位列元帅，必定位列大将，或者必定位列什么其他位置。 这种被拿来畅想的人很多，说的比较多的如叶挺，如左权，如伍中豪、王尔琢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先烈都让人景仰，他们中有的或许真有这个可能，比如左权，正常发展大将应该没问题，但这有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所谓“正常发展”。 所以这种畅想，不能只看其时其地的位置，更不能只看起点，还要综合考量其人的各方面条件。 征途漫漫，路遥知马力，吹尽狂沙始到金。  叶挺将军（1896～1946） 2 比如另一位经常被拿出来说的，许继慎将军。 很多人对许继慎的畅想大概都源自他当年的职务，红一军军长，关键是，副军长是徐向前元帅，至于再往下，55年授将衔的更是大有人在。 有这些人的衬托，这个红一军的军长就显得很不一般了。 所以就有类似的说法： 元帅是他副手，大将是他下属，他若不死，55年必授元帅军衔！ 这种说法其实毫无道理！ 他的下属不是元帅，而是副军长徐向前。 徐向前的元帅军衔不是来自1930年那几个月的红一军副军长职位，而是来自之前之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奋斗，来自疾风骤雨中被无数次检验过的对革命的赤诚，来自无数征战中被印证和定格了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是他革命生涯的整个历史决定的。 我知道有人这么说其实是想说起点高，但起点高对一个革命军人来说真的不是太重要！ 比如南昌起义中林总只是连长，许光达只是排长，但当时的师团一级的军官有多少人从此湮没无闻？ 再比徐帅的搭档，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厉害不？年仅25岁就是方面军政委，而且确实有热情、有能力，还有背景，但在西路军失败后，人生出现了急转弯，正如伟人所说： 徐向前要饭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了老家，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区别。 所以，起点不重要，一时的位置也不重要。  陈昌浩（1906～1967） 3 具体到许继慎，首先他的红一军军长是空降而来，也就是说，不是跟徐向前俩人放一起一块干最终形成一正一副的局面。 当然空降也不是毫无道理，没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过自己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而且方式也不重要，怎么来的不重要，关键看你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看能力。 一起干的怎么样呢？ 许继慎初到鄂豫皖，最初跟徐向前是各带一部单独行动的，许继慎率领整编后的红二、三师，而徐向前率领原班人马红一师。 三个月后，许继慎所部由900余人扩编至1800多人，应该说打的很好，而且其中英山战斗打出了漂亮的围点打援；而徐向前所部则更出色，由800余人扩编至3000多人，装备上也更多更全。 你也可以说一师基础好，但几个月以前的红一师是什么样？ 而且，如王树声大将所说，总感觉一师遇到的困难比二、三师要更多！ 而且红一军三个师会合后，打坚城广水，军部决定南北两路齐攻，但当徐副军长带一师在北面前仆后继咬牙强攻时，许军长负责的南路却毫无动静，根本就没打！ 直到多年以后，徐帅在其回忆录中仍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可是打仗，不是俩人抬箱子，你松手了对方顶多顿一下，这是要死人的！ 所以这个事无论什么原因，许军长都说不过去！ 这种不太容易定义的因素其实对其综合能力是有巨大影响的！ 总之，许军长是参加过北伐的，在叶挺部担任过营长，作战勇敢，确实有能力，会打仗，很优秀，但跟徐向前比，用王宏坤上将的话说：办法不如徐向前多，而且脾气急，没有徐向前沉稳。  王宏坤上将和他的堂哥王树声大将 4 当然能力只是一方面，即便能力达不到顶级，只要善于统筹组织，充分发挥下属和集体的力量，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主官，这方面的例子不是没有，相信各位已经想到我党我军中那个典型的例子了。 但遗憾的是，许继慎似乎没有这个器量。 在很多资料中，包括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中，都格外提到他的“英雄主义”。 作为缺点提到的所谓“英雄主义”，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英雄主义”，而是与之相对的被批评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就是指个人主义，爱出风头，居功自傲，夸大个人作用，轻视集体力量，把个人的作用置于集体和人民之上。 比如张国焘初到鄂豫皖，许继慎就向他表示，不满省委的沈泽民，不满军长旷继勋（这时许继慎任12师师长，新来的旷继勋任改编后红四军军长），而暗示自己能征善战，更应该做这个军长。 比如他认为，红军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应该去掉各级政委，有他们全权负责。 红军应该到远处打游击。应该自由发展。 这些细节，我想大概可以摹画他的性格和思想水平，并据此脑补出那些没有被详细记载的其他方面的情况。 这在一般的环境中或许不算大毛病，甚至可以理解成年轻气盛，但在特别强调纪律的组织生活里，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虽然是旧相识，但张国焘当时就非常不满，以至于都不太敢相信，再三向前来传达许继慎意见的黄某人确认，这话真是许师长说的？ 这种被称为“英雄主义”的东西，不仅是不能团结人，不能有益于工作，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一个根本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 所以张国焘当时就在心里给他套了个“军阀主义”的大帽子。 而思想意识对一个人的影响，虽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却如春风化雨，影响深远而绵长。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出于美好的愿望，非得相信它在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中能慢慢解决，那也行。 但还没完！ 还有一个大问题。  张国焘（1897～1979） 5 这个问题，徐帅出于某种避讳，也是厚道，在其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有点浪漫”，但在其他相关资料中可以明确看到，就是男女关系问题。 就是张国焘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到的“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昏（原文即昏字）乱行动”。 以至于都需要在分局的会议上专门说，可见这不是细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 至于这一点，其早期的生活也可作为印证。郑位三在1960年跟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谈话中也提到，在上海时，“许爱piao，吃。” 还是那话，在一般的个人生活中，这可能也算不上什么致命的毛病，但在组织生活中，特别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高级干部，这可就是足以致命的大毛病了！现在也是。 这确实有道理。这种毛病，不仅是影响不好，而且反映出你这个人对欲望的放纵，反映出思想意识里党性观念淡薄，从长远看，这种不加节制的欲望往往会由内而外无声无息地摧毁一个人。现在也是。 不说许军长检讨后依然没有改变，即便能痛下决心，所谓灵魂深处来一场革命，彻底改变这一点，那也还不够！ 6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关系复杂，而且很致命的是，与“第三党”的关系暧昧不清。 所谓“第三党”，简单来说就是国共之外的另一种主张和另一种组织，为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建立。 他们反蒋，但又认为共产党“仅代表纯粹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他们，就是要建立一个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组织。 这个书生气的组织为我党所痛斥，从根本上对其进行了否定，认为它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统治阶级的奸细”，“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作为红军的高级干部，跟这样的组织丝丝缕缕，纠缠不清，这一点，很要命！ 不再列举资料，简单来说，大革命失败后，作为1924年就入党的党员，彷徨中与第三党混在了一起。 跟中央接上关系后，周公代表中央专门找他谈了话，批评了他，并让他写了一份“申明书”。 许继慎态度良好，承认了错误，并把一些信件资料交给中央。 考虑到这些年轻人虽然一时糊涂，但也是革命的，与中央接上关系的前后，许继慎和周士第等人正谋划刺杀老蒋。 而且能打仗，有能力。 于是，许继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这种背景下，其实特别需要谨慎自处。 但很遗憾许继慎没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没能做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反而与第三党仍有着藕断丝连扯不清的关联。 这就极其危险了！ 特别是在你身居高位执兵掌军的情形下！ 许继慎到鄂豫皖后，中央也很负责地以密信方式向鄂豫皖的党组织说明了许继慎的情况，并附有他在上海写的“申明书”。 其实类似于记过留观，设想当时情势，其实已经非常紧张，但许继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审视的目光下，任何细节都会被放大。 所以后来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中，许继慎与第三党的关系被放大来看，中央的复信中也有了“许继慎，关系复杂，应予彻底查究”的论定。  邓演达（1895～1931） 7 上述种种，综合起来看，或许我们就可以给许继慎描绘出一副大概的画像： 锋芒毕露，要强好胜；作战勇敢，能力出众；浅露直白，使性弄气；生活随意，疏于律己；思想清浅，爱好玩乐。 一个任情恣意的公子哥的感觉。 一个热情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的感觉。 一种典型的少年心性。不成熟，任性，勇敢，而又莽撞。有各种年轻人的毛病，但也有年轻人的优点。 这种少年心性不是以年龄论，是一种性格特征，有的人八十了也跟孩子似的。 张国焘回忆，张到鄂豫皖后，许继慎即派政治部主任黄某去见他，并带去了三点意见，这意见上边已提到，这里仅说这种方式： 领导来了，你自己不去见，派个下属去，而且去了主要是“传达”你的意见，表达你各种不满，对上级和团队各种吐槽！ 而且通过黄某不软不硬地表示：我许继慎一直敬重你的领导，但也希望你尊重我的意见。 列位，你要是领导你怎么看？ 但没办法，许师长心里不忿，正烦着呢！ 在跟新领导的面谈中，谈到男女问题，他坦然承认，但也不觉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并认为，“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真没太琢磨透这是什么意思，似懂非懂，好像明白，又觉得荒唐。 在跟新领导的谈话中，他侃侃而谈，有嘛说嘛，一吐为快！ 他批评苏区的政策保守。 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 他直言军长旷继勋能力不行，批评中央派旷继勋来就是个错误。 军政委余笃三也“能力薄弱”。 各级政工人员，多为后进，自然也不行。 因此他主张中央给予他们这些军官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利。 这些话，到很远的地方，自由发展，全权指挥，这是什么意思？自由飞扬啊？诗和远方啊？这种思想意识，怎么说呢？作为高级干部，你就一点不了解我党我军的原则？ 就算缺乏政治学习，没这个思想意识，那是水平问题，慢慢学呗，但当着新来的大领导、中央大员的面，您这也太耿直BOY了吧！ 这样的人，你觉得他是个心怀鬼胎图谋不轨的人吗？ 所以鸡鸣河会议后中央的回复中所谓得到情报，说许继慎将率部响应改组派之类的话，应该只是误会。 不用各种考证辨析，在许继慎清浅的心里根本就盛不住这样的大事！ 但第三党派人去找他，他又把这个“志同道合”的人以参谋名义留在军部，俩人“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 这怎么说呢？ 或许许继慎就是觉得老相识了，又趣味相投，留下呗，也有个玩伴，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不得不说，有点孩子气了！ 但这样一块玩乐的两个人，特别是许继慎在当时的形势下敢公然留下此人，恰恰证明他没有不轨之心！一个人如果心怀叵测，凭本能也不会这么张扬大意的！ 这就是许继慎。  许继慎（1901～1931） 8有这样的许继慎，才有后来的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策反信”事件。 在南下期间，有名钟蜀武（钟俊）者，自称南京派来的，带着策反信来找许继慎，许反蒋是很坚决的，当即把此人抓起来，连人带信交由军部处理。 这事比较复杂。 关于这人的来历，有说是第三党的，有说是南京的。 当时曾中生、徐向前等经过审讯，在给分局的报告中认为此人“名义上是从南京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 曾、徐等人也相信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给分局和中央的报告中都明确说到这一点，认为敌人下书不过是阴谋离间。 但不管怎么样，搞到这种程度，许继慎也是有责任的，也就是说，这种事在你身上能成为一个问题，本身就是大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关系复杂”，并且丝丝缕缕不能彻底断绝。 这一点上，曾、徐二人也“严重警告”了他，希望他能重视起来！ 但这时许继慎又来了个神操作！ 他以为是南京派来的，所以连人带信交给军部，但经过审讯，来者却说自己是假借南京名义，实际上是第三党派来的。 许继慎得知是第三党，又颇后悔，不忍心，于是在羁押此人时，自作聪明地用了一招：出了个布告说已将此人枪毙，但私下“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 这还怎么说！ 或许许继慎只是觉得抹不开面子，毕竟第三党是旧相识，熟人不少，不能这么绝情吧，但是老大，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倒是义气，但这事还怎么扯的清呢！ 后来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是曾扩情派人使的离间计。后来更有曾扩情向陈毅炫耀此事作为佐证。但这种说法靠不住。 因为钟蜀武所携信件于1931年8月20日被曾、徐“转送中央分局处理”，而曾扩情的信写信日期是1931年9月19日，根本不是同一封信。送信人也不是钟蜀武。 所以曾、徐的判断没错，就是第三党派人来联络，许继慎也是在确认其为第三党的人以后才甘冒奇险放他走的。 至于为什么两者被混淆，可能就是张国焘等故意为之，以坐实许继慎的罪名。 这是张国焘的阴谋，但许继慎的一系列操作也是主动授人以柄！ 假如跟第三党早撇清关系，假如不放走钟蜀武，假如... 9 没有假如。 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不成熟的人，为人所乘，最后付出了惨重代价，酿成了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 所谓悲剧，就是命运的乖张利用了你自己的弱点。 他绝不是张国焘等人别有用心地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他绝不是反革命！ 他来鄂豫皖之前还跟人谋划要刺杀老蒋呢！ 他见到自称南京来的策反者还毫不犹豫地送交军部呢！ 他打仗勇敢，不怕牺牲，也是众所周知的！ 确定无疑，他是个战士。 但他又一身毛病。 像个孩子。爱玩，不知轻重，任性恣意。 “英雄气”十足。出风头，爱表现，唯我独尊，天老大我老二。 自谓“浪漫骑士”。以为小节而已，其实在外已被上升到惊动上层的“严重错误”，而自己也被不断侵蚀改变而不觉。 而这一切，在非常岁月里都是足以致命的弱点！ 所以，他不是完美的。 所以，综合来说，许继慎将军是个“有缺点的战士”。 知道这个说法出处的都应该明白，这是赞扬。 我们不能否认张国焘等人的阴谋和暗算，但也不得不正视主观因素！ 假如无视这一点，把一切都归结到外因，那就不仅背离了马列观点，也是对烈士、对生命的不尊重。 许将军的曾孙许挺曾写道：“面对那些党史专家近乎完美的描述，我感到不安，曾祖父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处理他与他的同事的关系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说一个人纯粹死于外部环境，死于莫名其妙，死于不知不觉，这种轻飘飘的原因怎么对得住宝贵的生命！ 须得内外交困，须得多种原因，须得复杂而稠密的缘故，方对得起生命的贵重！ 而“近乎完美的描述”，恰恰是轻佻，是不尊重。说到这里，就没必要说“假如”了，就用不着再提什么“元帅”、“大将”了。 战士的荣誉已经足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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