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林和张寒晖

父亲王林和张寒晖

王 端 阳

      说到张寒晖，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时，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非常熟悉。张寒晖就是这首歌的作者。

　　我父亲王林曾经和张寒晖有过一段交往，说来令人荡气回肠……

1936年8月，父亲受黄敬（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的委派，来到西安张学良的卫队二营的学兵队，做地下工作。这个学兵队是张学良为了改造他的东北军，接受了中共代表的建议，以招募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年为名义组建起来的。其中吸收了一大批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如谷牧、郭峰、谷小波等等。

       当时学兵队就驻扎在东城门楼上，他们以组织报告会、办壁报、演唱救亡歌曲等形式宣传抗日。而城墙下边就有国民党宪兵第一团的特务别动队，随时监视着他们的行动。这时正处在西安事变的前夜，形势非常严峻。

　　11月下旬的一天，孙志远（也在东北军里做地下工作，后任三机部部长）在东城门楼上见到父亲，说：“有个同志做了首歌很好，我给你唱唱！”说着就唱了起来。

　　父亲与孙志远是中学同学，后又有过组织联系，关系非常亲密。没事的时候，他常夸耀自己的歌喉，他说他在苏联远东一个游击训练班时，有个苏联声乐家听见他唱歌，非常欣赏他的嗓子，要吸收他当徒弟。他说他还要回祖国革命，没有接受那位专家的好意。可是他一有机会总爱表现自己的歌喉。他这天唱的就是《松花江上》。

       父亲听了很受感动，连连称赞这首歌子好。孙志远说这首歌是一个叫张寒晖的中学教员编的，并写了个便条要父亲去西安第二中学找他。

       转天父亲告假外出，找到张寒晖。当时张寒晖给父亲的印象是：脸瘦长，个子很小，皱纹很多很深的脸上，昏花近视的眼又戴着挺粗糙的眼镜，破粗布大褂像落魄秀才，可饱经风霜寒苦的表情里永远放射着平凡的温厚的微笑。

       张寒晖知道了父亲的来意，非常高兴，说他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要他们一边教唱一边修改。于是他立刻哼着用简谱谱出歌词，交给了父亲。

       父亲将曲谱带回东城门楼，可他不会简谱，就交给第一连的徐瑞林（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由他在学兵队里教唱。

　　学兵队是一群“爱国犯和流浪汉”，当时正在抗日援绥的高潮中，血气方刚，开始还嫌《松花江上》太悲哀，不愿唱。但很快就在东北军中传开了。

       西安事变前，父亲还把这首歌寄给了黄敬，由他转给了北平学联的歌咏队。北平的学生一唱，使这首歌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后来的历史资料证实，1937年成立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就曾演唱过这首歌曲。

       当初北平歌咏队印发的歌片，上边没有作者的姓名。因为父亲寄给黄敬时，担心写出张寒晖的真实姓名，会使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这在客观上也使得《松花江上》虽然被广泛传唱，但张寒晖的名字却不为人知。

       另外，就在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父亲以流浪到关外的东北军为背景写了一个悲剧《火山口上》，其中男主角是一个主张抗日的青年军人，他暗恋着女主角，但被国民党特务毒死，而女主角却爱着这个有着杀父之仇的特务，当她最后觉悟后，她打死了这个特务，自己也服毒自尽。当父亲把故事梗概跟张寒晖一说，没想到遭到他的激烈反对：“革命文学一定要有出路有光明，一个东北军的少壮军人因为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被国民党特务害死，觉悟了的东北青年女子也服毒自尽，这样没有光明没有出路，我坚决地不同意！”父亲辩解说，假若不都死了，就不成纯悲剧了。他一听简直火了，毫不留情地说：“你受形式主义的毒可太深了，不好不好！”初次见面，他就这样“不讲情面”，使我父亲感到遇上了一位真正的挚友。

       父亲虽然接受了他的批评，可也想不出更好的结局。就在父亲为此苦恼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现实给了剧本一个完美的结局：女主角打死特务后，和青年军人一起投入到西安事变中。

       此时，东北军抗日学生军政治部成立了以西安事变发生日期为名的“一二·一二”剧团，而且由张寒晖担任了团长。这个团刚成立，就在1937年新年公演了《火山口上》。剧本的后半部是以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为背景赶写出来的，所以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特别强烈。

       在戏剧史家张庚编写的《四十年来剧运编年史》（油印本）上，有这么一段记载：

一九三七，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王林又以双十二事变为背景，写了一个独幕剧《火山口上》。新年在易俗社演出，在剧情顶点时，观众怒吼之声，使提示者湮没在声海之中。甚至有观众立起来喊叫……第一天演出后风闻到了前线，于是竟有许多军官告假回来看这戏了。

       应该说明的是，“一二·一二”剧团不是职业剧团，演出也只是业余活动，人也少，工作也乱，演出时父亲又当演员，又轮换着当提示。一天都快开场了，忽然有人说有位美国女士来访，父亲正不知如何应付，一个中年外国女人微笑着来到父亲面前。

       她先自我介绍叫史沫特莱，是记者，然后说了几句中国人听不太懂的中国语。父亲也说了几句美国人莫明其妙的英语，但最后总算沟通了，原来她是听说了观众的反应才来的，于是就让她留在后台。

       她在后台专门观察台下观众对剧情的反应，剧情感动了观众，观众的狂热和激愤又感动了她，她的兴奋的赞叹的表情，又感动了演员，于是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形成一种感情激动的回旋圈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产生了强烈的互动。

       看完演出后，史沫特莱女士表示要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但当时东北军少壮派的头领、西安军警督处长孙铭九认为广播这齣戏，揭露蒋介石罪恶太甚，怕影响已被蒋扣押的张学良的安全，所以没有同意。

       不久，东北军发生少壮军人枪杀王以哲军长的内讧，蒋介石借此将东北军调出西安。剧团也接到在邠州集结的命令。父亲与张寒晖因为整理剧团东西，出城较迟。当我父亲走到咸阳城北时，被国民党李默庵部扣押起来，吊了一夜。这一夜正是旧历1936年除夕。大年初一父亲被放了出来，在路过市场时看见一个枯瘦的身影，正哭丧着脸到处打听自己，过去一看正是张寒晖。

       其实，张寒晖身体非常不好，他从小营养不良，发育不完全，后来又到处流浪，吃了很多苦，这使他早衰，三十岁刚出头就像个萎缩的“老太婆”了。另外在演戏中他常饰母亲，平时对同志又温厚亲切，于是年轻人都叫他“妈妈”。

       他们一见，大有死里逃生之感，于是赶快离开了西安。

　　在去邠州路上，忽然下起雪来。从西安到邠州有四五百里路，处处有散乱的悲观失望的士兵和青年。在阴郁的潮冷的夜晚，在荒漠的西北高原上，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令他们的行程多了几分悲壮和苍凉。

　　来到邠州，热狂的“爱国犯”学生，悲愤的东北少壮军人，面对着时局的逆转和张学良被囚禁和审讯，毫无办法，只能咳声叹气。有一次开会，忽然立起一个东北口音的青年军人，涨着赤红脸，走到会场前说道：“我心里实在闷得慌，我新学了一个歌，我给你们唱唱。”于是他唱起《松花江上》来了。他真的不会唱歌，一句合乎节拍的曲调也没有唱对，但是他喊叫似的没有念完词，自己就呜呜的大哭起来了。惹得全场的人都涕哭起来，大会也开不成了。这个青年军人就是后来的铁道部部长、铁道兵副司令郭维城。

　　接着东北军又奉命开往蚌埠，剧团也跟着转移。命令上指定在火车站等车，然而没有具体的时刻，一等等了两天，明知道车皮没有讯，却不敢离开。第二天下午又下起小雨来了。阳历四月初，一早一晚还相当冷，特别是赶上阴天和西北风。他们跟的这一列车都是眷属——从东北逃亡出来的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流转的经验和穷苦，转移时什么都带着：风箱、炉子、盆子、罐子、鸡、鸭、犬、羊、破席片、破盖天……西北风一吹小雨下起来，小孩哭，鸭子叫，老者呻吟……他们都不忍抬起头来。站台没有敞棚，他们用被子蒙着等着。半夜里父亲冻醒了，小雨还没有停，他看见张寒晖冷得直咳嗽。这时除了老人叹息和妇女哄孩子声音外，远远突然传来被西北风吹得破碎了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此景此情，使父亲的眼泪一下子就抑制不住了。

       来到蚌埠，也就是来到了人家早就设置好了的陷阱。在宪兵和特务层层的监视下，学兵队被迫遣散了。剧团委曲求全地又跟着转移到苏北淮阴，每天半饥半饱的等着，最后等到的仍然是一道遣散的命令。

       父亲是河北省人好说，遣散费还够回家的路费。但是东北军官呢？回家吧，回不去；找职业吧，政府不要，老婆孩子一大堆，还有很多带着父母双亲的，坐食山空，眼看就要绝粮，真是呼天不应，入地无门，于是不由自主地哼哼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来。然而这一哼哼却又招致了同乡们全家抱头痛哭，甚至整天抽搐得吃不下饭去。于是又忌讳唱这歌，甚至不时听到一句粗犷的怒喝：“别唱了！还让人活不！妈了个巴子！”

       父亲和张寒晖住进淮河北岸的一个小客栈，忍着半饥的痛苦，悲愤着中国时局的逆转，张寒晖于是用手指头敲打着桌子，又编起新的歌子：

快快地走，

不要往后溜，

握紧我们的拳头，

对准汉奸走狗，

一个也不留。

他们是民族的败类，

他们是卖国的群丑，

我们和他们斗争一直到最后……

       就在这个淮河边上的小客栈，父亲和张寒晖分了手。张寒晖说他去上海，而父亲则回到冀中老家。

       七七事变后，父亲留在冀中参加抗战，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第一任社长。他把《松花江上》编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里当插曲，在冀中各地巡回演出，得到司令员吕正操的赞赏。更有意思的是，第一个传播《松花江上》的孙志远，此时也来到冀中，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而对歌曲在全国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的黄敬，正任冀中区党委书记。

       抗战初期，父亲听说莫斯科广播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非常兴奋，以为张寒晖还在西安，见了熟人就打听他的下落，想把他约到冀中来。黄敬、孙志远也都希望他来，可始终得不到他的消息。

       直到1946年春节，父亲才在报纸上看到张寒晖在延安参加春节文艺活动的消息。此时父亲身在千里之外的河间，兴奋之余给他写了好几封信。可没过多久，却在《晋察冀日报》上看到他病逝的消息。父亲在极度悲痛中写了一篇《忆人民的音乐家——张寒晖》的悼文，发表在7月16日的《北方文化》上，给我们留下了那一段段历史的截面。

2009年4月 北京

发表于《百年潮》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