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政法见到路遥

亲眼见到路遥，当面聆听他作报告，这是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读大学四年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毕业几十年，我辗转了好些地方，搬了好多回家，但有个很破旧的小笔记本我一直像宝贝儿一样保存着，因为扉页上有路遥给我的亲笔签名。

许多人在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界、知识界都令人十分怀念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几乎能够敞开胸怀全面迎接吸收来自世界的知识、思想、思潮和流派。回想起来，真应该感谢当年邀请和组织这些名人来校与同学们交流的院领导和老师们。当时学校组织报告会比较频繁。有的报告人是校内老师，如孙皓晖（《大秦帝国》的作者）、寇志新、周柏森、刘海等。多数则是从校外邀请的。四年里我似乎见到过好多位当时和后来都十分仰慕的大咖，比如法学方面的有江平、吴家麟，文艺体育方面的有宁德厚、庄则栋（听说还有过贾平凹、李德伦等），另外还有当时的社会名人如温元凯、徐良、蔡朝东等等以及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字来的许多位。时不时直接聆听这些大侠们的高谈阔论，不仅受到思想启迪，而且也能追赶社会思潮，大快朵颐，让我们不觉孤陋，至今想起来仍然以本校为荣。

当然能请著名的作家来作报告当时更是难能可贵的事。那是一个文学占据着很高社会地位的时代。马原曾说“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文学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在读小说读诗，每个有创作能力的人都拿起了笔。”据说，那时候给写了《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的作家张贤亮写封信，花八分钱贴张邮票，只要信封上写上他的名字，不用写地址和邮编，不论从全国什么地方他就能收到。可见文学红火到了什么地步。差不多每个大学生都做着一个文学梦。而路遥的受欢迎程度，不论当时在我，还是其他学生中肯定又更高得多。

马云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路遥，说他参加高考落榜，蹬三轮度日，偶然间看到《人生》这本小说，从此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王石、潘石艺、贾樟柯等也都说《人生》《平凡的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虽然不敢和这些人物相提并论，但《人生》对我自己确实也是产生了绝对重要影响的。中学阶段的我除了语文等一两门课时好时坏，总体上的学习成绩很差，连我自己都对参加高考不抱多少希望。1984年上高三前的暑假，我很偶然地从邻居家抓到一本揉搓得很旧的《收获》杂志，上边登载了《人生》。我花了大约两天的时间把它读完，却至少有十多天时间脑子一直沉浸在人物和故事中，走不出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我想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对我这个身处农村的同龄人来说，其中描述的高加林的生活场景太逼真，我太熟悉，对农村青年的所思所想，穷苦艰难和盼望变为城里人的那种迫切我再清楚不过。我很自然地也就被带入其中，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我原来是懵懂模糊的，而读过这本小说之后，突然觉得已经横在面前，不能回避，不能不认真对待。

新学期开始后，我选择了相对容易突击的文科，找齐了教材，开启了扒皮式地恶补复习。为了头脑清醒我甚至不再臭美，把一向引以为时髦的长发剃成了光头。一年之后拿到西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别人惊异，我自己也恍若梦中。可想而知，路遥之于我岂止是顶礼膜拜的偶像，当面见到他那又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

那是1986年3月26日下午，天气非常晴好，不冷也不热。同学们看到海报自发前来，自带板凳在学院大礼堂前的露天电影场上散坐一大片。礼堂台阶上摆张桌子，支个话筒，讲座便开始了。

眼见到的路遥朴素得与想像中的大作家的形象差得很远。中等偏胖的身材，穿一件半长的底下带缩口的外套，脚穿休闲鞋，东倒西歪地坐在桌前不停地抽烟。他显然不长于在大庭广众讲话，边想边说，既像讲话，又像自言自语。他自己也说了让他写写啥还可以，要让他讲话就难了。他鼓励同学们提问他来回答，最后基本上全成了回答纸条提问了。看得出他不喜欢，不善于在镜头前表现。学校拍照的老师要给他照像，镜头对着右面他则把头扭向左边，对着左边他则又拧向右边，一点儿都不配合，淘气得像个小孩，把台下的同学们都惹笑了。

路遥叙说了他少年成长的经历，说他读炼钢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故事。并介绍说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为写这部书做准备，查阅翻看了十多年的党报党刊。

记得很清晰的是路遥说他特别忙，之所以今天应邀来西北政法学院是因为咸阳有个农民要给《人生》写续集，要把刘巧珍的妹妹最后嫁给高加林。他不同意，因此来政法学院希望能得到专业的帮助。

结束后，同学们蜂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他一边近距离地回答老师同学们的问话，一边用圆珠笔给大家签名。我的这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签下的。这天的整个过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反复几遍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要写农民。”我们好多人后来都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那带着浓重鼻音的陕北口音，说这两句。

虽然《人生》已经发表了几年，并拍了同名电影，同学们对高加林对与错的争论、甚至争吵原来一直就没有停止，由于路遥的到来又重新热烈了起来，不仅是在课间，在宿舍里的“卧谈会”上。学校曾经还就这个话题组织过辩论会。

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续广播播放《平凡的世界》，每天中午几乎每个宿舍的人都将午睡改为七个人躺平在各自的床上，聆听李野默绘声绘色平缓而慢条斯理地播讲。虽然篇幅冗长，但每天雷打不动。

1992年我已经大学毕业，离开西安，十分憋屈地在一个小县城里挣扎，在阴冷的深秋，听到路遥去世的消息，我无比的震惊，孤苦地来回走在满地枯叶上，内心无比愁苦和难受。我极力翻寻有关他的极有限的报道，看到《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感到非常熟悉，非常亲切，其中所写的内容就是那天他在西北政法给我们述说的。

走向社会的我仍然向往追求美好的生活，但也开始了怀疑。再看《平凡的世界》，第一卷里那个穷苦的青年依稀是虽然经历了梦想，但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的自己。到了第二卷、尤其第三卷之后，对书中叙述的事又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感觉到情节平淡而缺少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尤其是对作为副省长的女儿的美女记者田晓霞和煤矿矿井里挖煤的农民孙少平没完没了地谈恋爱，根本不相信。

渐渐地，我对《人生》的看法也深了一层。我终于懂得了高加林无论选择刘巧珍，还是黄亚萍其实都没有对和错，更谈不上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老套的一头挑担一头抹担、两头落空咧的故事能够诠释的只是人世间的苦难和那个阶层的人生无常，而这一深意似乎连路遥自己都没有认识到。因为我越来越觉着把柳青的那段人生道路漫长，要紧处只几步，岔道口不能走错的话挂在卷首是一种多余和俗套。

若干年后，当我的女儿也面临高考的时候我别有用心地买来一本《人生》单行本，让她看，多么希望能再次激发出那种神奇的力量。然而女儿的表现让我牙都痒痒。她几下子翻过，说了句“这有啥”，颇不以为然。女儿到大学后听说他们学校邀请某国学大佬作讲座，我问她的感受，显然也没有我们当时的那种崇敬、激动和兴奋。而现如今对文学的社会关注度不消说也是大不如前。时代和社会变了。

看到后来的《著作权法》，我很自然地想起路遥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守护自己作品的那种小心较真。我想他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一丝慰藉。不管他那次最终有没有得到所希望的专业帮助，我想西北政法也应该感谢他的这份信任。

时光荏苒，年岁的增长渐渐地使得我没有了狂野的梦想，不再对所谓的辉煌有虚妄的幻想，看淡了差不多所有的悲喜剧，时不时又十分怀念早年那些岁月中经历的那些事，也时常为自己的浅薄而惭愧。慢慢地我也懂得了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文艺创作各尽所能，文艺欣赏则各取所需的道理。而眼下对文学批判使命的质疑和争论个人感觉更像一个仁厚的智者在面对傻子的抬杠，阴谋家的胡搅蛮缠。

渐渐地我也更认同路遥的这些话，“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能编，编造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我越来越觉得只要能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一个时代，好好地讲好一个好故事，只要曾经给予过进步的力量，就是十分伟大的好作品、好作家。

我十分怀念路遥留给我的这些记忆。

本文作者廉正，西北政法85级经济法系校友，现在甘肃某商业银行从事法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