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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谜，它的起源和过程令人难以置信”。属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冲突是复杂的，国际局势是变幻莫测的，但仍有可能找出其主要线索。 国际社会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大国之间的冲突加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德国和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大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超越了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1870年至1913年间，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从23%上升到36%，德国从13%上升到16%，而英国从最初的32%迅速下降到14%，法国从10%下降到6%。 大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一旦力量失去失衡，冲突势必加剧。主要冲突之一是新兴资本主义大国与旧殖民帝国之间的对抗。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成为列强斗争的主要对象。但此时，殖民地已经被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旧殖民帝国瓜分。英国殖民地是俄罗斯的两倍，法国的三倍，德国的11倍。新兴大国要求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旧殖民帝国则试图捍卫其既得利益。187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军事同盟，对抗法国和俄罗斯；1882年，意大利因与法国在北非的冲突而加入联盟，形成了三重联盟；1892年，俄罗斯和法国签署了一项反对他们的军事同盟条约。欧洲形成了两个军事集团，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俄罗斯、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均势已不复存在。  德国的“世界政策”和英国的反德同盟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世纪末，英德关系基本正常，但1890年威廉二世上台实施“新路线”后，英德关系恶化。1897年，威廉二世将“大陆政策”改为“世界政策”：改变俾斯麦淡化殖民地的政策，主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张德国领土；他放弃了俾斯麦的制衡战略，要求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称霸欧洲大陆；他大规模建设了海军，并任命提尔皮茨主持海军建设；他与英国竞争，把德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德国的“世界政策”与英国的世界霸权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德国海军的扩张直接威胁着英国的海洋霸权；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企图与英国保持欧洲大陆平等的政策背道而驰；德国争取“阳光下的土地”的斗争德国争取“阳光下的土地”的斗争必然会侵入拥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国的势力范围。由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对立，尽管双方试图协调，甚至举行了三次联盟谈判，但都以失败告终。  同盟失败后，英国认为德国既有实力也有意图挑战自己，而且近在咫尺，这是其核心问题。为了全力压制和包围德国，英国不仅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解，而且与欧洲先前的敌人俄罗斯和法国和解并结盟——1904年4月与法国签署了《英法协约》，1907年8月与俄罗斯签署了《英俄协约》。因此，欧洲的两个主要军事集团——德-奥-意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正式成立。盟国的经济、军事和整体实力都处于优势地位，使德国处于战略被动地位，受到双方的攻击。 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一场恶性的军备竞赛，欧洲局势逐渐从总体和平走向失控。两个军事集团对峙形成后，双方疯狂扩大军备，备战，试图全面打压对方，造成了“安全陷阱”和死胡同。1898年3月和1900年6月，德国议会通过了海军法案，计划到1917年拥有38艘战舰、14艘大型巡洋舰和许多其他战舰。1908年，德国要求加快建造“无畏”号，缩短主力舰的服役期。1912年，德国颁布了第五部海军扩张法案，英国议会将“双重权力标准”（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海军）合法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有688艘船和211200人服役，而德国有391艘船和79400人。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只持续了3.5年，欧洲局势总体和平。然而，到了20世纪初，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激烈竞争使军事危机和局部战争成为欧洲局势的主流。特别是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重新绘制了巴尔干地图：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隶属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集团；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投奔德国和奥地利。巴尔干地区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有许多小国、许多民族和各种冲突，两大军事集团的参与使其成为“欧洲火药桶”。  萨拉热窝遇刺引发“七月危机”，巴尔干“火药桶”引发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匈王储弗兰兹·费迪南德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比枪杀，引发了一场危机。随后，大国之间进行了一个月的磋商，但最终结果是在8月份爆发了全面战争。这方面的许多方面值得深入思考。  其中之一是缺乏真诚合理的沟通，边缘政策未能发挥作用。在七月危机和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时期，大国的外交都致力于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准备战争的时间，以及加强自己以削弱敌人以赢得战争，而几乎没有真诚的调解和沟通尝试。没有一个外国皇室或政治家来维也纳参加费迪南德大公的葬礼。与此同时，玩弄边缘政策的恶习使双方都保持警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多年，欧洲曾发生过几次危机，在这些危机中，大国的军刀一直响个不停，直到一场大战的边缘，但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妥协，结果使边缘政策成为大国外交的一个副作用。在7月危机中，边缘政策再次被视为制伏对手的有力工具，走向边缘，期待对方先撤退，结果“一个脑袋掉进了战争的沸水里”。 其次，联盟具有绑架效应，小国将把大国拖入战争。联盟虽然可以增强自身的力量，但也意味着责任和束缚。盟国必须支持任何行动，无论其是否公正，无论其是否与本国有个人利益。1914年7月2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尔维亚接受了大部分条件，但奥匈帝国28日仍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盟友俄罗斯和法国立即全面动员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奥匈同盟国德国于8月1日和3日分别向俄罗斯和法国宣战。4日，俄罗斯和法国的盟友英国向德国宣战。大国被小国拖入世界大战，使大国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耗尽国力，走向衰败。 第三，极端民族主义推动和胁迫绑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宣传好爱国主义，就能凝聚人心，凝聚力量；但当它被无限放大时，它就成为煽动仇恨和煽动麻烦的共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民族主义被转变为对外扩张的工具。为了满足政治家和富豪们的野心和欲望，统治者操纵民族主义，将人民绑在战车上。知识分子和公众舆论协助寻找理论依据。民族主义激起了民众对战争的热情，煽动这种情绪的政府失去了控制。 第四，扭曲的观念导致自上而下的轻信和好战，以及领导人决策不力。由于意识水平没有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统治者追求“零和博弈”，以“弱者和强者”的概念来扩大生存空间。大多数国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进入“全面战争”阶段，仍然相信普法战争的经验：战争过程很短，一场或两场战争将决定胜利者，不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后果。所有国家的战争计划都是建立在快速胜利的基础上的：德国人计划在39天内征服巴黎，而法国和英国认为胜利只需几个月。 但最终，双方都卷入了长达四年的血腥战壕战，涉及全球33个国家和15亿人口。战争在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肆虐。双方调动了7000多万部队，约1000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受伤。沙皇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四个帝国崩溃，英国和法国衰落。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战争，但战争的输家和赢家都遭受了战争对文明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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