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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4夜 1917年春夏之交，34岁的卡夫卡在八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部短篇小说，名叫《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这部小说于当年10月发表于《犹太人》杂志，后来收入了卡夫卡的短篇集《乡村医生》里，是卡夫卡所有作品中最晦涩，最有神秘色彩，被改编成各种影视剧目最多的篇目之一。  改编成戏剧的《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剧照 小说的设定很神奇。上述引文就是它的开篇词，一个名叫红彼得的猴子，应科学院的邀请提交了一份报告，讲述自己早年身为猴子的经历，重点展现了他是如何进入人类世界，逐渐立足和融入，直至小有成就的。 一个猴子如何能够融入人类世界，又怎样做到说话和书写报告的？放在其他作家身上，我们一定会冥思苦想，试着把这篇文章定义为科幻、奇谈或是动物寓言。可是，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区分——更准确地说，做这样的区分毫无益处：这个猴子既不是因为受到辐射或是被医生做了基因改造，获得了说话的能力，也不是代指某类和猿猴神似或形似的人类群体。它，或者是他，就是一只猴子，不是人类。继续读下去，你还会发现它睿智、务实、努力，比许多人类还要优秀，但它确实是一只猴子，毋庸置疑。你只能接受卡夫卡在文章一开篇直接抛给你的这个设定，没法问为什么。  卡夫卡（1883-1924） 这也是卡夫卡众多作品的共有属性。最折磨你、最反常识、最反直觉的那个设定，作者通篇都不会给你解释，他选择无视，因此也让故事里的主人公费劲了辛劳，面对这个最不合理的系统性bug，遭受着无可比拟却又毫无来由的一系列折磨。想想《在法的门前》，想想《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所有的痛苦皆因此而来。 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挖掘过卡夫卡作品中的神秘力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卡夫卡那里，机构（笔者注：这个词可以替换成「作品本身」，同样言之成理）成了一个遵循自身法则的机制，而这些法则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正是这种不可理解性，构建了卡夫卡作品最神秘，也最让读者欲罢不能的地方，也成为一种梦魇式的存在。《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为什么会被派遣到根本不需要他的城堡，无人知晓；《饥饿艺术家》里的主人公为什么要在没有观众欣赏的情况下继续绝食、直至死亡，没有人知道；《判决》里的儿子格奥尔格·本德曼为什么会和父亲抗争不成，就跳入河里，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惩罚自己，我们不理解；《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为什么一大清早为什么会变成一只大虫子（有学者讨论过格里高尔变成的究竟是甲虫还是蟑螂，卡夫卡故意处理得很模糊，本文用虫子模糊代指），其中的生理机制是如何发生的，没人能懂，故事里他的至亲也没人关心这个医学问题。  《城堡》的插画 当然，也会有不少人还试图通过传统的文学隐喻来理解卡夫卡的这些设定。比如，有人认为像城堡这样的的机构，是对现实中繁冗、僵化的官僚机构的隐喻；《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形变和随之而来的悲惨命运，就是在抨击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残害。再比如，一些评论家会从卡夫卡的犹太身份这个角度，理解《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里的红彼得形象。英文版wiki的本书词条里提到，这篇文章里出现的猿猴变人主题有可能受到了当时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流亡情绪的影响，因为这篇文章首次发表的杂志《犹太人》本身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杂志。所以，还有些卡夫卡传记作者认为，由一个猿猴讲述自己为了找寻出路，被人类同化的故事，实则在讽刺犹太人为谋求“出路”，被西方文化同化的社会现实。 不过，这种隐喻式的解读看似很有道理，但解释卡夫卡作品时，又处处捉襟见肘。隐喻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卡夫卡使用的许多意象，本身是不可还原的。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以动物为主题的文章并不在少数。除了最为人熟知的《变形记》里的虫子，《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的猴子之外，还有《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里的耗子等等。 在其他人的作品里，或是在一些动物寓言里，你会觉得这些动物很可能是一些明显的隐喻或象征，我们能轻松地从这个喻体，还原出作者想要展现的本体出来。但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这样做十分困难，你会发现卡夫卡使用的动物形象一旦还原，就会极大地损失文学的张力和魅力。 举个例子解释。比如在我们熟悉的《伊索寓言》故事《狐狸与乌鸦》，讲了一个乌鸦被狡诈的狐狸诱骗，掉落嘴中肉的故事。你会发现，这里的狐狸和乌鸦只是某种人格的象征，它们本身的动物属性对这个故事其实影响不大。比如，我们通常认为狐狸狡诈且机智，但你依旧可以换成黄鼠狼，或是其他任何被描述成不怀好意的动物形象。乌鸦也一样，乌鸦并不必然代表着虚荣和愚蠢，你换成麻雀、喜鹊、秃鹫，把它们口中的事物换成水果、金币、珍宝都可以。 但是在《变形记》中，这个虫子的身份却无法被轻易替换。格里高尔一大清早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接下来，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只虫子，而不是一个像虫一样的人。从开篇第一句开始，它就获得了一只虫的形态，开始拥有虫子的习性。它有细密且繁多的腿，喜欢吃腐败的食物，会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四处爬行，在所到之处留下粘液，散发出虫子的气味；它不能说话，因此它的至亲无从确信它还是之前的格里高尔，不承认它作为人的属性；当格里高尔被其他人看到时，他们会像怪物被人瞧见时感到焦虑、羞耻，因此更加残忍地对待格里高尔。  虫子这个形象虽然荒诞，但它的动物属性在文字中无处不在，因此，当我们试图去还原这个动物形象，把它变成某种人格的隐喻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卡夫卡展现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让前现代温情脉脉的家庭变成残酷的利用关系，让格里高尔沦为整个家庭的赚钱工具。故事讽刺失去了赚钱能力的格里高尔，如何被抛弃，被残忍对待，逐渐是被推向死亡深渊的。如果故事主要展现的是这一层隐喻，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设定，格里高尔早晨起来残疾了、说不出话来了，或者更严重一些，成为精神病患者、植物人其实也有类似的效果。但是，一旦你把这些设定代回到原作中，都大大损失了人变成虫的戏剧效果和视觉冲击。对于格里高尔的家人来说，他们原本的这个好儿子、好兄长不是一个像虫一样无用的人。它就是一只虫子，一个恶心的、肮脏的、失去人性的、没有价值的、确定无疑的虫子。虫子的意象，不可更动，就是这个故事主角本质性的存在。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把小说看做是和哲学、科学同样重要的一种存在，一种解释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他认为小说家面对纷繁复杂、难以理解的真实，并不会像科学家那样给出简单明了（同时也是高度化约）的解读，他们更多地是展现，用故事人物的视角展现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图景；更多地是提问，让故事中的人物发出疑问，然后给出一些可能对、可能不对的解释，抑或是不去解释；更多地是去表达可能性，而不是去提供确定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卡夫卡作品的设定也是如此。他抛出设想，他抛出问题，他抛出不可理解的窘境，让故事中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共同去面对，不可逃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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