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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清明，徐执提和徐执模两兄弟，都会一起去八宝山公墓给父母扫墓，他们走到九号墓室，在父亲徐懋庸骨盔盒前献上鲜花，然后再去母亲刘蕴文骨盔盒前安放鲜花。他们父母是共和国的功臣，而他们的坎坷人生经历，让世人唏嘘、惋惜之余，更多的是缅怀和景仰！  一已办行装半担书，背灯何必泪模糊。 须知妻子身边汉，亦是人间一丈夫。 ——《九月去延安留别蕴文》 这首诗是1937年时，徐懋庸赴延安前夕在浙江黄岩与妻子刘蕴文分别时的有感而作。刘蕴文面对丈夫和收拾好的简单行装，泪眼模糊，而徐懋庸却自豪地将自己比作“伟丈夫” ，劝慰妻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血气方刚的七尺男儿，岂能只顾小家安逸，于民族解放事业于不顾呢？你理应高兴喜悦，何必眼泪相送呢？ 其实，与丈夫在上海上花园房103号住了十余年的刘蕴文，深知上海文坛内幕，她明知徐懋庸作为“左联”书记，捅了一个天大的漏洞，激怒了鲁迅先生，致使先生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信》，也由此丈夫背负着一个沉甸甸的思想包袱，此去延安，前途未卜，如果丈夫再有三长两短，家里3个年幼的孩子将怎么过？ 但徐懋庸，对“无产阶级” 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对真理的追求，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向往延安。他在《回忆录》中关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信》一事写道，“我倒并不希望自己“是”，而希望弄清“非”在哪里，是什么性质，错到什么程度，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弄清了，我是能够服从真理的。”他果断作出抛妻离子的决定，亦缘于此。 徐懋庸于1938年3月，辗转到达延安，见到了昔日同一战壕里的众多战友，同时也受到了党中央首长的关怀和爱护，他犹如茫茫黑夜里走失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身旁。5月23日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听取了徐懋庸关于上海左联“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汇报后，毛泽东说： “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从此，徐懋庸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踌躇满志！ 开始，徐懋庸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根据党中央政策，凡“左联” 干部都可转为党员，而徐因那封信犯有过错，须重新申请入党，后经艾思奇、张庚介绍，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庆祝大会，会后聚餐，徐懋庸等部分教员与毛泽东及副校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得悉徐懋庸已有家室，当场对滕代远说：“徐懋庸，牛郎织女么，这样不好。这件事，你想想办法，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滕副校长对徐懋庸说：“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就这样，这年10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她的侄子刘仁德到了延安，其时执提4岁、执模2岁。 二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大批党政干部把自己不能留在身边的婴孩幼儿送给沿途农家抚养，这些孩子有的成人，有的夭亡，有的失踪，而徐懋庸夫妇的情况更是离奇、曲折。 刘蕴文到延安后，两个儿子送进了保育院，自己进 “抗大”学习，后任“抗大”总务处会计。1939年7月，“抗大”总校与“陕北公学”一起上前方，在行军途中，刘蕴文生下一个儿子，送给瓦窑堡一户农民（后孩子夭亡）。10月，“抗大”总校到达晋冀豫的灵寿县才安定下来。1940年2月，总校从灵寿县出发，到晋东南武乡，途中要经过敌人封锁线。刘蕴文即将分娩，通过敌封锁线有困难，中途返回灵寿。4月间才带了新生女儿“小曼头” 回到武乡。1942年5月，日军对根据地残酷“扫荡”，“抗大”奉中共中央保存干部命令，送一批干部回延安。其时，刘蕴文又怀有身孕，并带着两岁的女儿“小曼头”，一起随“抗大”干部回延安，不料通过封锁线时“牺牲”了。这个“牺牲”的消息是由前线八路军总部发给“抗大” 的。可谁知，一个小说家都难以虚构的情节，却在革命战士的身上活灵活现呈现出来了。 1942年12月底，“抗大”校部党委批准失去妻子的徐懋庸结婚申请。那天，在抗大总校徐懋庸办公室兼卧室的屋子里，笑语喧天，热闹得很，桌子上摆着花生、黑枣、瓜子，几个粗糙的碗盛满了茶水，炉子炭火通红，茶壶盖扑扑响着……由任白戈主持的徐懋庸和王韦的结婚仪式正在举行。 热闹时刻，突然有人送了一封信给徐懋庸，他一看信封，便收了笑容，不言不语，眼睛红了，似在流泪。他把信给了任白戈，任白戈看完信还给徐。苦笑着说：“大家吃些，吃些！”此时，犹若一团红红的火，泼上一瓢水，烟雾升腾……原来刘蕴文还活着，这信是从敌占区写来的。 这就是战争，给革命战士带来无以言表的伤痛。任白戈夫人李柯安慰徐懋庸说：“人在就好，总会回来的。”1943年秋末，刘蕴文从敌占区回到八路军总部，住麻田招待所。 刘蕴文那次“牺牲” ，是无数革命烈士中的奇迹：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小曼头，跌入丈深的壕沟居然不死；被捕后，她说自己是八路军医院的浆洗员，没暴露身份，在太原的公安局长家当用人，巧遇好人公安局长的二太太，把儿子生下来，后来受到二太太馈赠盘费，安全回到根据地。这些看起来是戏剧性的情节，后经八路军总部调查，都是真实的，结论是：“刘蕴文没有政治问题，恢复党籍。” 一天，徐懋庸接到总部通知，立即和王韦去招待所看望刘蕴文。当徐、王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刘蕴文一切都明白了，她十分坦然淡定，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哭，她的神情中有种难以描述的悲痛，但这悲痛被一种超然的平静和冷淡所笼罩着。她对徐懋庸说：“茂用(原名) ，请你原谅，我没有把你儿子带回来，这是我的错。我已经从敌占区把他带过来了，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还要把孩子留在农户家呢？……他患天花死了。” “事已至此，不要伤心，你也不容易啊，死里逃生，能回来就好！”徐懋庸劝慰她说。 接着刘蕴文转头对王韦说：“小妹，小曼头只有交给你照顾了，我还没有工作，今天你们把她带回去，好吗？” “听大姐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小曼头！”王韦激动地说。 这次会晤，刘蕴文倒像是个主角，离别时，她说：“以后我们两家就是亲戚，茂用，你就是我大哥，对吗？”大知识分子徐懋庸，却无言以对，言词哽咽，含着泪说：“一家人，一家人！” 三战争年代，瞬息万变，大家都戎马倥偬，离多聚少。徐懋庸和刘蕴文的“一家人”，只有过三次短暂的交往。 其一在延安。1944年4月，徐懋庸和王韦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他们一到延安，就去安塞“保小”看望执提、执模，这年暑期，把两个孩子接到延安中央党校六部，住王韦处。星期六下午，徐懋庸从党校二部来六部，当时与王韦同住一个窑洞的同学们都笑着借故离开，让他们一家四口团聚。 10月，王韦临产，在延安中央医院做产，见到了刘蕴文也在医院做产，她丈夫是总部总务科科长、长征干部谢许初，她生了个儿子谢小初，王韦生了个儿子徐佛先（后夭折）。这年寒假，王韦便把执提、执模送到中央招待所刘蕴文那里，让他们母子团聚，王韦和徐懋庸常去看她，送些面粉、糖果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徐懋庸和王韦分配到热河前线去接管城池，工作十分繁忙，临走前，徐懋庸把9岁执模留给刘蕴文，自己带着执提走。 第二次见面在北平。1949年春，北平解放，徐懋庸和王韦先后到达北平。徐懋庸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政委，王韦任三分团五大队副政委。刘蕴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一科科长，中央机关驻北平西郊香山一带。这时谢许初已故世，刘蕴文与历史学家杨绍萱结婚，生有一女，取名杨甘泉。 一个星期天，刘蕴文来到北平东四四条胡同，找到了徐懋庸。闲聊中，刘蕴文说：“杨绍萱对她很好，只是她工作很忙，行军中也要工作，带着三个孩子，非常累。”她苦笑一下又说：“我带着三个不同姓的儿女，旁人也知道我的情况，不笑话我，不过自己觉得不是太安然。”又说：“执模太淘气，我忍不住常要打他，今天你们在这里，想跟你们商量……”王韦说：“好！我们只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她看了看懋庸，又说：“执模也该上学了，从'保小’出来，误了些时，你们给他补一补课。”徐懋庸说：“蕴文，你回去就把执模送来，我们也快离开北平了！” 第三次相聚在1957年的北京。这年1月，徐懋庸调北京中国科学院，举家搬迁至北京，住西城区王府仓胡同23号。这时他的儿子徐服耕两兄妹和刘蕴文儿子谢小初和杨甘泉两兄妹，一起在同一中学，同一小学读书，经常一起玩。他们有时到中南海刘蕴文处住两天，有时到王府仓住两天。刘蕴文机关发电影票，经常让四个孩子一起去，王韦的孩子很喜欢刘蕴文，亲切地叫她“刘妈妈”。 可和平安逸，天伦之乐，却昙花一现，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徐懋庸和刘蕴文都打成右派。刘蕴文1972年3月离世，享年58岁。徐懋庸1977年2月7日逝世，终年67岁。 197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徐懋庸追悼会，周扬等人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悼词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举行刘蕴文追悼会，给刘蕴文平反。 徐懋庸和刘蕴文如九泉有知，亦感欣慰吧！ 1973年10月，在刘蕴文去世后的第二年，徐懋庸曾携小女到浙江黄岩，拜望刘氏族人。撰《南游杂感》曰：“亲友枉劳笑语陪，旧楼触景涌沉哀。无端重认刘门婿，岂为黄岩橘子来。”（旧楼，曾与刘蕴文同居之楼。）抒发了对亡妻深深的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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