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生在山区，长在平原，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原，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小生活在农村，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还是风土人情，甚而至于方言土语，都是了如指掌。存在决定意识，这是我最初的思想特点。以后进了城市，也改变不了这个特点，对农村依然有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 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一是处在和平年代。七十多年没有打过仗，幸福无法言表。二是有了文化生活。比起父辈我们幸运多了，不用颠沛流离刨闹生活，还能坐在教室念书识字，没有成为“睁眼瞎”。当我能够写写画画胡乱涂鸦的时候，特别偏爱描写农村的文艺作品。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看完四大名著的连环画，后来又读过《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长篇。众多书籍独对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感兴趣，喜欢他的语言，偏爱他的遣词造句，字里行间不是那么文气冲天，说的都是咱们农民的话儿。 1966年夏天，我去包头办事，挤出时间奔赴新华书店。那书真多，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想购买描写农村生活的《艳阳天》，问完价格吓了一跳，天哪，三大本竟要三四元钱！我虽然爱书但背锅子骑驴——钱（前）短。没办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看我失落的样子，书店的人告诉我，有农村版的《艳阳天》，便宜多了，只发行农村地区。 后来，我去达拉特旗新华书店，果然有书果然便宜，与本村一个爱好文学的小青年合伙买了农村版《艳阳天》，上下两册才六毛钱。这本书在难以借到书的农村读过两三遍。 读了浩然的书便对这个作家肃然起敬，特别是对他的人品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民读者反映《艳阳天》太厚，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书籍太贵买不起，三四元钱对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农民读者有意见，浩然就不厌其烦地重写《艳阳天》，才有了压缩的农村版，才有了书籍的大幅降价。如今六十年过去了，还有哪位作家这样做过？ 二是体验农民生活，住在农村写作《艳阳天》。可贵的不是三天两早上的“水过地皮湿”似的蜻蜓点水。他是长年累月地同农民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体验生活，以前知道柳青为了文学创作住在渭南农村，才有了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问世。比那些坐在家里就能写书的作家高明多了，可敬多了。体验生活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更接地气，反映的现实更具真诚，读者当然喜闻乐见了。 《艳阳天》是当时农村生活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时过60年，还记得《艳阳天》里人物：肖长春、马老四、马连福、弯弯绕等人还留在脑际，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一部作品的人物形象能够长期留给读者，比那些读完不甚了解、很少激动、过了几天就忘的书籍好多了。 书是写农村的，语言是农民说的话，即使文盲也能听得懂。看得人津津有味，书海学语格外上心也格外舒坦。农民的文学语言有多少魅力啊。 如此偏爱《艳阳天》，可能与那个在农村长大的思想特点有关系，更与它的语言有关系。 1966年12月，我进城了，在工厂学徒了。一月21元工资，两毛钱的过油肉都吃不起，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正值文化革命运动期间，生活无所事事。节俭了一个多月，才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当时，书店里还有《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桐柏英雄》等长篇小说，再想买书无能为力，只能同别人交换互看，甚至一味地借阅了。 大凡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所谓“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形成都有它的原因和历史渊源。写作风格的形成不是三天两早上的事情，恐怕与一个人的出身、环境、阅读、爱好、语言有关，形成独特的艺术特点。久而久之，写作风格也就水到渠成了。 农民的后代在农村长大，周边事情潜移默化地影响而且根深蒂固。反复阅读过《小二黑结婚》《三里湾》《艳阳天》，特别是农村版的《艳阳天》，读得最多，受它的影响最深。还读过浩然的短篇集《老支书的传闻》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写作很受《三里湾》《艳阳天》的影响，环境的描写，人物的语言，文章的结构，书海学语获益匪浅，形成自己独特的用语习惯和艺术特点，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结构不好但语言精彩尚能流传后世，语言不佳文学结构再好也就打了折扣。可见，语言在文学里多么重要。书籍浩如烟海，语言五花八门，书海学语永远没有止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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