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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上海隐蔽战线往事前文回读： 第一季·1上第一季·1下
1928年的元旦，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等人来到陈独秀的寓所，一是给“老家长”拜年，二是询问其何时动身去莫斯科。 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带着妻子史静仪也来看望父亲。 陈独秀拒不前往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处罚”，并明确的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要负主要责任！他们拿我做替罪羊，则更是错误的！” 众人正尴尬之时，罗亦农打了圆场，他从身上掏出请柬，笑着递给陈独秀，说：今天我和哲时（李文宜）举行结婚典礼，希望仲甫同志能出席并为我们主婚。 陈独秀答应以后，罗亦农又将请柬一一分给众人。
李文宜是罗亦农的第三个革命伴侣，他与陈碧兰、诸有伦短暂的爱情经历，都曾在党内引起不小的风波。 罗亦农与李文宜的相识，是在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后，自认为“水平有限，不大善于言谈，又相貌平平，能力不是很强，只不过忠厚老实的”李文宜，按党组织的指示，与罗亦农假扮夫妻住机关，掩护罗亦农开展工作。 在罗亦农又是送小提琴又是送湘绣的猛烈进攻下，“抱独身主义”的李文宜跟随罗亦农于11月份抵达上海后，同意了罗亦农的求婚，婚期定于1928年的元旦。 婚宴设在新闸路新闸邨（今新闸路876弄）28号，这座两楼两底的房子“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下面客厅里以及楼上小客室、卧室内壁上都挂上许多湘绣，是最名贵的装饰品；普通中等阶层人家不能拥有这样的奢侈品”。 这个公馆式房子是罗亦农、李文宜的新家，“也是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中央秘书处派了两个人来看管机关，“他们就是何家兴（霍家新）和贺稚华（贺治华）。” “当晚宴席一共四桌。大家吃得痛快，喝得痛快。特别是陈独秀一走，大家更加放松，齐声唱起歌来，还捉迷藏”，被捉住的人要表演节目…… 罗亦农、李文宜的婚礼成了“整个中共中央的狂欢节”，醉了的苏兆征触景生情，紧拉着郑超麟的手，说陈延年死得太惨，我们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咽。 “醉了的王若飞手舞足蹈，”吵着要喝郑超麟和刘静贞的喜酒，还把招架不住、逃到街上的郑超麟揪了回来…… 在这个狂欢之夜中，最活跃的是“一个神采飞扬、左右逢源的窈窕女子，”“她招呼这个客人、那个客人，”这个女子就是“风流成性的贺稚华”。 她在婚礼上热情奔放的活跃，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她的内心其实充满嫉妒和醋意。 贺稚华是朱德的第三任妻子，随朱德旅欧留俄，朱德回国后，贺稚华即与何家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结合，两人回国后在唐生智军中参加北伐，转移到到上海后他们与瞿秋白一家住在一起，因夫妇两人时常争吵，被调到罗亦农处守机关。 “风流成性的贺稚华就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工作之便，乘虚而入，走出何家兴的庸碌浑噩，走近兼有朱德的声望、权势和何家兴的年轻、多情的罗亦农。” “然而，当她确信罗亦农爱的是李哲时而不是她的时候，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 彭述之后来也回忆道：“（贺稚华）现在在党里变成无足轻重的女人，她的丈夫也毫无地位。而且罗亦农也不会重视她，非常嫉妒，这也就引致后来最大的悲剧。” 婚礼过后一个多月，刘英从长沙经武汉来到上海，与龚饮冰接上头后，她“被带到法租界内的一幢房子里，中央正在开会。不一会儿，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我向中央汇报了王一飞同志英勇牺牲的经过。” 王一飞当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已于1928年的大年三十，与十多位共产党员“一起在长沙教育会坪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 汇报结束后，刘英返回长沙，她的丈夫林蔚已去醴陵担任县委书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面。 婚礼过后两个多月，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又来到罗亦农、李文宜家里，庆贺李文宜的生日，“正在大家为她一起举杯庆贺的当儿，陈乔年的夫人（史静仪）抱着孩子（陈红五）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说陈乔年等八位同志被捕了。李文宜的酒杯失落在地上。她心想：这可是个不祥之兆。”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罗亦农他们搬了家，李文宜住校，罗亦农则搬到了亨昌里34号，与郑超麟住在一起；何家兴、贺稚华住守的中央组织局机关则迁到了望德里，罗亦农常去那里看文件、会见党内同志。 在所有人的茫然无知中，心怀羡慕嫉妒恨的贺稚华裹挟着何家兴走上了一条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不归路。 贺稚华“主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说自己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本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交出来。她还说，她愿意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按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亦农。” 那天外国捕头带着巡捕冲进那幢房子去抓罗亦农时，邓小平刚与罗亦农接完头、办完事，邓小平后来对女儿邓榕说：“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罗亦农的一夜未归，让郑超麟诧异，这时“交通员张宝泉来通知，说罗亦农昨日在望德里被捕，大家这才紧张起来。” 郑超麟夫妇马上搬进一个旅馆，张国焘夫妇则搬到了项英新找的一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与项英住在一起。 尽管组织上运用一切手段进行营救，罗亦农在被捕一周后即被枪杀于龙华。
罗亦农剧照 阴雨绵绵中，李文宜随一个好心人来到了龙华刑场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黄土堆新坟旁，那个好心人告诉她，这就是埋葬罗亦农的地方。 李文宜与罗亦农新婚不到五个月，实际相守天数仅仅只有104天，就已阴阳相隔、永不再见了。 “几天后，党中央派同志备好棺木衣物等，随我又去了龙华坟地，把掩埋在一堆黄土下的亦农同志遗体抬到安徽会馆停放。后来，中央派人将亦农同志的棺木安葬在上海江湾第二公墓。上海沦陷后，日本将这里改建（为）机场，亦农同志的遗骨就再也找不到了。” 刘英无法在长沙立足、再次来到上海后，上海中央又接到了她丈夫林蔚及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被杀害的噩耗。 各地党组织无一不受到破坏，仁人志士不断遭到屠杀：张太雷在广州起义的巷战中战死，张秋人被枪杀于杭州，向警予献身于武汉，宛希俨阵亡于万安，陈乔年在哥哥陈延年被乱刀砍死不满一年的时候，也把一腔热血洒在了黄浦江畔，许白昊、郑复他等与陈乔年同时罹难…… 罗亦农是这些被害人中党内职务最高的领导人，直到三年后向忠发被处决。 这仅仅是有名有姓、党内陆位较高的部分就义者名单，被杀害者的确切数字难以统计，据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份“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制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国各省因革命而牺牲者的数目之统计表》显示，6个月中被杀害者即达3万人之多。” 又“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革命能够成功和胜利，确确实实是千千万万的先烈和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李新对此体会深切，所以他在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创造光辉历史业绩的人，不止是有名的英雄，还有更多的是无名的英雄。正是千百万无名英雄以至全体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那些有名的英雄也是从其中涌现出来的。” 当我们讴歌那些幸存的功成名就、福荫子孙的有名英雄时，更应向那些早已远逝或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致敬。 悲伤的不仅仅是亲人家属，失去挚朋战友的党内高层“李维汉与邓小平商量后作出决定，一定要把叛徒除掉。” 周恩来自然也坚决赞成这个决定。一年以前，他去宝山路教堂斯烈师部谈判时被软禁，正是罗亦农派黄逸峰搬了斯烈的上级赵舒，才救出了自己，知恩必报、隆情高义是周恩来众多高尚品格之一。 营救不成，唯有剪除叛徒，才能给长眠地下的英灵一个交代。 陈赓在此之前已从牛惠霖医院仓促撤了出来，当时连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强和近在身边的牛惠霖医生也不知道。 起因是陈赓被隔壁病房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团长认了出来，陈赓当机立断撤出了医院，避免了张秋人的覆辙。 张秋人的被捕被杀就是祸起于黄埔军人的告密。 张秋人曾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教官，他赴杭州就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仅仅三天，就被昔日的黄埔学生在西湖边认出而被捕，继而被杀。 陈赓撤回家中后继续静养腿伤，但在这多事之秋的艰难时刻，周恩来还是通过王根英传话给腿伤尚未痊愈的陈赓，让他伤好后尽快来报到，中央有重要工作分配给他。 这段时间以来，特别是陈乔年、罗亦农被捕以后，周恩来越来越迫切的感到，情报工作必须得由信任可靠的人抓起来。 陈赓拖着伤腿向周恩来报到，领受了中央让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任务。
苏智良、彭善民在《陈赓与中央特科》中这样写道：“1928年4月，不等陈赓伤势痊愈，即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穆欣在《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中也写道：“一九二八年四月，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遵照党中央的决定，他就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特科工作。” 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央特科总务科（一科）、情报科（二科）、行动科（三科）的序列初具雏形。 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把中央特科的历史渊源仅仅上溯到武汉时期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实际上它最初的雏形可以上溯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后。 根据“上海地区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的回忆录《九旬忆旧》记述：“在各处大小工潮中，打击工贼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为此，党决定组织特别支部，由我任特支书记，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奸细。在接受任务后，我到许多工厂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了特工组，我担任组长，组员有李剑如、张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这是我们用武器对付敌人的开始。当时，我们有五把锋利的英制小斧头，以后我又从意大利军火船上买了四支意国造手枪，用手枪行动有危险，容易暴露目标，就将四支手枪暂时存放在沈雁冰家里。这个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组，就是以后的'打狗队’。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我担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离开了'打狗队’，这个组织交由顾顺章负责。” “打狗队”又称“红色恐怖队”（红队），后来成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的代名词。 徐梅坤回忆录中提到的李剑如，在“四一二”清党后曾护送周恩来从上海安全撤到武汉，并担任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保卫股股长，鲍罗廷回苏联时，李剑如等几十人参加护送，1930年回到国内后被派到洪湖根据地。 而那个张阿四，则是导致中央特科“打狗队”在1934年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 徐梅坤继续回忆道：“'五卅’后期，我以工运工作者的身份，去找英捕房政治部负责人潘连璧，通过多次交谈，与他交了朋友……他还介绍法捕房政治部负责人程子清（卿）与我认识，交了朋友。经过相约，他俩每天晚八点半钟，到大世界共和厅茶室与我接头，向我提供敌人的行动计划，告诉我要捉什么人或搜查哪个工会组织，以及其它重要敌情，尽量事先告诉我，这样便于我们对策和防备，使我们的工作减少很多损失。” “当然，我们每月要给他（们）六十元大洋作为酬谢……关于收买英法捕房人员的事，都事先得到陈独秀和江浙区委的同意和支持。” 通过这段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共最早的特工组（打狗队）和情报工作的情形，只是后来陈独秀成为托派被开除党籍，徐梅坤被捕入狱后脱党，顾顺章则成了可耻的“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们先前曾有的功绩就被模糊的一笔带过或者干脆销声匿迹。 比如顾顺章在1931年叛变之前所做的工作，能用陈赓代入的则一律由陈赓代入，不能代入的就一笔带过，最先代入的或许就是制裁叛徒何家兴、贺稚华的行动。 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都记载是陈赓带领红队队员对何家兴、贺稚华采取了锄奸行动。 按前所述，红队是行动科的核心，是中央特科中最先成型、最有工作基础的一个部门，其负责人是北伐时期从徐梅坤那里接手特工组、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 疑问就在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为什么会安排刚刚担任情报科长、对红队成员尚不熟悉且腿伤未愈的陈赓去做这个越厨代庖的工作？即便如此，争强好胜的顾顺章与陈赓一起在苏联学习特工技术大半年，两人有着良好的私交情谊，按人情常理，顾顺章也不会让陈赓带伤去执行这个行动任务。 另一个疑问是，在后来劫车救彭湃等人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中，“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都出动”的情况下，腿伤痊愈的陈赓却没有参与，而是与柯麟“在法国公园等候消息”。 锄奸的过程，兹摘录叶孝慎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中的一段描述：“其实，整个事件的真正经过是当天上午7时许，奶妈吴刘氏第一个起身，见何家兴、贺稚华并排坐在床上读报，就手提水壶，出门去附近老虎灶（旧上海卖开水的小店，得名于煮水的灶头形似卧虎）买水。待她买了水回来，只见灶披间里已多了四个陌生男子，三个穿中装，鱼贯上楼，一个穿西装，用左轮手枪顶住她脑门，示意她安分听话，闭紧嘴巴。她立马老实站着，木雕泥塑一般。屋外爆竹大作，弄内鞭炮齐鸣，震耳欲聋，持续不断。穿西装的那个人收起手枪，跟楼上下来的三人重新汇合，相互掩护，逐一撤出，从容离去。” 上海当天的晚报上即登载了一则新闻：“一对新近搬入蒲石路178号的年轻夫妇在爆竹声中遇袭，男的死在床上，女的滚落地下受重伤。” 未被击毙的贺稚华“伤愈后回四川开江，又嫁人生了两个女儿。1938年，反动派赶到开江，将贺稚华拖出里屋，当院枪杀，极其残暴，甚至让她的两个女儿睁眼看着。” 至于那份传说中的350多名党员名单，要么是根本没有，要么就被执行此次任务的红队队员搜走，因为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当局与租界捕房并未采取大的逮捕行动。 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此次制裁行动前后陆续离沪，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李维汉在其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写道：“至（一九二八年）三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的……瞿秋白……他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离沪出国’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 中共中央自接到驻上海共产国际代表转来的去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电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抽调原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先期前往莫斯科开展筹备工作，他的职务由汉口调来的熊瑾玎接替。 周恩来临去莫斯科前，交给了陈赓一份中共闸北区委通过江苏省委转送的一份报告，在这份署名陈养山的报告中，向中央反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陈养山这样回忆道：1928年三四月间，鲍君甫告诉我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要他当侦探，做破坏共产党的工作。鲍君甫想去国民党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问我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我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广东中山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供职于上海的三井洋行，并与日本的几家通讯社有联系，思想左倾进步，参加了五卅运动，当时陈养山已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在恽代英直接领导下工作。 陈养山经人介绍，以向杨登瀛学习日语为名接近杨，并对杨开展工作，两人遂成好友。“1928年春，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无处安身，便借住鲍君甫家。” 对陈养山的真实身份，杨登瀛是一清二楚的。 杨剑虹，青帮的高层人物，与杨登瀛是洋行同事，更是同乡好友，正是在杨剑虹邀请杨登瀛参加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后，杨登瀛找陈养山商量两全之策的。 根据《隐蔽战线福将——陈养山传奇》一书记述，杨登瀛当时是这么对陈养山说的：“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 陈养山向直接上级反映这个情况后，“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 “周恩来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后……当即决定使用鲍君甫，并确定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负责同鲍君甫的联络事宜。” 陈赓从此化名王庸，与陈养山一起跟鲍君甫接触几次后，“基本上满足了鲍的要求……自此，鲍君甫便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我党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陈赓经请示后，满足杨登瀛的要求大致为以下几点：1、适时提供一些中共内部刊物、党内通报等无关紧要的情报；2、每月提供一定的活动经费（300大洋加一根金条）；3、配备一辆轿车。 在答应杨登瀛的这些要求后，陈赓后来又增加了以下内容：1、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租了一个写字间给杨登瀛做办公室；2、派曾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最近刚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高大魁梧、勇猛机敏的连德生做杨登瀛的贴身保镖。3、派安娥到杨登瀛身边，做他的秘书。 安娥和连德生实际担负着情报密写员和交通员的职责，成为杨登瀛与陈赓联络的桥梁。 【未完待续】 （配图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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