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镰仓后期的政治过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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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文永五）年闰正月，通过筑前守护武藤资能（法名觉惠）取得了蒙古的国书的幕府在二月经过关东申次西园寺实氏将之向朝廷奏上，由后深草上皇统裁的院在连日评议之后，决定不予返牒。并祈请伊势神宫，诸社寺进行“异国降伏”的祈祷。一方面，承担着国土防卫职责的幕府，为防备从国书内容之中可以预想的到的蒙古军的侵略，对九州并中国、四国地方的守护下达了加强警戒的指令。同时，直面未曾有的难关，为了突破难局而被要求拥有更强大的执政能力的幕府，在3月5日，终于让成人的北条时宗作为执权站在了第一线上，作为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大力推进防御的准备。并且使64岁的宿老北条政村转任连署，辅佐年轻的时宗。第二年1269（文永六）年3月，蒙古的使节同高丽的使节一起到达对马，发生了使节团求日本之返牒不得，带岛民二人而归的事件，国内的紧张程度而为之大大增加。4月，幕府重新启动了已经停废三年的引付制度，置五方引付。一到五番分别由名越时章、金泽实时、北条义政、大佛时广、安达泰盛担任引付头人。从一番到四番引付众的担当者都由北条一族所占据。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名越时章再次出任一番引付众的头人。这说明了成功确立了得宗权力的时宗为应付特殊事态而采取了寻求一族的协助，举一族之力来强力推进政治的作法。这样在9月，高丽的使者携带蒙古中书省的牒状到达了对马，要求日本返牒。经过太宰府得到牒状的朝廷经过评议的结果是决定返牒，并且写成了牒状草案。（6）但是幕府以没有必要为理由对此加以制止，使使者又一次空手归国。这件事说明了朝廷的外交权若没有幕府的同意是不能发动的。幕府因为强硬地拒绝了蒙古的要求，而作好了蒙军来袭的心理准备。首先要做的便是加强同有力御家人的协调，强化对国内的统制。名越时章再任一番引付头人就是其表现之一。1270（文永七）年5月，幕府废弃了之前发布的文永四年式目三条中的（1）所领买卖典当与（2）他人和与二条（《中法》追加法443、444）。这可以认为是对有力御家人的妥协。同年8月，幕府命令六波罗探题，关于本所一圆地支配下的庄园发生的争斗，在通告本所之后，应予以镇压。（《中法》追加法445）这也是幕府将一直以来的支配范围扩大到本所一圆地，来尝试加强对国内的统治的一个表现。 
忽必烈 1271（文永八）年8月，高丽使者再次将牒状带到太宰府，紧接着在9月，蒙古的使者赵良弼来到了筑前的今津，以十一月为限等待日本的最终回答。但是，由于此时幕府依然固守之前的方针，赵良弼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而归国，蒙古的来袭已成必然之势。幕府为防备蒙军的来袭加强镇西的防御，对在镇西拥有领地而居住在东国的本领地的御家人下达了自赴或者派遣代官到镇西的领地，在领地所在国守护的指挥下担当防御责任的命令。（《中法》参考资料10）以此为契机，东国御家人便大量移住到西国，在东国御家人来到镇西组成防御体系之前的期间中。首先先动员九州御家人，命丰后守护大友赖泰和筑前、肥前的守护武藤资能警备筑前与肥前两国的海岸线。“异国警固番役”自此而始。之后，资能与赖泰便称为镇西西方奉行与镇西东方奉行，作为前敌最高指挥官，担当九州防卫的责任。（7）幕府一方面加强对外敌的防卫体制。一方面命令赴九州的御家人镇压领内的恶党。（《中法》参考资料10）这一点说明了恶党势力已经开始在九州广泛地活动了起来。（8）幕府在“攘外”之前，首先必须扫清国内的反抗者。前面提到的幕府对在原则上一般不予干涉的庄园本所一圆地的介入与之亦有很大关系。但是，幕府首脑虽然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企图树立得宗权力的确立与协调的体制。结果却酿成了得宗被官（御内人）与御家人（外样）的对立。两者的对立在幕府的中枢部分以最有力的御内人平赖纲与御家人代表安达泰盛的对立中表现了出来。在蒙古军的来袭临近之时，对幕府权力进行激烈批判的日莲被平赖纲逮捕处斩之际，因受安达泰盛的反对而免死改而流放佐渡的事实中，我们也可以窥知两者间的对立。（9）这样内外交困之际，1272（文永九）年二月，镰仓突然发生了战斗，名越时章与其弟教时被杀。而且，作为六波罗南方探题身在京都的北条时辅，也由时宗的命令，被六波罗北方探题北条义宗攻灭。这就是所谓“二月骚动”。事件的真相并不清楚，据说是以时宗为核心的幕府中枢部，认为存在着以名越氏为中心的谋反阴谋，而在时宗的亲自指挥下予以先发制人。但是，事件发生后，因为查明时章并无反意，对其之诛戮乃是冤杀，杀死时章的武士五人都被处死，并安堵时章的遗子公时的领地。幕府对杀死教时的武士则未作任何赏罚。（《保历间记》）。其结果是时章在九州所有的筑后、肥后、大隅的守护职以及时辅所有的伯耆国守护职都遭时宗政权的没收，筑后、肥后、大隅、伯耆诸国的守护分别由大友赖泰、安达泰盛、千叶宗胤、佐原赖连等补任。这些后任基本都是有力的御家人，特别从佐原赖连之后作为安达泰盛一党在霜月骚动中被灭这点，可以推定这些人事的主导者正是安达泰盛。可以认为：二月骚动起初是在得宗御内人的主导下发生的，泰盛在事件发生后一边给予御内人以打击，一边通过事后处理的执行更加强化了其在幕府中枢部分的实权。（11）但是通过这件事，决定了泰盛与御内人——作为其代表者的平赖纲之间的矛盾对立。诛戮首席评定众，又处死下手人的举动则又更加引发了幕府中的不安。这样，幕府的内部虽然蕴涵着尖锐的矛盾对立与其间人们的不安，但是不论如何，迅速做好迎击外敌准备的必要性日益地紧迫了起来。在二月骚动中清洗了对抗势力的时宗政权，在其年10月，命诸国守护调进作为军事动员之时作为基本依据的田文。（《中法》追加法449、450）这是因为此时作为庄园公事支配的田文大多已经丢失。需要重新在庄园以及公领制作反映旱田水田数量以及领有关系的帐册，以确实把握地方的实际情况，准备与必将前来的外敌一战。结果，幕府发现御家人领地流失的情况相当地严重。就在12月，对原先已经废弃的禁止“他人和与”的法令，在恩领的情况下重新生效，除代代相传的领地以外，和与地一概收公（《中法》追加法四五一）。（12）幕府最终在第二年7月，将“他人和与”之禁与典质领地之禁全面重新启动，已经典给他人的御家人领地，原主可以无偿取回，作为债主的御家人对其买得的土地，若拥有幕府安堵下文虽应承认债主的知行权利，但只适用于至时赖执政时代为止发给的下文，1257（正嘉元）年之后，即使是有幕府安堵下文保障的典质土地，也承认原主有提出异议申诉的权利（《中法》追加法452）。因为这个决定无疑是会给予御家人社会内外相当大的冲击，幕府在当日就对引付奉行下达了裁判案件应该以公正和迅速的态度处置的命令（《中法》追加法453-457）。察觉到这样的过程会在御家人社会产生很坏影响的幕府，在8月又命令诸国守护对本来御家人补任为地头所知行的领地与通过典当买卖得到的领地，对其所在及领主的名簿，和应具的幕府下文与下知状进行检查，要一所不漏地申报检查结果。（《中法》追加法458）其结果，幕府恐怕可以了解到，不光是通过和与，通过典当和买卖，在御家人之间产生了数与量都相当之大的领地移动。不用说，不少御家人领地是落到非御家人与凡下的手里了。
但是，幕府还无法对这样的事态做出对应，就得迎击蒙古军队的进攻了。1373年（文永十）年3月，因为派遣到日本的赵良弼再次被赶了回来，蒙古终于决定进攻日本。第二年1274（文永十一）年10月3日，蒙古、高丽联军三万余，搭乘军船九百艘，在忻都和洪荼丘的指挥下从合浦拔锚出发，在给对马和壹岐予毁灭性打击之后，一方面袭击了肥前的平户、鹰岛等地，给予松浦党武士团以沉重打击，在19日进至筑前的今津。蒙古、高丽联军在19日到20日拂晓，一部在今津登陆，同时在博多西面的簏原、百道原也派一部登陆，主力则在博多、箱崎方面登陆，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麓原上陆的侵略军（高丽部队）与守军的战斗相当激烈，从麓原到赤坂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日本的武士们虽然蒙受了巨大的伤亡，总算在赤坂一线阻止了侵略军的进攻。托人绘制《蒙古袭来绘词》的肥后御家人竹崎季长所参加的正是此时的战斗。一方，在博多和箱崎地方的日本守军虽然奋战，但是因为蒙古军队所采用的集团战法与毒箭以及使用火药的“铁炮”等优势武器的使用，形势逐渐不利，只能退守水城防线。而蒙军尽管占据了战场的优势，却只是侵至博多箱崎就不再前进，退回船中。并且到了第二天21日清早，除了志贺岛留船一艘以外，海上的蒙军舰队便全都不见了。这样，蒙古军队的第一次来袭，所谓文永之役就这样结束了。（13）(译者附注：原文对于文永蒙军突然撤退的原因未作叙述。日方的战史资料如《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都没有说明原因。一般认为蒙军撤退的原因是“神风”，《高丽史》也提到“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另外公卿权中纳言勘解由小路兼仲在战后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也提到蒙古军船被逆风“吹归本国”，真是神明加护所至。另外第二年萨摩国天满宫与国分寺的造营奏状中也有“神风狂吹，敌兵失命”的记载。以此为根据，暴风雨被史学界长期认为是蒙军退兵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日本的气象学者荒川秀俊指出，旧历十月二十日，即阳历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早已远离了台风季节，当时可信的第一手文书资料也没有任何台风的记载。荒川氏的结论是，所谓文永的“神风”，是同弘安之役的台风事实相混淆的结果。事实上蒙军的撤退出于自发，决非台风的影响。对于荒川的看法，历史学家龙肃在其《蒙古袭来》一书中提出了反对观点，他认为荒川所使用的资料不过是近五十年的数据，以之论证六百多年前的情况并不确切，并且认为高丽方面的资料以及勘解由小路兼仲的日记都不能忽视。筑紫丰则注意到编撰于江户时代元禄年间（1688—1704）的《西大寺敕谥行正菩萨（睿尊）行实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文永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亥刻，猛风频吹，蒙古之大船百余艘沉入海中之消息自西国传来”，他推测从时间上看事件可能发生在蒙军的撤退途中。认为蒙军确实是自主撤退，遇风雨袭击则在撤退途中。但是，筑紫氏的论断也不能说没有问题，毕竟他引用的史料过于晚出，并且在论及此役的其他部分也有明显的事实误记。关于文永之役是否存在“神风”的问题，就笔者所见的，现在好象还没有定论。但是，笔者认为，九州中世史著名学者川添昭二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他认为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所谓的“神风”并不一定是物理上的风，而是神威神力的表现，抗蒙战争也是日本的诸神组成的“神军”同异国的神灵进行的“神战”，并通过这样的“神风”守护了日本的国土。这样的意识通过当时的朝廷和幕府广泛进行的异国调伏祈祷而深入人心，形成了“神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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