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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当时日本的历史现状而言，发生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不可理解。因为当时的镰仓幕府，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内政问题搅地焦头烂额了。首先，对于幕府而言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是货币流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御家人武士的贫困。因为自平安时代晚期以来日宋贸易大为盛行，尤其是在平安朝末年平清盛得势以后，不顾公卿们的批评非难，积极推进对宋贸易的政策，使大量的宋钱流入日本，而日本在古代铸“王朝十二钱”之后，就再也没有铸造过任何钱货，货币流通一时断绝。而大量宋钱的涌入，正如成书于镰仓末期的编年史《百炼抄》中所讲的：“此时天上天下，为病所恼，此病号为钱之病”，给日本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动和强烈的冲击。一般的御家人武士受其打击可谓最大，当时武家社会的继承惯例是所谓的分割相续法，即由武士团一族的族长，即所谓“总领”，将自己拥有的领地或所有权益平均分配给其子女。但是代代相续，地越分越小，直接导致了武士的贫困，以至于无法执行其对幕府的“奉公”义务。流通经济的发展，则使更多这样的弱小武士变成了高利贷的债务奴隶。北条时赖时代这样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了。北条时赖采取的作法，是一方面轻减武士们的军役负担，完善诉讼机构（建立“引付”制度），实行重农的“抚民”政策。而对迅猛发展的流通经济踩刹车，如大行节俭令，对商工民的活动进行抑制乃至镇压。但是再严厉的行政手段，也是难以抑制社会经济前进的势头的。而幕府内部，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对立。说来就话长了，1156年，以皇室，藤原摄关家内部矛盾而爆发的保元之乱，以及之后因为源，平二大武士集团以及院近臣集团之间的矛盾发生的平治之乱，使本为王朝贵族的爪牙走狗的武士阶级一跃登上中央政治的舞台。但是，以此为契机掌握了政治主导权的平清盛为首的伊势平氏集团，因为不能从对王朝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所以其政治并不能适应这个所谓的“武者之世”。平氏集团的军事动员体制大多依附自平安中后期形成的“国衙军制”，通俗的说，平氏还是通过旧王朝国家的机构对武士进行统制和组织，而并不能同象镰仓将军那样，和地方武士普遍而牢固地建立主从关系。武士们的境地正如《源平盛衰记》中所言：“在国（国衙领，又称公领，但是因为知行国制的推行，其实际和庄园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则随从目代（当时的贵族，就任国守等地方官多不赴任。多置代官辖之，自己则在京都坐收年贡，目代便是这类代官的称呼），在庄则出仕预所（庄官），被课以公事，杂役，昼夜无宁时”，其地位和以前并无改变，所以说平氏不能获得武士们的真心拥戴，反而逐渐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平氏集团的专权又和专制意欲极强的后白河法皇为首的院势力发生了冲突，平氏便采取极端手段，幽禁法皇，罢免廷臣。正如当时的贵族九条兼实在日记《玉叶》中所记：“（平氏）强大之威势，满于海内；苛酷之刑罚，普于天下，遂众庶之怨气答（达）天，四方之匈奴成变”。于是在时局动摇之间，平氏主政下的诸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诸国源氏纷纷在地方武士们的拥戴之下举兵割据，从京都朝廷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关东地方本来就是武士势力的诞生温床，并且以平将门为先驱，向来有自成一统，对抗畿内王朝统治的历史传统。初代将军源赖朝就在关东武士的拥戴下起兵割据关东，并且压倒了同族，消灭了平氏，从而建立起政权。所以镰仓幕府在草创阶段，其性质上应该讲是东国武士的联合政权。赖朝之所以能够实行其独裁统治，多半是因为其作为一个武家“栋梁”的优秀素质，而能使武士们慑服。而年少气锐的二代将军源赖家想要仿效其父的作风专断独行，就立即遭到了有力御家人们的一致反击，他被剥夺了亲裁权，权力则落入了一个由十五名元老级御家人武士构成的会议之手。在这个历史阶段，本来不过是伊豆地方的一个小豪族的北条时政、义时父子凭借自己“镰仓殿（指源赖朝）御外戚”的地位，利用自己的女儿源赖朝正室北条政子在广大御家人之中的巨大影响力，逐渐排除清洗了政敌，扩充了实力，并且获取了极大的政治权力。三代将军源实朝莫名其妙地惨死后。北条氏从京都迎立同源氏有血缘关系的藤原摄关家出身的九条赖经为将军，并成功击败了以后鸟羽上皇为核心的王朝势力利用幕府政情不稳发动的复权挑战（承久之变）。自此，北条氏作为幕府的执权（此名本是幕府政所别当的别称），牢固地掌握了幕府的最高行政权力。 
但是，北条政权存在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他们在家世上缺乏权威性。前文已经提到，自平安中期以来，日本的国制从汉风的律令制官僚式政治向权门私族政治的方向发展。朝廷的各种职位，再也不由个人的实力担当，而逐渐被各个司责专门职能的家族所垄断。如摄政，关白一职永远被藤原北家中的御堂流（兼家——道长系）垄断。要担任三位以上的公卿，那么就要有与其相应的家世资格。而一些职能性的部门，也被一些世操其业的家族代代相传，如明经道成为清原氏，中原氏的世传私学；司历道，占吉凶的阴阳寮长官阴阳头一职，世代由安倍氏，贺茂氏出身的人们担当。军事职能也是一个道理，自武士阶层的形成过程中，尤其是以发生在9世纪的承平、天庆之乱为契机，出现了一批血统非凡，并有代代相习传统的所谓军事贵族，他们直接奉仕于朝廷，本身则被视为王臣贵族，而非一般的“诸国兵士”，其中著名的如秀乡流藤原氏，以桓武天皇之孙高望王为祖的桓武平氏，以清和天皇为祖的清和源氏等，源赖朝出身的清和源氏嫡流河内源氏就属于很典型的这类军事权门。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建立东国独立政权，受到武士拥戴的根本原因。源赖朝起兵伊豆时，三浦半岛上的武士雄族三浦氏的族长三浦义明就高兴地说道：“我以源氏累代之家人，幸逢贵种再兴之秋”，于是举兵响应赖朝起义（《吾妻镜》）。这句话很鲜明地表现了武士们崇尚“贵种”的思想意识形态，然则查考三浦氏的家系，可以发现他们也不是泛泛之辈，也是桓武平氏的名门。为什么三浦氏所属的关东平氏系统和平清盛的伊势平氏系统一样同属军事贵族的桓武平氏，三浦氏就不能和源赖朝相提并论呢？就因为他们世代为相模国衙的土着在厅官人，未能直接奉仕朝廷，从而在漫长的岁月中，褪去了名族出身的光环，而成为了京都贵族们所轻视的“乡下武士”了。北条氏也是一样，他们甚至可以说和在京都盛极一时的伊势平氏系出同门，都是以征讨了那个自称新皇、欲在关东打下一片新天地的平将门的平贞盛的后人。但是北条氏之祖，贞盛子平直方在镇压1028年发生的平忠常之乱中表现拙劣，声望尽失，后来甚至嫁女给最后胜利平乱的河内源氏首领源赖信（赖朝之祖），对之执家礼，奉之为长。故而其子孙终而堕落为“诸国兵士”了。这样的先天不足，就是北条氏永远只能作为“贵种”出身的将军的“御家人”，而不能凌驾于将军之上，在同自己一样的御家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的道理所在。北条义时之所以能够专断幕政，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三代将军源实朝受御家人大族势力的牵制，而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职权，从而沉迷于文道，对政务兴致淡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姐姐北条政子的权威，甚至可以说，政子充当了御家人栋梁的角色，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北条义时只是单单掌握行政权罢了。而政子在义时子北条泰时担当执权没有多久就过世了。所以说没有权威可以依托的泰时，只能继承幕初御家人共同执政的传统，只将自己置身于御家人会议主席的地位，以公平的态度处理政务。并且，他还面临着有力同族与之相争的威胁。他刚即位，就碰上自己的后母伊贺氏和有力御家人三浦氏通声气，意图拥立己腹子北条政村的阴谋事件，全亏姑母北条政子，才将事态压制到最小限度内。但是他的弟弟们也有对他不甚待见的，如其弟名越流北条氏之祖名越朝时，其母是开幕元老比企朝宗的女儿，最受义时宠爱，只是不幸佳人薄命，早早去世了。而泰时的母亲的身份，却莫能审出其由来。所以朝时大概不大看得起这个母亲出身低微的大哥罢。二人不和闹矛盾，连京都的公卿也时有所闻。《吾妻镜》记载了这样一段逸事：泰时在分配父亲义时的遗领时，没给自己留太多领地，而将大头分给了弟妹们。北条政子看了，觉得很奇怪，说；“大体上很好，但是嫡子的领地怎么这样少？”泰时就说：“此身已为执权，还对领地有什么企望？还是让给弟弟妹妹们罢。”把政子感动地涕泪俱下。这不能光看作是泰时良心好，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北条庶系势力之强，使嫡流并不能作等闲观。
如上文所述，北条氏只掌握着幕府的行政权，却不能掌握对御家人武士的主从支配权。主从支配权无疑是作为“贵种”的将军所独有，北条氏不能染指的禁脔。而成长起来的摄家将军九条赖经却不甘心让政权操在北条氏手中，他一边和在承久之乱后担任关东申次，掌握了朝廷大权的父亲九条道家互通声气，在他身边还聚集了名越流北条氏，三浦氏这样对北条嫡流执政有所不满的有力御家人。他以作为将军家内廷经济的延长，管掌着镰仓市政的政所为制度上的据点，以自己的近臣和上述不满北条家的有力御家人为力量，同以御家人会议—评定众为基点，掌握着行政裁判权的北条氏嫡系执权搞对抗。北条泰时之子北条经时担当执权时，排除将军对执权行政执法工作的干扰，定“不易法”，宣言泰时时代所定的判决决不可轻易改变，并逼迫赖经把将军职让给了他的幼子九条赖嗣。从而激化了将军同北条一族的矛盾。于是当时宗的父亲北条时赖在1246（宽元四）年代替病死的兄长经时出任执权时，加强北条氏嫡流的权力，稳定幕府政治已经刻不容缓。时赖当机立断，立即将尚在镰仓图谋不轨的前将军赖经送回京都，清洗了将军的近臣以及一族中依附将军和宗家搞对抗，野心勃勃的名越朝时之子名越光时。（“宫骚动”）并且和姻族安达氏（也是幕府建立以来的宿族）联手，在1247（宝治元）年断然发兵族灭了有力御家人三浦泰村一族（“宝治合战”）。借这个机会，迫使朝廷的执政者赖经之父九条道家下台，使一直亲幕的公卿西园寺氏担任关东申次一职，废掉将军九条赖嗣，在1252（建长四）年改迎后嵯峨上皇的皇子宗尊亲王为将军。这样一来，幕府中就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同北条氏并驾齐驱了。于是，时赖固然因为他的所谓“抚民”政策，被作为名君而万世传诵，但是他的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他的父亲泰时那样公平正大了。在流放前将军九条赖经时，时赖将可信赖的一族，缘戚安达氏，乃至有力御家人的代表三浦泰村召集到自己的私邸，评议政变之事。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寄合”。本来，放逐前将军这样的重大事件，无疑是应该通过幕府评定众公议的。时赖的这种做法，为以后北条氏跳过幕府原本的政治决断机关评定众会议，以所谓“寄合”——一族内部的私议了决军国大事开了先例。并且时赖还积极将北条嫡家的家臣“御内人”引到幕府政治的前台，上面的“寄合”，都有着他们活动的身影。时赖在1256年（康元元年）因病出家，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权力，新上台的赤桥长时，只是替他的幼子时宗到成年为止代看一下位置罢了，这又说明幕府的主权已经转移到北条氏嫡流的家主（称“得宗”，北条义时出家后法名德崇，因之而名）手里，而家主是否出任执权，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北条氏虽然通过强权，彻底稳固了他们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如前所述，他们始终没有资格取代将军，自己成为御家人武士们真正的主君。所以北条氏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做为御家人武士的利益代表，保护御家人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北条氏就会失去在政治上立足的根本。但是为了擅权，他们又不得不桊养自己的爪牙——即他们自己的家臣团“得宗御内人”集团来牵制御家人集团的势力，维护自己的权势。于是这两派人在幕府里明争暗斗，北条氏虽然在心里自然是偏向得宗御内人一方，自己专政的，但是因为两边都不能得罪，所以无法明确自己的立场，只能做和事佬，以妥协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矛盾，镰仓后期的政局就陷入了这样的两难怪圈之中。
北条时赖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北条时宗就任连署，开始执政的时间段上，上面已经讲到，北条时赖企图运用集权高压的手段，来解决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尖锐矛盾。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时宗一走上政治的前台，就面临着诸如御家人贫困，“恶党”活动激化等种种尖锐的矛盾。时宗首先着手集中权力，1266（文永三）年3月6日，幕府突然宣布废止引付诉讼制度，各种零碎诉讼案件通过问注所解决，重事则将评定众编成三组分别处理，并由执权连署亲自裁断。在1267（文永四）年12月，为救济御家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德政令”，首先禁止御家人买卖领地，已经成立的交易，若发生在御家人之间，则卖方向买方交还本金，就可取回所领。如果对方是非御家人，或平民，就可以无偿取回。第二是禁止以无偿让与的名目将所领让与他人，其三禁止女性离婚后将前夫让与的领地交给后夫，并且禁止非御家人的女性，及身为艺人（如白拍子等舞女）的女性继承丈夫的领地。这些政策，无一不是为了防止御家人领地的流失，以及进行自时赖以来一贯来的对经济活动对幕府御家人体制腐蚀的抑制。时宗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就不得不和他的父亲一样，对北条氏专权最大的隐患——将军动手。后嵯峨天皇的皇子，被北条时赖奉戴成为镰仓将军的宗尊亲王这时已经成长为一位亭亭玉立的青年，却被冷落在将军的御所里，除了参庙拜社，什么事也无法过问，身边的警固武士，也东说脚疼西推腰痛，不来御所当班。在1265（文永二）年4月，御所上下竟一个可供使唤的武士也没有了。这样的境遇，使宗尊亲王不免有些怨愤。于是一时间，将军频派密使上京的风声四起，时宗本人虽然同将军私交不错，对此也不能放心，正巧，这时又发生了将军的护持僧良基僧正同将军夫人密通的事件，时宗立即在1266（文永三）年6月20日召集北条政村、金泽实时等一族要人，及妻族安达泰盛等人召开私邸评议，良基僧正闻之逃之夭夭，将军夫人和宗尊亲王的幼子，不满3岁的惟康王在23日被转移到时宗的邸宅里保护了起来。镰仓市内陷入了大混乱，近国的御家人们闻讯纷纷全副武装地拥进镰仓，企望着打一仗可以靠军功捞恩赏。百姓们则忙着拆房搬屋，把值钱的细软转移出去。这当口，将军的御所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武士守卫，门可罗雀。七月三日，时宗的使者少贰心莲，二阶堂行一二人两三次出入将军御所。这样的举动，不免得让一些亲将军的武士心中生疑。在第二天正午，幕府前一番引付众头人名越教时，大概是对昨天时宗的举动有什么想法。突然带着数十骑兵马离开自己在药师寺谷的邸宅，到塔之辻摆开阵势。时宗急忙派遣家臣去制止，但是教时也没有一点服从的样子。教时是名越光时的弟弟，向来就同将军走的比较近，并且因为幕府废除引付制度，自己担任的一番引付头人的职衔也跟着被免掉，他如此做，明显是对时宗的抗议示威了。这事件恐怕也坚定了时宗流放亲王的决心。在当天晚上，宗尊亲王就被塞进轿子送回了京都。当他在20日抵达京都以后，他的将军职已经被幕府夺去，由其幼子惟康亲王改任了。在可怜的亲王回到京都以后，父亲后嵯峨上皇因为忌惮幕府，也不敢允许儿子来面觐。到是幕府派使者来上京劝解，并向亲王寄进领地，权作安慰。可怜的亲王受了打击，在京都没有挨过几年，就在文永十一年（1274）七月过世了，年仅三十三岁。那个良基僧正，不久也就在高野山中绝食而死了。（《北条九代记》载，这个良基僧正一直在教唆将军起来打倒北条氏，名越教时也有予其事，此说可备参考）在宗尊亲王归京的第二个月，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国书事件。时宗也在是年三月五日出任执权。面对逐渐增大的对外压力。时宗一方面命令在九州，西国拥有领地的关东御家人西下，以加强防卫力量。如文永八年（1271）九月十三日，时宗对本领在相模，拥有萨摩国阿多郡北方地头职的御家人二阶堂氏发下命令：“蒙古人可袭来之由，有其闻之间，派遣御家人至镇西等所，早遣有器量（能力）之代官赴萨摩国阿多北方，相伴守护人，且使备异国之防御，且可镇领内之恶党”，还命在肥后国拥有领地的武藏国御家人小代氏速下肥后所领备战。当时，大量关东御家人受遣进驻自己在镇西的领地，如相模的大友氏移往丰后，骏河吉香庄的地头吉香氏移住安艺国，后来成为吉川氏，远江相良庄的御家人相良氏移往肥后的人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尽举。在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幕府内存在的隐患，时宗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清除。在此背景下，就发生了所谓“二月骚动”。
文永九年（1272）二月七日，镰仓发生了原因不明的骚动。结果，在十一日上午九时左右，名越教时以及其兄尾张入道时章的宅邸突然遭到御内人的突袭，时章自杀，教时被诛。之后，查明教时实有异图，但是时章并未有预。于是时宗便处死了突袭时章宅邸的大藏赖季、涩谷朝重等御内人武士。四天后，时宗的庶兄、担任六波罗南方探题的北条时辅，遭到北方探题北条义宗的攻击，亦被诛。因为这些事件连续发生在文永九年二月，故史称二月骚动。骚动的真相究竟如何？史料并没有太多的透露，只有《保历间记》中称北条时辅“年来有谋反之志”。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事件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此次事件，是时宗的指使是应无疑，这从执行人员都是北条氏的家臣—“御内人”或北条一族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时宗不仅要使幕府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北条氏一门。更要将这个权力集中在北条氏的当主—自己身上。通过二月骚动，时宗杀死了可能与自己有矛盾的庶兄，并且给予一族中的不稳定分子名越氏一族以沉重打击。在时赖时代，名越光时已经因为有预前述将军九条赖经的阴谋而被流放，其弟时幸自杀，另外的两个弟弟教时，时章都死于此次事件。而使名越氏几濒灭门。而名越氏在九州的三国守护职都被时宗一党瓜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北条氏嫡流通过这次事件，不仅确立了在一族中的绝对地位，还大大扩充了实力。而外在因素—对外危机的迫来，不得不说是加速这一动向的一大契机。并且，在日后的备战中，北条氏以加强防备为理由，大量补任族人为九州、西国各地的守护，这大大加剧了“御内人”和所谓“外样御家人”的矛盾，并集中体现在御内人的首领，北条氏家政机关得宗公文所的头目内管领平赖纲和时宗的外戚，御家人的代表安达泰盛之间的对立。两者在对蒙抗战的过程中，围绕各种各样的事件议题，都有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和政治暗争。就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因为外部威胁而内部矛盾加剧，内讧迭出的当口。对马海峡却出人意表地安静了下来————自金有成出使后的三年间，蒙古、高丽的通使招谕突然停止了。其原因就是：高丽发生了激烈的反蒙斗争—三别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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