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赴了一场家庭聚会。席间有位小伙子，全程几乎与他人无交流，也不怎么吃菜。长辈们聊得热火，间隙偶然看到他，就来上一句：“小某，怎么不吃呀？多吃点，看你这么瘦。”到后半程，话题有会儿集中到他的发型上：“你怎么留了这么个中分头，一低头，头发都遮住眼睛了，不难受啊？”“这个发型倒是挺像青年毛泽东的。”……由这个场景，我想起这些年一到此时便火热的话题：你为何越来越不喜欢过年了？该主题下随便那个问题点进去看看，都是年轻人一边倒的抱怨，讨厌长辈唠叨是主要原因。无论是打温情牌的关心模式，还是摆家长威风的指责模式，长辈的唠叨离不开催婚、催生娃、你的腔调他们看不看得惯、对你的工作是否满意等话题。不管对话是怎么开展的，根子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三观疏离——俗称代沟。潮流年年在变。但走马灯似的潮流是由走马灯似的新人引领的，具体到某人，还是那一个。年轻人正逢其时，而中老年并不都能跟上趟。大家都在各自的频道上，难以产生“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隔段时间会找一集评分较高的《奇葩说》来看，为的就是领教一些“奇葩”的新价值观。接不接受倒在其次，起码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多么出格的东西都会有其拥趸。在看待与自己相异的观点（尤其来自比自己年轻的人）时，能更多理解。一方面努力不让自己的被讨厌指数升太快，另一方面当自己面对长辈时也能更耐心包容（请想象一位左支右绌的中年人模样）。在年轻人的话语主场中，自然是抨击长辈三观陈腐。但不喜欢回家过年，或者更明确的说，不喜欢跟老年人相处，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养老矛盾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前段时间，我因小病住了几天院。同病房的是两位年过八旬的退休教师，把康复医院当养老院住着。每天她俩的子女都会来看望，待上十来分钟的样子。因为日常起居、医疗保健这些方面都有医院的照顾，子女来也没啥活好干，常常就是在责怪、呵斥——她们的记忆力已经严重衰退，在年轻人看来，很“不懂事”了。不由想起我自己去看望九十岁奶奶的情形，几乎每次都是耐着性子才能听她千篇一律地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打心底里，我有点“怕”去看她。有时候挺佩服义工和医护人员，他们能够常年累月地照顾老人。但往深里思索这些坚持的动力，就会看到除了同情弱者的本能，他们还受到来自社会的另一套评价体系的推动。而仅仅依靠亲情维系的赡养主体，却不得不对抗另一种天性：推陈出新，具体到人的迭代，也是如此。爱幼不尊老，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已写进了基因，成为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的残酷天性。
前段时间看了个有意思的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里面提到全职家庭主妇一年应得的工资是403万日元（如果没记错的话）。男主外、女主内，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也逐渐有更多人用价值尺度来衡量女性没有报酬的家务活。
而要在工作（尚未退休）、照顾小辈的同时照顾老人的中年人，他们的动力仍然只有上文所说的道德伦理——毕竟这方面的经济利益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有悬念。
就像把钱说成经济会让人容易接受一些那样，结合义工、医护、家庭妇女的情形，我开了一个脑洞：如果能够在亲情人伦这些需要自律的动力之外，陪伴（赡养）老人还能有额外的价值评估体系，比如用人单位给予更多的机动假期、像某些地方所实施的义工服务时间可以兑换成某种绩效的措施、养老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赡养经费（需要核准后才可以领取）……但这些绝对不等同于“如果做不到，就要如何如何处罚”。
回到开头说的过年恐惧。人到中年时，想到这些。也许因为正处在既为见自己长辈焦虑、又要期待自己的小辈回家过年的节点上吧。嗯，也许是时候为自己存点养老基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