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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岁寒三友》讲了三户人家的兴衰，他们“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属于“不上不下”的“中等阶级”。其中有家原先开绒线店的，老板叫王瘦吾。少年时仗着老头子的经营，终日舞文弄墨，追名士、交朋友，好不潇洒快活。老父死后，他接过家业，担子日重，家道也中落，他便与诗文再无交集。王有三个子女，最小的尚在妈妈怀抱中，大的一双儿女都已上学。衣服还好凑合，难办的是鞋子。儿子最怕下雨天。同学们都有胶鞋，他只有他爸的钉鞋，就是那种底纳得很厚很硬的布鞋，反面钉上密密麻麻的圆钉，走在路上嘎啦嘎啦直响，同学们都朝他看。因而一到下雨天，儿子便不想上学。妈妈每次都哄说明年买。孩子回：“您都说了几年'明年’了！”但还是拗不过，拿过旧伞，又嘎啦嘎啦走着上学了。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学校要求一律穿白球鞋。家里没有，妈妈很为难，就让女儿别去了。姑娘不像小子那般犟，只是不说话，在一旁抹眼泪。当妈的不忍心，问邻居借了一双白球鞋，比着孩子的脚，连夜做了一双。女儿早上起来，看到床前一双新鞋，趴在妈妈胸前哭了。几年前看过一部伊朗电影《小鞋子》，简直就是汪老小说里这两个情节的异时异域展开版。男孩阿里帮妹妹去取修补好的鞋子，却不小心弄丢了。兄妹俩只好继续轮流穿着阿里的鞋上学。阿里原本指望和父亲一起打工挣钱给妹妹买鞋，谁知父亲却意外受伤，赚来的钱全看了病。有一回阿里得知全市要举行长跑比赛。冲着季军奖品是双运动鞋，他苦苦哀求老师允许他参加。终于参加比赛了，他一边告诫自己一定要拿第三名，一边拼命奔跑。谁知阴差阳错，他居然拿了冠军。看中的奖品没拿到，自己的鞋却已经磨烂。汪老笔下的王瘦吾看不了妻儿吃苦，四处奔波，脑筋动空地做了无数生意，后来靠开小厂赚了些钱，日子有了起色。影片的结尾，阿里的爸爸也总算赚到了钱，给兄妹俩各买了双鞋，正骑着自行车回家。小说里，王家交的好运却没有撑到结尾。因卷入与欺行霸市的流氓的恶性竞争，王家的厂破了产，积攒起来的家业败了，一点点底本都换成了给王瘦吾治病的药渣子倒在了街上。电影与小说终归是虚构的文艺作品。现实里，倒总有些励志的逆境反转型新闻故事流传。除了真与假，时间尺度上也有不同。电影与小说都是慢悠悠地叙述着，新闻或是耳闻却只是主人公一生某个时间点上的纵向切片，不知道会不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去追踪他们的后续故事。我只是厌恶社达者把可怜人视作咎由自取、主张任其自生自灭那种恶，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人生需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突然想到，也许人的一生原本就像是个函数f(x)。虽然我不赞同社达者的大多数观点，但觉得人生还是要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f(x) 前加个A，并且这个A>=MAX(|f(x)|)。书看完了、电影落了幕，但王瘦吾和阿里两家的人生还在继续。虽然看似在那个时间点上，他们积攒的A还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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