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工作奋斗的那些年（2）（上期回览） FESCO国际教学中心的汉语教师，大部分都是没有编制的兼职人员，教师们的上课时间也不像正规语言学校每学期都按照课程表上课。 很多教师都会像我一样，去学员家里上课或者去他们所在的公司上课。只有少数学员会主动要求到教学中心学习，以便感受课堂氛围。 每个学员还可依据自己的时间自由安排上课的时间段，有的人每周只上一节课，有的人上课时间需安排在早晨上班前或者晚上下班后。他们也会因为出差、休假或者临时有事，随时调整或取消上课。 有的老师戏称我们上课就像是打工刷盘子，盘子刷得多，才能挣钱多，课时费与课时多少成正比。有的老师为了多挣点钱经常去张老师办公室央求多教几个学生多兼几堂课。 张老师是国际教学中心的领导，她除了教学之外，主要负责教师与学员间的课程对接。 为了将我留在教学中心，她将高桥太太的课给了我。相比那些每周只有一课时的汉语教师，我每周10课时，每月40课时，实在是令人羡慕嫉妒恨了。  不仅如此，1993年，在北京地铁公交联合月票18元一张，坐地铁不分远近一律五毛钱一张票，坐公交车一毛钱一张票，打个面的10公里以内10元钱的年代，张老师为我向高桥家争取到了交通补助费每月400元，不是人民币，是外汇券-FEC。 外汇券全称“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兑换券”、“外汇券”，英语缩写FEC。它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产物，民间称为“特权货币”，于1980年4月1日发行，1995年1月1日停止流通。 在那些年里，来华工作或旅游的外籍人士才可用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币兑换处换取外汇券，然后在中国的免税店及友谊商店等只许外宾出入的商店、宾馆等处使用。 “外汇券”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等同于外国货币，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更别说见识过了。 课时费是统一的，一课时20元FEC，但是课时费不同于交通补助由学员直接向教师支付现金，而是转账给FESCO，FESCO扣除50%的管理费后，将剩余的50%外汇以1:1的等值人民币打入我们教师的工资卡里。 我后来正式加入外企， 最初半年，FESCO打入我工资卡的人民币工资仅是公司支付全额工资的35%。 在FESCO对外国企业垄断的年代，外企的中国雇员即使收入优厚，也不如FESCO机构的利润高。  逐渐的，FESCO的部门庞大起来，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国际教学中心也分配来了一位比我大个三五岁、没有外语基础的安老师。 安老师是个小矮胖子，身高也就一米五几，皮肤黝黑，脸蛋左右各有一块高原红。她穿着朴素，经常穿一条无领无袖红底黑点的棉布连衣裙，从远处瞧，活脱一只七星瓢虫。 她负责教学中心的行政工作。一次我去教学中心领取教材，她面带微笑的迎上来，问我需要什么教材，并将我领到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功夫，她找出教材递给我，连签字登记都替我代劳了。 她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顺势坐在我身旁，有事没事地跟我攀谈了起来。 她先是夸我们汉语教师有本事，学历高，外语好，挣钱多，而且时间自由。不像她在教学中心这样的机关部门，就那么点死工资，每天还要按点上下班。然后，她话题一转，开始打听我授课学生的家庭情况。 初入社会的我，毫无心里防备，就将高桥太太家的情况脱口而出，还告诉她高桥太太对看孩子的陈阿姨不满意，希望再找一个“不吵闹”的。 安老师似乎扑捉到一条特大喜讯，眼睛冒光，嘴角上扬，然后告诉我她马上要开会，就不留我了。  没过几天，高桥太太家的陈阿姨果然不见了，代替陈阿姨的是一位长得又矮又胖的安阿姨。 安阿姨说不出是眉眼还是举止与安老师有些相似，而且“安”这个姓氏在北京也不是大姓，我判断她们俩一定是亲属关系。 安阿姨总是穿着“阿婆服”上班，人倒是很安静，不吵不闹的，莫非跟她姓“安”有关？ 我在给高桥太太上课时，她就让亮酱自己玩儿玩具，她则捧着一本《知音》杂志或者琼瑶小说看得津津有味。 一天，高桥太太正询问我去秀水怎么走？买东西怎么砍价？ 忽然隔壁传出亮酱的哭声，我和高桥太太走过去一看，孩子在地毯上玩小汽车的时候，不慎脑袋磕到了茶几的犄角上。 安阿姨吓得扔掉了手上的《烟雨蒙蒙》，飞快的用手抹掉了眼角的泪水，一手搂过孩子，一手使劲儿打着桌子角儿，嘴里不停的喊：“打，打死你，谁让你磕着亮酱了？打，使劲儿打。” 亮酱尽力挣脱了安阿姨，倒进了高桥太太怀里，哇哇哇，哭得更凶了。 高桥太太只是轻轻拍了两下孩子的后背，淡淡的说：“没事，男孩子要勇敢。”便将亮酱放到了地毯上，随手关上了门。 我们回到客厅，她吃惊的压低声音问：“刚才安阿姨在干嘛？她打桌子干嘛？太可怕了？！把我和亮酱都吓坏了。”她夸张的指着心脏，嘴中发出“扑扑”心脏极速跳动的声音。 我向她解释，“在中国，小孩子摔跤，磕磕碰碰的，老人都将责任归结于外因，她打桌子就是告诉亮酱，是桌子把他磕疼了，不怪亮酱。” 高桥太太张大嘴巴，不敢相信的说：“真得吗？不会吧？小孩子磕碜拌拌是常有的事情，教育他下次要注意危险就行了。” 然后，她想了想，又略带揶揄的说：“那么如果孩子摔跤就打地板了？孩子要是打父母呢？父母要自己打自己啦？奇怪！真奇怪啊！中国的教育真奇怪啊！！！” 这后面的两句话，虽然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了。 我即使对安阿姨这种“中国式育儿教育”颇有微词，但从高桥太太这个日本人口中左一个奇怪，又一个奇怪的怪声怪气的说出来，脸色也逐渐阴沉下来，什么话都不想说了。  两周来，我踏踏实实，专心按照教材备课，不明之处还虚心向家中的大学、中学、小学的中文教师们请教，但是到了高桥太太家，课程没讲五分钟就被她的提问切割的支离破碎。 她关心最多的语句是“多少钱”、“打折”、“便宜点，再便宜点”…… 我起初对高桥太太“不好好听讲”的学习态度很抓狂，就向张老师请教，张老师不愧为外企资深教师，她从中国的应试教育谈起，讲到我们国际汉语教学要以学生为导向，不要以课本为导向。“日本太太想学什么你就教她什么，她们又不用上班，无非是吃饭，逛街，买东西，你教她学会了这些话，她高兴学，你高兴挣钱，不就行了？对了，进度不要太快，日本太太们普遍脑子不太好，你教快了她们也记不住，反过来还说你教得不好！矫情。” 张老师鼓励我好好教课，她告诉我正在与居住丽都公寓的另一个日本人沟通教学情况，联系好了，就安排我去授课。 说完，她从化妆包里取出一支Dior口红，对着化妆镜涂了起来。 我从张老师办公室出来，遇见了我同期考入外企的两个同学，他们来业务部签入职Offer，一个入职三井物产，一个入职日立造船。（未完待续）  以上文字和绘画都是原创！喜欢就打赏，千万别客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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