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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记事·人物记·我的老师·刘老师 刘老师，刘旮旯（刘家泡）人。“人民公社化”后，刘旮旯和于家泡等六个自然村组成“高泡大队”，后高泡大队演变成高泡行政村，我们算是“一个庄儿”的，按“庄下辈儿”，我该叫他表叔。 我在姜泡儿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刘老师是我初三年级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刘老师中等个儿，挺壮实，脸略长，脸上有几个隐隐的麻子，不仔细看不显。刘老师性情温和，很少跟学生“急末”，更很少训斥学生。我升入初三是在1981年的下半年，这时高考已恢复几年，我们的“上班”已经有学生考入“小中专儿”，吃了“商品粮”，学校和家里对孩子们的学习日益重视，但十五六岁的我们对“考学”还没有概念，“小子”们更是除了生来老实、听老师话的“好学生”能够按老师的要求好好儿学习，多数都是“混打胡闹”。初三教我们化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一次上化学课，老师来晚了，老师一进教室，梁泡儿的一位梁姓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姗姗来迟——”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老师的脸“腾”地红了，冲上去把这位同学揪出教室，让他在外边站了一节课；北营儿的一位王姓同学上英语课时不知为何惹恼了老师，老师让他“出去”，这位同学却纹丝不动，老师急了，冲过去拽他，身高马大的他竟搬着课桌和老师较劲，英语老师也是一位女老师，拽了几次拽不动，只得任他在那儿站着，回到讲台继续上课，这位同学看到老师回身儿在黑板上写字儿，还摇头晃脑、吐舌头眨巴眼儿地和一个庄儿的同学搞怪。 学校对学习抓得一天比一天紧，老师对不好好儿学习、成绩靠后的学生不管是平时还是考试后宣布成绩，总是大加批评、讽刺，半是因为受不了老师的“贬斥”，半是考学无望，梁姓、王姓同学等不少学生陆续离开学校，辍学回家。但留下来的学生仍然很“淘”。姜泡儿中学的西边儿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儿，在学校的西北院墙外不远儿积成一个水坑，坑的南北近岸处生有成片的芦苇，夏天有一种叫“叽叽喳”的小雀儿，在芦苇的半腰儿搭窝，我和几个同学曾偷着去“掏雀儿窝”，秋后坑边儿的庄稼收了，一次下午最后一节课外活动，我们班十来个男同学从操场偷跑到坑边儿，在野地里打闹，刘老师听说后，追到坑边儿，招呼我们回去，但不知哪起的头儿，大伙儿忽然向北猛跑，还一边儿跑一边儿“逗糗”老师，吵吵“有本事就追儿来吔！”气得好脾气的刘老师捡起社儿员刨茬子翻起的“土路噶”朝我们“冲”来，经过好一番折腾，才象放羊人聚羊群一般把我们赶了回去。 也是在秋后，忘了出于什么原因，大概又是和老师“别卯”，也受了身边“辍学潮”的影响，我忽然闹着“不念了”。我那年十五岁，长得又矬，到家儿能干什么？而且那时我的二姐刚从滦南中学高中毕业，没有“考出去”，因为舍不得花一年十块钱的“复课费”，也没有象庄里别的没“考上”的同学一样回学校“复课”，一家人非常希望“出个念书的”，我爸爸妈一向很少说孩子，没有说什么，但要强的大姐、二姐却非要我回学校，我怕回去被老师同学笑话，说不念了又回去，拧着不去。大姐和二姐说：“你寻思干庄稼恁么（方言读作“们”）轻巧啊？”“不上学就得该干啥活计干啥活计，累死你你可别嗔着！”那时候儿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包了庄北儿一片棉花，得往队里交定量的籽棉，剩下的归己个儿，大姐、二姐、三哥带着我去拾棉花，半天下来，拾的棉花有百儿八十斤，盛棉花的大袋子装满了比我还高、有我三个人粗，三哥说他背着回家，大姐、二姐说：“你别背，就让他背，不上学就得让他知道干庄稼的苦！”我背起口袋就走，大姐、二姐和三哥空着手儿在后头看着，口袋底儿打着脚后跟，脚下的地垄、垄沟深一脚浅一脚，我恨恨地打着趔趄把口袋背回了家。 几天活计做下来，我开始怀念上学的日子，但因为“下不来脸儿”，强挺着不说。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刘老师来到我们家。一家子刚撂下饭碗，听到当院儿有人招呼：“表兄在家呢呀？”（方言“呢呀”连读，读作“nia”）我爸爸赶紧起身出去，一看是刘老师，说道：“哎呀，还是他表叔来咧，快屋儿待着！”进了屋儿，刘老师问我咋一个星期了还没上学去。我爸爸说：“说不念咧，这不在家跟着做活计呢。”刘老师听后对着我们爷儿俩说：“我琢磨着准是这么个事儿。不念可不中，本来念得挺好，考学挺有希望，要不我也不来咧！”接着问我是不是真不想念咧，咋想的，又跟我分析了在班里的名次，往年这样的名次能不能考上学，半说半劝地要我回去上学。我蔫蔫儿地说中。 第二天，我背起书包，重新回到学校。 第二年夏天， 我虽然没能考上中专，但考取了滦南中学，三年后，幸运地考上大学。 我爸爸妈一直很感念刘老师，爸爸妈说：“咱们可不能忘了人家你表叔，要不叫人家，你就家来咧，哪儿还能考上学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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