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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姑娘听见李商隐的诗歌，发出感叹，谁能有此，谁能为是？谁有这样的情感，谁又能把这样的情怀表达出来。 我现在感悟到，这种表达还分为：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想到下周要讲苏轼——我最喜欢的诗人，很多信息一下涌上来，像短路了一样，竟没有头绪。 前几天碰见画家朋友，我说，你这个人很真，像苏东坡一样；他说，真不一定能出艺术品，但不真一定出不了。世间的人不是不愿意真，是因为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这一下就找到讲苏轼的线索了——真性情！ 童言无忌。苏轼小时候听见老师们在谈论一些朝中的官员，于是问，他们都是什么人啊；老师说，小孩子懂什么，不想理他。苏轼说：“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老师就告诉他了，因此后来苏轼说八岁的时候自己就知道欧阳修这样的人了。他敢说，甚至有点儿像《世说新语》里的儿童，不仅聪慧，而且有胆识。有胆才敢于抒发自己的见识和见解啊！魏晋南北朝，思想大繁荣的时代会孕育出那些天才儿童，北宋也能，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我每每想到这一段就想，家长总是抱怨孩子怎样，教育制度如何，但从不检讨自己，苏轼如果不是出生在北宋那个时代，遇到那样的老师，苏轼也不会成为苏轼。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第一位妻子王弗，曾经劝说过夫君总是“交浅言深”，就是说在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轻信对方，这样容易惹祸上身。事实上，这跟交情深浅没关系，苏轼是个真人，毫不掩饰自己，也无意掩饰自己，无论对方是谁。苏轼曾说过，在他眼里世间没有一个坏人。苏轼和王安石是政敌，也是朋友，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针对王安石，而是针对新法的过激；苏轼和司马光同样是保守派，他后来又反对司马光，他反对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完全否定，苏轼对其中的许多利民政策还是认同的。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苏轼的朋友，也就是说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的民本思想，也是他本性的流露！乌台诗案，苏轼几乎丢掉性命，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言九鼎救了苏轼；苏轼在王安石死后，写下挽联“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可别忘了他们是政敌，这就是北宋文人的精神境界。即使是对曾经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他也从未放在心上，更别说打击报复了。他的真诚和性情，或者所谓的交浅言深，也收获了很多友谊，如果你把苏轼的朋友圈扒拉一下，就是北宋半个文坛和艺术史！ “苏家的子瞻和子由说，来世还要结为兄弟”——余光中。这世上的兄弟很多，但都有才华的却很少，都有才情并彼此一生一世真心付出的，恐怕就只有苏轼苏辙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曾经一直以为是描写爱情的句子，原来是苏轼在中秋之夜想到七年未见的弟弟，有感而发；而弟弟也每次在哥哥落难后，奔走呼告，并且愿意为了哥哥搭上自己的仕途生涯。哥哥在遇难后，自觉来自不多，给弟弟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真”，或者说坚持自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余秋雨的《黄州突围》：“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苏轼这个人特别善于自嘲，苏轼在北归的途中，曾吟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年轻的时候看见这两句，躺在床上笑了；但当我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再看时，我哭了，人生的悲凉和落寞都在里面了。他在一篇小文中谈到，刚到儋耳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海南岛，后来看见一只蚂蚁在一洼水中附在一片叶子上，飘摇无所依，没多久，水干，蚂蚁与亲友重逢，诉说了刚才的经历，感慨人生。东坡啊东坡，在那种境地下也没忘化身蚁类，自娱一下。难怪余光中会说，如果要我选一位古人一起旅游的话，我不要李白，他不负责任；我也不要杜甫，他苦哈哈的，我要和苏轼在一起，他有趣、好玩。我也不喜欢杜甫，他的诗像饥荒日记，朋友说老杜苦啊！我反驳道，东坡比他还苦呢，但他无论何种境遇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和从容。他到惠州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从儋耳北归，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但这“奇绝”背后的绝望、无助和艰辛，又有谁知道呢？ 千载之下，也只有寸心知。 李泽厚说，中国古典文学里那种对人生的空漠感，没有人比苏轼表达得更深刻了。我觉得所谓的空漠感，其实是一种超然，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和悲悯的目光看待世界。 不是吗，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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