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公之泪：印度民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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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什么视角来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源头都是“英国长期殖民统治下印度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报应的的工具往往不是由受害者所制造，却是由害人者自己制造的。”事实上，在英国统治印度的200多年中，仅载入史册的起义就有77次，其类型多种多样，有致力于解放某片区域的宗教起义；有因战争和饥荒一无所有灾民们的劫掠型起义；有旨在驱逐英国人，重建传统公国的革命运动；也有临时性对抗某种政策，要求改革的群众暴动。总结而言，诉求不一而又频繁发生的起义向我们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在莫卧儿王朝末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中隐藏着大大小小的矛盾，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用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单一因素去衡量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这也是这场起义被英国人形容为叛乱的原因——这场起义自始至终没有确切的范围、统一的政治纲领。正如镇压起义的英军将领格兰特所言：“大起义只是把百年来所聚集的星星之火演变成了燎原之势。”而与其他起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起义、或者说参与暴动反抗英国人的不止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大量的士兵和印度王公加入其中，并使其直接演变成了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起义。从表面上看，涂油子弹事件是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驻扎在各地的士兵们由于宗教问题向着欧洲人，向着基督徒进行了反抗。但隐藏在起义背后的是，英国政府对于印度进行的激烈改革触碰到了各个阶层印度人的敏感神经。从19世纪开始，随着英国对于印度殖民统治的深入，其不再满足于重商攫利的表面统治，而是更加深入的去干涉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1835年的条例规定印度政府的教育经费只能用于英语教育，而1844年的规定进一步确保了在官员任免中，会说英语，接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这使得英国人、或者说完全西化的印度人完全垄断了印度的大小官位。除了教育和公务员系统，英国人还在宗教上采取了激进的措施，从1813年开始，大量的基督传教士开始进入印度的土地进行传教，他们为了建立教堂，大量的剥夺了属于印度本土宗教，甚至是伊斯兰教的田产，而在管理层中，英国官员们也开始强迫印度人信仰上帝，急于求成的英国牧师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所有公共媒体上大肆辱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进一步激起了底层民众的愤怒。当然，英国人的跋扈并不止于此，为了更快的改造印度社会，英国人任命的总督开始有意识的削弱莫卧儿皇帝的权力，并颁布了“权利丧失制”，即没有亲生子嗣的印度王公，其土地将收归英国政府所有，这也是以章西女王为代表的印度王公在起义中如此痛恨英国政府的原因。除了这些，英国政府还推行了伤害普通农民和士兵感情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服役政策，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发生和进一步扩大。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别样的眼光来看待这场起义：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是英国政府想要进一步掌控印度，进行激烈社会变革而导致的。并不是长久的压迫带来了反抗，而是变革带来了新势力的加入，由于新加入的力量超过了殖民政府的控制能力，这样一场普通的起义才会演变成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进而成为印度人心中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象征。
一般认为，印度民族大起义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为1857年5月份发生的密鲁特（Meerut）起义，但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英国人对于印度各地区的压迫已经使得印度各地爆发了大量的暴力抗议。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潘迪事件。1857年1月，驻扎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印度士兵中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谣言——英国人发放的子弹纸上涂满了猪油和牛油。事实上，这种涂油子弹纸已经在欧洲沿用了很长时间，在向枪膛中填充子弹时，士兵们需要用嘴咬破包裹着子弹的纸皮。本来，涂油子弹纸的发明大大加快了子弹填充的速度和士兵们的射击效率，但是这一消息却同时激怒了印度军队中的两种信徒——印度教视牛为神圣动物，而穆斯林则忌惮猪肉。于是，在2月26日，第19孟加拉步兵团的印度籍士兵集体在阅兵场上向殖民军队抗议，经过谈判，当天上午的阅兵式被取消。但随着这一消息在附近军队中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反抗发放子弹的殖民者，3月29日，一名叫曼加尔·潘迪的29岁士兵在阅兵场上高喊：“兄弟们，为了我们的自由，向敌人进攻吧！”在场的军士长立即前去制止他的行为，但被潘迪开枪打中。约翰赫斯基将军闻讯来到了阅兵场内，他命令印度籍指挥官普拉萨德逮捕潘迪，但被后者拒绝，将军再三呵斥在场的警察和士兵，但无人愿意听从他的号令，直到帕拉图前来逮捕了潘森。4月6日，潘森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拒绝听从命令的普拉萨德也被杀死，该支部队被彻底解散，这一举动进一步激怒了其他印度籍士兵，随着“涂油子弹”言论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士兵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例如在安巴拉军事基地，愤怒的群众焚烧了装有子弹的仓库和英国军官的别墅。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在潘迪事迹的激励下，更大规模的暴动和军事起义在密鲁特爆发了，这将成为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随着涂油子弹事件的发酵，各地的印度士兵都奋起反抗。在密鲁特，大规模的平民和士兵暴动揭开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序幕。1857年4月24日，孟加拉第三骑兵团的指挥官命令约90名印度籍士兵表演新型步枪的射击，其中85名士兵拒绝使用子弹纸，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送进了监狱，并被判处了10年的监禁和苦役。殖民者们重罚士兵，为的就是杀一儆百，威慑其他人服从命令，但这一举措反而激发了士兵和普通市民们的怒火。5月10日，部分愤怒的市民们开始成群结队的焚烧建筑物和市场，这天恰好是周日，大部分英国籍的士兵和军官都去教堂祈祷，因此反抗者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黄昏时分，部分骑兵团的士兵们冲击了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85名士兵，并释放了800余名囚犯。在全城响彻的“打死英国人”的呼声中，大量英军军官被打死，其中也包括了部分执意庇护英国人的印度籍士兵，他们的住处和军事设施被焚烧，整个城市都落入了起义军的掌控中。很多人认为，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背后有着一个统一的秘密领导组织，或者说，发生于1857年的大部分士兵起义和市民暴动是有着相互联系的，士兵和市民们用薄饼和“红色荷花”作为标识，传递着起义的信息。实际上，这一说法缺乏具体的证据，在印度民族大起义前的几十年，印度全国发动的抗议和暴动此起彼伏，我们只能说涂油子弹事件激化了矛盾，导致军队率先开始反抗殖民者，但无法假定这些接连不断的起义背后存在组织。例如在密鲁特起义中，我们完全看不到统一的领导和实际的纲领，况且，密鲁特是当时英国人控制下最大规模、武器装备最为精良的军事基地之一，因此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密鲁特起义是一场由拯救囚犯演变成的意外。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印度籍士兵都愿意站在英国人的对立面，在起义过程中，部分印籍兵团例如第十一步兵团，选择了护送英国人到安全地方，再参加起义的做法。在控制密鲁特后，起义军迅速喊出了“让我们向德里前进的口号”。这一做法一方面源于密鲁特周围英军力量十分强大，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起义军们想要通过控制六十公里外的首都德里来进行防守；另一方面，为了师出有名，获得更多印度人的支持，起义者们也想拥立身处德里的印度莫卧儿王朝国君作为领袖。5月11日，也就是密鲁特起义的第二天清晨，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城下，在未遇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城池。在起义军的鼓动下，大量德里的平民们举起了武器，开始占领和破坏城中从属于欧洲人的建筑，印刷厂、教堂和银行均被攻占，守卫皇宫的英国籍卫兵也被杀死。守备德里的军队共有三个步兵团和几只炮兵部队，但在起义者的煽动下，部分士兵都调转了枪口，转而杀死了军队中的英国籍军官，其余人也选择了逃走。此时，城中仅剩下德里军火库未被攻占，当天午后，起义军和德里平民们向这座军火库发起了进攻，守备的九名英国人眼见求援无望，引爆了整个仓库，大量的军队、平民被炸死，附近的建筑也被夷为平地。至此，整个德里都被起义军占领了，城内的欧洲军官和平民们惊慌失措的逃往城外的旗塔，又在求援无果后乘车或步行前往卡尔纳尔，相当数量的人在沿途被村民们杀死。
与占领德里的轻松、迅速相比，起义军们说服皇帝的过程则显得格外漫长。早在11日早晨，第一批起义军便向皇帝表明了他们的来意，但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并未立即表态。在起义军占领全城后，皇帝才决定要在12日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同意支持这次起义。应该说，皇帝对英国人的统治是十分不满的，虽然其在国内任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却不拥有实权，几十年以来，一直有受到殖民者欺凌的人民前来诉苦，皇帝却无能为力。而英国总督却对皇帝的存在并不满意，他们甚至提出要废除尊号，将皇室赶出王宫。因此，皇帝在情感和现实层面上都愿意支持起义军。然而，巴哈杜尔沙二世却十分不满意起义军鼓动平民在城内滥杀欧洲人和基督徒的行为，他私自保护了部分英国人，但这一举动很快被发现，5月16日，起义军在皇宫的菩提树下公开杀死了这些英国人，以此表达对皇帝的不满。而在机构设置上，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十人委员会，其中起义军领袖巴赫特汗被任命为总负责人。而由于皇帝与起义军的貌合神离，城内的全部事务都由十人委员会决定，与战前一样，皇帝仅仅是被当作了吉祥物，大量的公告和命令都是起义军逼迫其签署的。德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印度，从恒河到其支流亚穆纳河，从旁遮普到坎普尔地区，到处都是起义的印度军队。就连当时的印度殖民总部所在地加尔各答的英国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此地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和银行家们惶惶不可终日，一天夜里，婚礼的爆竹声音响彻了加尔各答的上空，这使得当地的英国人以为起义军攻入了城市，纷纷逃入英军的堡垒寻求庇护，可见当时人的惊惧之心。事实上，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不止是本地的商人和平民们，就连总司令安生也对镇压起义缺乏信心，他一再给当时的殖民总督坎宁写信请求补给，他认为，缺乏重炮的英军根本无法平定德里的起义。而坐镇加尔各答的坎宁也对此无能为力，此时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主要集中于旁遮普地区，另有几只零散的军队分布在西孟加拉、阿格拉、米拉特等地区，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聚集起大批军队。因此，他频繁写信给孟买、锡兰等地，要求他们派出军队，就连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准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军队，也被其要求来印度镇压叛乱。后世的英国人盛赞坎宁临危不惧，从容的调遣军队，但从他书信中的言辞来看，这位殖民总督的内心远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在给锡兰总督的信中，他乞求对方“把所有能派来的军队尽快派来”，而在给英国国内的信件中，他更是直言，此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事实上，加尔各答的英国人也对于英军的表现感到悲观，他们称安生是“近卫军骑兵将军”，意在表示这支部队不能作战，只能用来观赏，迎接检阅。到了1857年的7月，英军援兵终于陆续到来，而在这近一百天的时间里，整个印度大陆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中，起义的民众和印度军队遍布了印度全境。其中，德里、坎普尔和勒克瑙是起义的三个中心。而在其他地区例如贝纳勒斯、因陀尔、旁遮普和章西等地区，起义也取得了较大成果。下面，我们以勒克瑙为例，介绍印度军队与殖民者的斗争。
在得知德里起义成功的讯息后，奥德地区的首府勒克瑙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士兵暴动，此处的守备士兵共有近2000人，由特派员亨利·劳伦斯（Henry Lawrence）爵士指挥。由于大部分印度士兵忠于英国，早期的几次起义都失败了。5月23日，亨利·劳伦斯将屡次发生暴动的第七轻骑兵团调往奥德的西北地区，以此断绝祸根，但这支部队在渡过恒河后，正式宣布起义。而勒克瑙的其余驻军也纷纷在暗中联络起义，劳伦斯对此毫无对策，只能向康波尔的驻军求援。5月30日夜晚九点，驻守在勒克瑙的第七十一骑兵团发动起义，劳伦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但他率领的印度士兵不愿向同胞开火，纷纷逃窜，他只能带领残兵退守官邸。在危急中，劳伦斯开始号召所有仍在领取东印度公司的退伍士兵们前来支援，但只集合了一百人左右，而且大多数都身带残疾或年龄过大。到了6月中旬，奥德的六个地区都宣告解放，残存的英国军队只能在火药库和劳伦斯的官邸中防守。6月下旬，奥德地区的起义军队集中起来，在波尔古特·阿赫迈德（原骑兵排长）的带领下向勒克瑙总进军，在泰哈特，起义军与前来支援的殖民者军队狭路相逢。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炮战，随后，起义军突然停止炮击，大量的骑兵部队向着英军的两翼展开突击，剩余的主力则集中攻击英军左翼。在密集的步枪火力下，英军左翼被击溃，指挥官班克斯中校被打死。为了挽救局势，劳伦斯亲临战场，意图用大炮扭转局势，但英军军中的印度籍杂役们偷偷的将火炮的绳索砍断，导致大炮无法使用，溃败的英军只能再度撤回火药库。7月初，起义军对殖民者残存的据点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劳伦斯被打成重伤，第二天不治身亡。至此，除官邸之外的勒克瑙以及剩余的奥德地区都落入了起义者之手。
与义和团时代对洋人满腔仇恨的国人一样，印度起义中的平民和士兵也对英国人充满了仇恨，在起义过程中，他们大肆搜捕和杀死英国人，无论其职位高低，是男是女。而这种情绪化的宣泄，最终在坎普尔这一地区达到了极致。如果你在1857年前问一个英国人关于印度的问题，那么他大概率会疑惑问你印度是什么国家。或许有些关心时事的英国人会模糊的记得那两场锡克战争和那个遥远的国度，但无论了解多少，英国人对于印度的感情必然是冷漠的。然而，如果你在1857年末再次询问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英国人一定会这样回复你：“印度，是一个魔鬼的国家，那里的民众都是淫荡的色狼和野蛮的非人类。”这一激烈的转变，大多始于那场残忍的坎普尔大屠杀。坎普尔距离德里约408公里，是一座面积约260平方公里的小城。在德里起义前，这里共有3000名印度籍士兵和300名英国士兵，以及约600名英国工程师、商人、妇女和儿童，其指挥官为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少将胡恩·威勒尔（Hugh Wheeler）。在印度全国性的起义和暴动发生后，威勒尔选择带领这900人固守城市南部的两座大型建筑，并修筑了壕沟（即著名的威勒尔堑壕）等待救援。与大多数起义的军队一样，这3000名印军并不打算对英国人开展报复，他们打算前往德里与起义军主力汇合，但在此时，纳纳·萨希普（Nana Sahib）以马拉塔前任宰相之子的身份接管了这支部队，怀着对于英国人的痛恨，他成功说服了这支军队调转枪口先行攻击威勒尔部。在十倍人数军队的围攻下，孤立无援的英军在抵抗三周后最终决定投降，萨希普许诺他们只要退出坎普尔，就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印军会派遣船只护送他们离开。事实上，威勒尔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圈套，但此时威勒尔堑壕内爆发了大规模传染病，事先修建好的医院也被炮火摧毁，全部医疗人员阵亡，剩余的部队继续战斗也只会全军覆没，于是他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并被允许带上小型武器用以自卫。1857年6月27日清晨，大约400余名英国人离开了堑壕，来到河边坐上了印军的小船。此时，悲剧发生了，随着一阵猛烈的对射，剩余的英国男性除4人侥幸生还外皆被射杀，留下约200名妇女儿童成为了俘虏（关于这场交战的起因，双方各执一词，有计划好的屠杀和双方过于紧张走火等说法）被关进了当地的土屋中，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7月初，英国人的援军前来营救这批俘虏，萨希普希望以他们为人质与英军谈判，但遭到了英军的拒绝，恼羞成怒的萨希普决定杀死所有俘虏。而这一决定遭遇了印度士兵的反对，他们仅杀死了4名男人，却拒绝向妇女儿童动手。在两次催促军队无果后，萨希普招募了两名穆斯林屠夫，连同两个农民和一个自己的亲信，用刀和斧头杀死了所有的俘虏，并将死者和垂死的人扔进了附近的枯井之中（一说大部分扔进了恒河）。这就是惨绝人寰的“比比迦尔（Bibigarh）大屠杀”，其与堑壕内、河边发生的三场事件被统称为坎普尔大屠杀。在英军进入此地后，发现监狱的墙上沾满了血迹累累的红手印，地上散落着大量的人体组织。为了报复这一行动，英军颁布了临时命令：被俘的印度士兵如果不能提供自己在屠杀时不在场的证据，一律处死。这些印度俘虏被要求用舌头舔掉墙上的血迹后，再被低种姓的刽子手处死，有宗教信仰的士兵还被要求吞下了猪肉和牛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数以千计的印度人在比比迦尔被杀死，用以告慰死去的英国人。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发生在英国本土，坎普尔大屠杀在英国国内掀起了一波仇恨印度人的狂潮。早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早期，英国本地的媒体就开始大肆报道印度士兵在密鲁特和德里针对基督教徒和英国妇孺的屠杀，但由于印度过于遥远，这些报道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但在坎普尔大屠杀，尤其是英国媒体对于在印英国妇女被强奸一事的极力宣传和渲染之下，英国人内心中的爱国之情被点燃了。英国国内媒体称之为“血色之月”，在悲伤和愤怒之下，英国社会几乎普遍的支持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印度的叛乱，甚至有人喊出口号：“在孟加拉灭绝每一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而在风波之中，大量的媒体也开始丑化印度人的形象，例如《民族评论报》指出：“幼稚与野蛮深植于印度人心底，文明的油漆如此之薄，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迅速扔掉。”
应该说，这些媒体对于印度事件的报导和批评是真假掺半的，印度国内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排英、排欧浪潮，也出现了屠杀、强奸的部分事件，但部分媒体为了渲染事情的严重，还是夸大甚至捏造了事实，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论殖民主义》中批评泰晤士报通过虚构了一场远在德里1000里外的屠杀来把英国人“复仇的激情发展到一种及其狂妄的地步”。事实上，英国上层的政客们也对此心知肚明，保守党政治家在迪斯雷利在给友人的信中直言这些关于印度人的报道大多是捏造的。但无论如何，经过国内媒体的渲染，英国国内对于印度人的排斥已经到达了顶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印度人的形象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被描绘为懒惰、狡诈和不可靠的代表。大部分英国人认为：通过教育和开化使得印度人和英国人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在他们心中，1857年的印度已经成为了“杀戮白人的屠宰场”。在这种复仇情绪的驱使下，英国民众们正期待着英国军队的报复，甚至是一边倒的欺凌与暴行。颇为有趣的是，与国内的复仇声音相比，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却显得格外平静，他认为：“英国公民在印度遭受的苦难和死亡是令人痛心的，但印度的形势不是真的令人担心。”另外，他还婉拒了法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的援手，“我们要用自己的球棒战胜印度人，这样才能使英国站的更远。”此外，帕麦斯顿还极力在媒体和会议上发言支持坎宁，认为他可以快速的平息动乱。这一举动招致了英国媒体和民众的广泛批评，他们认为首相太过轻视印度的局势，时任外交部长克拉伦登也表达了对于首相的不满，认为他轻率而随意。事实上，帕麦斯顿早在六月就调遣了四个团的兵力前往南非适应当地气候，为镇压起义做准备。而在起义席卷印度全国后，英国内阁又调集了超过3万名士兵乘坐火车穿越法国大陆，从马赛港乘船前往印度。在五个月内，英国调集了整整八万军队前往印度平叛，足以见其重视程度。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一大特点就是起义具有分散性，起义者们或限于阶级，或限于文化，或限于思想而无法拿出一个统一的领导性纲领。因此各个地区的起义规模和声势虽然浩大，但缺乏统一的领导和配合，无法将起义扩散到更多的城市和广袤的农村地区。在各地起义成功后，起义者们陷入了迷茫，他们坐等英国人调派援军逐个击破而毫无反应，这正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德里，起义者们为追求师出有名而拥立了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巴哈杜尔沙，但双方由于立场不同并不信任，起义的领导权落入到了巴赫特汗及其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手中。作为起义的中心，德里获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各地起义的印度军队纷纷前往德里，城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起义成果，例如向富商和地主征税，将土地分给农民，开办兵工厂武装青壮年等等，一时之间，城内的兵力达到了五万人之多。但德里也因为其中心地位而承受了最大的压力，早在6月8日，来自旁遮普地区的英军就来到了德里的西北郊（这是英国人在印度最大的一股军队，约1万人），双方陷入对峙的状态。在德里守卫战的早期，战局对起义者十分有利，凭借坚城据守的他们拥有一百五十门英国人留下的守城大炮，起义者们采取小股部队偷袭，再用大炮轰击追击敌军的方式，连续打击英军。6月18、19、23日，起义军队均采用这种战术从城的两侧袭击英国军队，此时正值疟疾和霍乱流行，英军损失惨重，一直到八月份，殖民者的军队都未能靠近德里城墙，司令巴纳德也因为霍乱病死，英军在短时间内连续更换了四任指挥官，7月14日上任的原米拉特旅长韦尔逊在给旁遮普巡抚的信中诉苦：“如果再得不到大军增援，我就要领兵退回卡尔纳尔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英国军队聚集到了德里城下，到了9月初，已有从密鲁特、西姆拉、旁遮普等地的英军聚集到了德里城下，9月7-13日，英军在城市的北郊修筑起了四座炮台，终于得以压制德里城的火炮。在英军火炮接连不断的轰击下，德里城的克什米尔门和水棱堡附近的城墙被轰出缺口。9月14日，英军分五路，从缺口处发起总攻，英军工兵趁机炸毁了克什米尔门，但在德里城中，英军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起义军以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作为要塞，向他们射击。双方展开了拉锯战，起义军曾一度将英军压制在了城市北部的狭长地带，仅在战斗开始的六小时之内，英军五路指挥官就有两人被击毙，士兵死伤过千，英军主将韦尔逊也曾一度打算趁夜色撤离城内。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和弹药不足，起义军没能抓住机会进行反扑，英军逐渐在城内站稳了脚跟。从15日至18日，双方围绕德里城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到了18日晚，英军终于占领了四分之一的城市，其伤亡超过了三千人，英军指挥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士兵很讨厌巷战，他们瞧不见敌人，只见自己人随着藏在家具或者掩体后面敌人的枪声而应声倒地。”19日，随着英军工兵使用爆破手段逐间拆除房屋，英国人终于占领了波恩棱堡附近的高大建筑，并在此布置大炮居高临下的轰击起义军，起义军被迫撤退。到了21日，英国人基本占领了德里城，巴赫尔汗率领残余的部队撤往勒克瑙。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向英军投降，被押送到了缅甸。
从过程来看，德里保卫战的失败是注定的，虽然巴赫尔汗是被起义军推选的领袖，但大部分军队，尤其是从各地前来保卫德里的军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城内的旧贵族和皇室势力也在暗中进行破坏，甚至炸毁了起义军的弹药库。而与源源不断前来支援的英国军队相比，起义军无论是在兵力、弹药还是训练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德里军民能够在连续六天的拉锯战中杀伤五千名英军，已经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在占领德里后，英军指挥官们互相庆贺说：“不出八天，起义将会平息。”但在勒克瑙，殖民者们遇到了更为顽强的抵抗。我们前文提到过，在劳伦斯死后，残余的部队困守在官邸之中。从七月开始，为了挽救这支军队，康波尔、加尔各答等地的英国人就不断派兵想要突破起义军的防线，但都在中途被击退。到了8月份，康波尔只剩下不到一千名守军，但此时的起义军队再次显示出他们缺乏指挥、各自为战的特点，他们始终在康波尔外围徘徊不前，无法集中力量消灭英军。到了德里陷落的九月份，英军已经集结起足够的兵力突破了康波尔的防线。9月17日，英军再次试图进入勒克瑙，但在沿途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仅有小股部队进入了官邸之中，其突破的阵地再次被起义军占领。就这样，双方的对峙一直持续到了11月份。1857年11月，英军新任司令科林·坎伯尔到达了康波尔，率领六千军队和四十余门大炮攻占了勒克瑙的东北部。在城市内，他们又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直到18日，英军大部终于与固守官邸的部队汇合，由于兵力不足，坎伯尔下令全军撤退，11月24日，英军大部撤回了康波尔。在1857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勒克瑙的起义军与奥德东部的部队配合，经历激烈战斗一度占据了康波尔，但在英军司令坎伯尔调集重炮后，还是被迫撤回了勒克瑙。到了第二年的3月，英军已经集结了印度地区的全部兵力超过九万人进攻勒克瑙地区，仅坎伯尔率领的主力就超过了三万，而且携带有大量的长距离重炮，起义军勉强依托城南运河坚守了九天，随后又依托城内王宫等建筑坚持了三天，最终于3月16日晚全部撤出城区。到了1858年的4月，在坎普尔、德里与勒克瑙这三个起义中心先后陷落后，尽管还有约15左右的人民和军队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坚持着与英国人抗争，但英国人已经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参加镇压起义的军队也陆续离开，起义已经彻底陷入低谷。
印度版的圣女贞德——章西女王起义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涌现出了无数反抗殖民者的英雄人物，但由于起义地域和领导权的分散，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代表起义的灵魂人物。但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位的话，章西女王拉克希米·拜依（Rani Lakshmi Bai）一定是其中的最佳人选，她虽然没有斗争在起义的三大中心地带，但她的事迹与精神却毫不逊色于在德里等地区血战的起义者们。尼赫鲁称之为：“其名突出于其他人之上，至今还在人民的追怀中被崇敬着。”1835年11月19日，拉克希米·拜依出生在瓦腊纳西地区，从小家境贫寒。在她三、四岁时，全家搬到了坎普尔王国的宫廷中当差，在这里，她与纳纳·萨希普结成了童年的玩伴。1842年，七岁的拉克希米·拜依被章西王国的魔珂罗阇（即印度王公）选为皇后，在宫廷内学习文化知识和剑术，1853年，在王公死去后，因为两人并无子嗣，拉克希米·拜依就以章西女王的身份，开始了她对于王国的统治。
章西王国位于德里以南，是一个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万的土邦，它于1770年成为独立公国，又在1805年之后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在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之后，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保留了各地的封建王公，并想尽各种办法将这些公国变成直接的殖民地，例如在章西女王登基之前，东印度公司就以无人继承章西为由，想要吞并这一地区，但遭到了章西女王的拒绝，但在英国当地驻军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土邦都被纳入了英国的统治中。因此，当德里起义的消息传到这一地区时，这一地区的民众在原各邦国王公旧势力的帮助下开始了反抗殖民者的斗争，章西女王也趁机以镇压叛乱为由集结了一支军队。1857年6月5日，当地的印度籍士兵和平民攻占了军火库，章西地区的英军将领被当场打死，残余的敌人被围困在市区的建筑物中，章西女王迅速响应了这次起义并凭借其声望成为了领导者。经过谈判，章西女王同意让他们出来投降，但在英国人走出要塞的时候，就被起义的士兵尽数杀死，这一事件颇有纳纳·萨希普的风格。在章西女王的号召下，当地的平民纷纷举起武器，与当地的印度士兵共同反抗英国人的统治。到了六月底，英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本德尔坎德邦和拉贾斯坦邦大部的控制权，这些地区的起义军大部分前往德里和勒克瑙，参加了当地的战斗。由于地处偏僻，在整个1857年下半年，英国人都没有派遣兵力对这一地区进行进攻，因此本地复国的土邦们开始为了争夺地盘而相互攻伐，章西女王也在这一时期防御了多次临近邦国的进攻。
1858年3月，在攻克勒克瑙后，英国开始派遣兵力进攻其他叛乱的地区。3月21日，英军指挥官罗斯将军带领部队来到了章西城南郊。章西城的守兵约1万人左右，而且大多是临时募集的新兵，缺乏重型火炮，因此难以和英军抗衡，为了守备城池，章西女王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毁坏了城外所有的农田，但瓜廖尔城王公辛德西亚却组织百姓和军队为英军补充了大量粮食和蔬菜。4月22日，英军见章西城地势险要，决定采取老方法——在城郊修筑炮台不停的轰击城墙。为了压制敌人的炮台，章西城内组织了两支军队，一支操纵火炮与敌人对射，一支冒着炮火修补炮台。尽管城内军民英勇而顽强，但在火力差距之下，到了29日，城内的火炮已被完全摧毁，英军开始轰击城内的建筑物。30日，坦提亚·托庇带领的援军到达了城下，但很快被英国人击退。4月3日，英军正式发起了总攻，5日，章西城全部被占领，章西女王带着养子和一千名战士，从北门前往卡尔皮与坦提亚·托庇汇合。5月份，在英军中、北部军队的夹攻之下，起义军决定放弃此地，与英军开展游击战。5月30日，起义军到达了瓜廖尔城下，第二天，起义军轻松的战胜了辛德西亚的部队，大部分印度籍士兵都选择了战场起义，投向了起义军一方。很快，占领瓜廖尔的义军便宣布在此成立新政府，号召民众举起武器反抗英国人。而在另一边，被起义军的游击战术困扰的罗斯将军很快集结了兵力，于6月17日开始攻打城池。在激烈的守城战斗中，章西女王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在她死后，女王的卫士依照印度的传统，架起火堆将其尸体火化。后世的印度人评价说：燃烧在此的火焰，是1857年愤怒山火中最后和最亮的火柱。章西女王死后，坦提亚·托庇并没有放弃，这位印度民族起义中最后的领袖，一直坚持作战到了1859年4月，才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捕。同年年初，纳纳·萨希普率领的部队也在尼泊尔被英军剿灭。就这样，印度民族大起义最后的火光被英国人扑灭了。
在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不厌其烦的向大家强调了起义的特点及其主要的失败原因——起义缺乏统一的领导。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因为缺乏协同，起义者是如何丧失掉无数率先出击，从而把握战场主动权的机会。起义者们大致遵循了这一模式——起义——建立政权——守城等待英军到来——在劣势兵力和火力下被消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场起义中没有涌现出一个有军事头脑和大局意识的指挥者，或者说，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会因为威望不足而无法指挥调动其他军队。因此，当英国人调集好了兵力，携带着重炮来到印度的时候，起义者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当然，当代的史学家们也尝试从多元的角度去剖析起义者们分散各地的原因，例如Eric Stokes提出印度人的村社归属感十分强烈，大部分士兵在所在地区的首府被起义者占领后，便各回各村的进行防守，这导致起义地区相互分割，给了英国人以逐个击破的机会。也有史学家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在起义的前期，各个宗教、各个种姓的力量都可以集中起来共同反抗殖民者，但在占领城市、分割起义成果的时候，这些人又往往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自身利益的冲突而彼此斗争，从而导致在英国到来时，有相当部分的起义者反而投靠了殖民者，以此攻击自己的敌人。例如贾特人加入起义是为了争抢地盘，而兰格尔人则是为了掠夺牲畜和贩卖私盐，但英国人卷土重来之时，大量的贾特人就选择了叛变，以此巩固自己的地盘。又例如穆斯林领袖想要发起圣战，却招致了印度教徒的激烈反对，起义的各土邦首领，或者是义军所拥立的王室成员之间相互攻伐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也正因如此，这场起义才被西方史学家们描绘为“领主之间相互攻击的叛乱”。无论如何，这场起义最终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印度来说，起义的直接后果就是莫卧儿王朝的毁灭，讽刺的是，统治印度多年的东印度公司也和这个古老的王朝共同陪葬了。正如英国首相帕斯麦顿所言：“印度的叛乱并非是坏事，或许这可能促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之上。”1858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法案》，宣布由英国王室取代争议颇多的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东印度公司的最后一任总督坎宁，成为了英国女王任命的第一任印度总督。当然，印度起义带给英国人的教训远不止这些，经过战后的反思，他们决定在提高英国人在印度军队中的比例，并严格要求大炮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而在世界范围内，印度民族起义直接鼓舞了1860年的孟加拉农民起义和1875年的德干农民运动，也为后来印度民族主义的觉醒提供了精神源头。正如印度学者所言：“从军事意义上说，印度失败了。但从政治意义上，印度通过维护精神自由的权利赢得了自己的目标，这种精神自由最终导致了印度的政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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