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余氏中医外科」（三）外科名家余步濂临床学术经验

外科名家余步濂临床学术经验

余国明 整理

一、求本溯源 刻意创新

余老认为祖国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不仅注重局部外证，更多的是要纵观整体。外科诊治强调辨证施治，起源于宋元。陈自明《外科精要》倡导了整体辨证的先河，一改秦汉隋唐重外忽内的隅局。明代·汪机曰：“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其如视诸掌乎，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洞天奥旨》指出：“外生疮疡，皆脏腑内毒蕴结于中而发于外也”；《外科正宗》又云：“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

余老认为疾病的成因不外乎内外两大因素，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邪与正的交争与变革。机体正气偏虚时，外邪容易袭体，机体受到特强致病侵袭防卫无力时，也往住导致发病，如清代·陈士铎言：“天地之六气，无岁不有，人身之七情何时不发？乃有病有不病者何也？盖气血旺而外邪不能感，气血虚内正不能拒”。

本于此，余老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恪守“外证求内，天人相应”的学术见解，崇尚宏观辨证。如在治疗“瘿病”、“乳癖”、“失荣证”等情志病时，常因人施宜，心理治疗、药物调理相辅相承，平衡心志，调节机能，以冀事半功倍，正所谓心旷方能神怡。余老妙语解心结，良药浣沉郁。力图朝着心理、药理综合疗法的模式探索，不失为古为今用，承前启后的良师。

二、审时度势 融通三法

疡证内治，源渊流长，内涵丰富，余老以为，消、托、补三法是外科内治的母法，三者并不绝然割裂，而是密切关联的，临床运用不能僵化，要辨证分型，有机结合消、托、补各有专长，各有所适。而疾病的错综复杂是不为陈式所划定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双相作用，恰到好处的融通则明显增效，反之则增水亦会覆舟。

余老指出，初起疡证以消为法，清解为首选，不可一味寒凉，苦寒直顷，克土折津，难解其证，故宜用清解佐疏解、清解辅淡渗诸法，如用银翘散合二陈汤；五味消毒饮合五苓散增删等。轻清之剂袪邪而不伤于正，中病即止。疡证中期当施托法，意在移深居浅，防止深溃旁窜。托法又分透托与补托，视其虚实而定，不可大寒重补。寒过则冰凝不解，补甚则闭门留寇。疡证后期，正伤邪退，法当以补，调气血、资化源为首要。

在临床中余老对已成、已溃疡证十分注重调理脾胃，他认为疮疡之脓与血，是肌肉为邪克所伤，必损于脾，脾居中焦，主肌肉，生化源，脾运健则精微再生为气血，复因药物作用于人体，须依赖胃气的转化而被吸收生效的，故仓廩之官，挫伤不得。

施方投药余老擅佐以扁豆、佛手、薏苡仁、茯苓之类启中调脾，以资运化，并提倡用银花、蒲公英、甘菊等药，体会其清凉而不伤胃，兼有清解顾中的作用，认为丹皮、赤芍、丹参为走血又行气之良品，较为广用。把握疾

病的标本缓急，审时度势，融通三法，毋犯虚虚实实之变。

余步濂

余步濂（1918-2001），主任医师，1918年6月10日出身于杭州锦泰钱庄职员家庭，乳名宝奎。三岁失父，因家境维艰而辍学，年十六拜胞兄余步卿学医，历五年。启蒙于《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进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名著，熟谙《疡科纲要》、《外科精义》、《医宗金鉴》。勤奋研搏，集百师之古训，奠中医之基石，抗志成一济民良医。

余老历尽旧社会创业之艰辛，开诊于杭州小河，后迁于乌龙巷及皮市巷，几经风霜，饱尝苦涩。余氏兄弟通力应诊，以医济贫，洒爱于民，执医五十春秋，诊愈万千，凡疮疡、皮肤病每每得心应手，具医术、医德盛名杭城内外。1956年余老欣然响应国家号召，舍弃高薪，参加花牌楼联合诊所（杭州市上城区中医院前身），主持创建外科，曾兼任院长。余老兢兢业业处事，谦虚宽容为人，《杭州日报》曾专题报道，人民的好医师——余步濂赞誉余老事迹，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任四届区人大代表，并多次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劳模），曾任市六届人大常委、省中医学会外科副主委、省卫技职称高评委委员等职，于1983年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名老中医。余老总结的“疔疮走黄”、“乳癖”、“肉瘻”治验等论文曾在省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深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