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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败给清军后才想起称帝,李自成的举动有何深意?

 老沔城人 2022-07-16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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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败给清军后才想起称帝,李自成的举动有何深意?


    首先弄清一个问题,李自成当了多久的皇帝?严格来说,就一天而已。

    公元1643年3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新顺王”;

    1644年正月,他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为“大顺”,定年号为“永昌”。但在当时,李自成并没有称帝,而是称王:“自成称王于西安”,毕竟法理上的正统皇帝崇祯,那时还好端端地在北京城内坐着。

    同年3月17日,李自成围攻北京;19日,崇祯自缢,李自成进城,明朝中央朝廷宣告灭亡。

    但当时的李自成并没有称帝。4月20日,他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多尔衮联手击败,26日逃回北京。29日,他才正式称帝:“二十九日丙戌僣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

    但在称帝的第二天,李自成就逃出北京,在清军的追击下辗转陕西、湖北作战。下一年5月,他被当地地主武装突袭而死,时年39岁。


    问题来了,李自成为啥西安不称帝、打进北京后不称帝,反而在败给清军、大势已去时才想起这档子事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腆纪年附考》记载的一件事。

    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曾经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北京城找崇祯谈判,开出的条件如下:

    明朝封李自成为藩王,以陕西、山西为封地,并赐银100万两;
    李自成承诺帮明室干活,不仅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还将保卫辽东、对抗后金。

    对于这种记载,目前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的杜撰,毕竟当时的崇祯已经众叛亲离、身处绝境,李自成距离九五之尊、睥睨天下的地位仅有一步之遥,哪有必要主动放弃?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李自成确实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应对不了内外交困、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关于打天下、治天下之间的辩证关系,许多帝王将相曾做过高度相似的论述。

    春秋时期的晋文公曾感慨:“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

    刘邦建立西汉后,曾经骂那些谈诗书的儒生:“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但对方随即反喷:“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这犹如平地一声雷惊醒了刘邦,从此改变了对儒生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曾指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对于打天下、治天下哪个更难的问题,他的答案是都很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打天下虽难,但已经过去了;治天下的挑战,这才刚刚开始。 

    相比较而言,李自成打天下的难度其实并不大。

    明朝并非亡于清军,而是被“流寇”推翻。但何谓“流寇”?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安分守己、辛劳耕作的农民。但在明朝中后期,他们面临了两方面的巨大威胁:

    其一,天灾。频繁的自然灾害。早在中后期,北方就时常爆发大规模旱灾,成化年间,陕西、河南、山西等地“赤地千里,尸骸枕藉,仅存无几”;嘉靖年间,山西大旱三年,“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曰人市”。而在崇祯年间,陕西大饥,“延安一府吃榆皮石块,乃至以小儿为食”……

    其二,人祸。面对自然灾害,明朝廷不但疏于赈济,甚至因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加剧了危机;雪上加霜的是,朝廷为了应对后金而不断增加赋税,“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 

    即使这样,在一开始,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大多情愿苟且求生、也不落草为寇,当时的暴动规模较小;但身为帝国的统治者,崇祯皇帝并没有针对事情的根源采取措施,比如一边赈济灾民、一边与后金开展和谈,力求先安内。

    但现实与之相反,崇祯执迷于武力,孜孜不倦地追求以暴力清剿这些“流贼”。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内部战争上,还迫使更多人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据称当时的形势是人们“俱从贼,贼转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无路可走的饥民不得不起而为“贼”,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一些明军将士甚至也落草为寇……

    而李自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在长期的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将士同甘共苦、勠力同心,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与之相反,崇祯帝则“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名将都被朝廷折腾的够呛,这如同为起义军送上了神助攻。


    慨而言之,明朝之亡,源于自然灾害、清兵侵扰、沉重税收而引发的社会系统性动荡。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看似战力彪悍,但如果崇祯和朝廷里的官僚们稍微少“作死”,战局就极有可能大不同。

    打天下有运气的成分?那么治天下呢。

    纵观历代经验,当一个武装力量推翻旧政权后,第一时间采取的举动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斯文型”。刘邦打进咸阳后,萧何“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新莽政权被推翻后,进入洛阳城的刘秀曾替更始帝“致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当地百姓喜不自胜,由此“识者皆属心焉”;李渊攻进长安城后,保护隋朝宗室,只诛杀了十余人,“余无所问”,并且约法十二条、废除隋炀帝的苛政……

    另一类是“暴力型”。战神项羽进入关中后,“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新莽时期,绿林、赤眉攻下长安后,大多烧杀抢掠“兵士辄剽夺之,又数暴掠吏民”;南北朝时期,尔朱荣进入洛阳后对北魏2000多位皇室、高官“纵兵杀之”...... 

    巧合的是,上述“斯文型”,随后都成功了;“暴力型”,则很快进入败落。这充分佐证了李世民所说的“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试图用暴力手段治国,结果必然是悲剧。

    李自成军,却刚好属于第二类。

    进入北京后的第一周,李自成曾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井然,店铺营业如常,让人们依稀看到了“王师”的影子;

    但短短几天后,起义军被苦苦压抑的自制力彻底暴露,他们四处抄家掠财,按照官员的级别、以暴力索取为数可观的金银,许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一般的士兵也纵情抢掠,“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也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无视后金在关外虎视眈眈、富庶的南方尚未打下的现实,沉迷于享乐、纵情声色。大将刘宗敏抢占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让这位原本计划投降李自成的明军大将转投多尔衮,直接导致了起义军败退北京城。 

    其实,李自成取代崇祯,并不意味着成功,反而意味着更艰巨挑战的到来。明朝中央朝廷被推翻,意味着苦苦维系的原有政权步入崩溃,而它曾面临的难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只是转移到了渠道崇祯的新一批掌权者身上:如何应对清军、赈济灾民、发展生产、稳定秩序?局面虽然复杂,但有历朝历代的经验在前,时事并非不可救药。然而,李自成集团的知识结构、施政能力都不足以满足这一要求,试图以暴力治天下,结果几乎毫无例外。

    至于李自成进京后为啥没有急着称帝,也许是不自信,或者是没做好准备;而败给清军后,则让他产生了“过把瘾”的心理,急于火线称帝后逃离北京,这无异于形同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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