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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的老张耀 孙国辉 晚上入眠前本该放松心态、忘却往事。那些一呼百诺的书记领导自有党史、革命回忆录去记载和讴歌。而生活在底层，也有些平民布衣中的“人物”，在坊间闾里为大众所熟悉，为人所知晓。这些“人物”虽不能解民于倒悬，却能解决一些小事及琐事，甚至仅仅让人愉悦和轻爽，于是留人以印象，口碑相传。 有把年纪的赤峰老人都记得照相的“老张耀”，胖胖的，微笑着目光从眼镜片后透过来，和蔼、犀利和狡黠，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却没有恃技傲人的神色。当时赤峰人大多由他照过相，颇负好评。  张耀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读小学时母亲领我照相，就是张耀师傅照的，他时届中年，但亲切机敏。我虽白衣兰裤，颈系红领巾，但形象猥琐。“蓬头挛耳，齿只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经张耀师傅摆个pose（姿势），也人模狗样地见于照片上。有哲人说“无论孩子多丑，在母亲眼里也是俊俊的”，母亲为此欢喜了好几天，还给外地的亲戚寄了几张。  作者像 初中毕业的各班合影也是张耀在三中操场给照的，他苍老了不少，穿一肥大的白府绸裤，被风吹得裤腿膨起，惹得同学们发笑。 后来我喜欢上了摄影，有空儿就往照相馆跑，看他们怎样拨光棚上的布帘，怎样揑控快门儿的皮球，怎样翻拍，怎么修版、着色，也认识了照相馆的不少师傅，间或也听他们讲张耀的秩事。 张耀，1922年生人，张耀原籍平泉，兄弟七人，张耀行六。哥几个都在平泉从事照相业，二哥张子芳、弟弟张玉偕张耀在赤峰开业，兄、弟都是修版的，唯张耀是摄影师兼暗房，即开的“华昌照相馆”。地址在二中街道北原“文瀛斋照相馆”原址，张耀就住在照相馆后院，他将家里挂个铃铛，照相馆有需要他，撂下筷子就赶到门市，十分敬业。他很善于交际，每年带着土特产到京、津、沪和供货商结为好友。当时紧俏的“爱克发”、“三角”等耗材他都能搞到手。 1956后公私合营运动，张耀以“华昌照相馆”的业主身份进入国营照相馆，成为照相师。而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从此他在人前人后矮人一等。 过去春节时期来照相的人多，特别忙，照相室挤得满登登地。到下午三——四点才吃饭，也算晚饭了。吃完饭冲版、印片儿、号版（使底片和照片相付），第二天装袋、修版、涂红（人脸曝光不足，在底片上涂红颜料使印片变白），张耀要求设备坏了不过夜，不能影响第二天营业。 对于新学徒，张耀也很热情，他不象有的老师傅在照相和暗房的技术操作时把学徒支开，而是毫不保留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人。如在暗房装胶片进版匣时，要凭散片上的切角判定反正面，感光药膜面要向着镜头方向，装反则拍不实……张耀都耐心地教给弟子们。 当初照相馆不像现在用灯光拍照，而是把影室上方建成四面镶玻璃的光棚，内以淡兰布帘遮挡，视光影需要用长杵拨动布帘调节光线，张耀技术娴熟，应付裕如。又加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在照相馆同仁中口碑很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全国闻名遐迩的承德话剧团（人们可以由该团拍摄的电影《青松岭》知道其盛名）来赤峰演出话剧，请“华昌”去剧场拍一次照。张耀亲自上阵，拍出照片得到著名演员李仁堂（电影《青松岭》扮演张万山）的欣赏。  李仁堂剧照 要知道，拍舞台剧照和在照相馆拍照有相当大的区别，当时没有光电曝光表精确的测量光线，如何曝光正确是难题，但不到40岁的张耀目光犀利，经验丰富，所拍照片曝光准确，层次分明，承德话剧团特别满意，又请张耀去拍了几次。这次拍照使张耀的技术得以凸显。  李仁堂剧照 那时的照相馆除了在店内待客以外，还要到周边的农村乡镇拍照，东边去过河南营子，水地、哈拉道口、大三家、波罗和硕，西边去过初头朗、三座店、大庙，后来还在元宝山建点，张耀、贾少华等老师傅都去过。 在张耀等老师傅的言传身教和多年的技术经验、管理经验的陪养提高下，赤峰照相馆的技术业务能力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在1972年（昭盟归辽宁时）盟饮食服务公司举办了二、三级照相师考试，张英、杨玉、董易春同期考为二级照相师。1985年又到内蒙考上一级，1988年末到内蒙考特二级，张英、李秀华、刘玉兰、刘汉武、杨玉等五人考上摄影特二级，毛兰考的修象着色特三级，当时全自治区共考上13位，赤峰就占了五名，呼市只考2名，包头只考上1名。毋庸置疑，这与早期最兴旺的“华昌”照相馆经理张耀打下的管理、经营模式、技术要求、服务宗旨等基础是分不开的。 自从1957年“右派”的帽子扣到张耀头上后，他便生活在郁闷、委曲和被歧视的阴影中，但他仍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仍然是照片张张清晰明彻，仍然是设备有病不过夜，仍然是旺季加班到深夜……仿佛不知疲倦，不知老之将至。 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年代来了，张耀做为“右派分子”自然首当其冲被揪出来，指控他是资本家的舆论鼓而燥之，又因他是赤峰“国高”（伪满时期“赤峰国民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学）的学生，因同学里有加入国民党的，便认为他做为同学也必是国民党。而国民党没跑去台湾，便是特务……本人路过四道街拐角“姐妹照相馆”时曾看到张耀等“黑帮分子”上班前低头站在门口台阶上低头示众，胸前戴着牌子……1973年随着斗争的深入，便被游街示众，游街的路线是从饮食服务公司游到博物馆（当时的博物馆在现园林路路东原赤峰卫校偏南）时张耀已患有血压高症，回家后半边脸有些肿（不知是被打还是摔跤所致），感觉身体不适，家人邀请名中医高庆和大夫到家中诊疗，不想到夜间二——三点不治辞世，那年张耀五十一岁。 一个“右派分子”还没等到摘帽就走了，一个“特嫌”没熬到平反就消失了，一个在约五万人口的县级小城里开一个照相馆的“资本家”没落实政策就不见了，尤如一片残叶被吹落在水中，溅不起一丝涟漪。但做为一个普通的平民，他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百姓服务了一生，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芸芸众生里平凡而有意义的渡过一生，难道不好么。所谓“人材辈出”，我总拿不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时期、一个流域、一个社会……我承认能“辈出”。但平庸如己并延及周围的众生是否“人材辈出”，还有点疑惑。况毛主席都说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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